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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理论界》2022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张东赞 ，山东泗水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外交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中国训诂学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汉语教学。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3部。
“常”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角，由许多常规习惯与相关行为模式等一系列重复性结构组成，是人们与外在世界达成的一种平衡，表现在外则是生活中种种“秩序”的现时化。节日与仪式性活动作为文化观念复现的两个重要突破口，前者侧重凸显时间秩序，后者侧重凸显空间秩序。可重复性使文化观念在时间层面上的叠加以更清晰的形式呈现于空间。秩序作为群体成员所共享的规则是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经验和智慧的表现，这种经验智慧只有不断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凸显才能加深人们对它的感知，形成一种文化自觉，从而不断推动人与周围环境的互动。
人类为了生存，需要通过劳动去利用自然，适应自然，经验在此基础上不断积累，智慧也随之不断向前发展，从而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时代中本体的存在，对存在发生的根源、发展的过程和动力有更真切的认知。〔1〕在共时层面，“常”既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角，也是人与外在世界达成的一种平衡，是社会生活中自然的状态。奥斯卡·克勒指出，在文化本性问题上，必须做到不把稳定性归因于人的“本性”和不把历史归因于人的演化，而把稳定性理解为历史业绩，这种业绩只有在演变中做出来。历史不是由众多不可重复的奇特事物以及具有威力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构成的，而是由日常生活中许多常规习惯和相关行为模式等一系列重复性结构组成的。地方性的习俗、个人习惯各以其不同的社会生活秩序跟一个包括方方面面的系统的功能要求、法则和决策交织在一起，从而逐渐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秩序。〔2〕其中，节日与仪式化的活动将前人所传承的经验呈现于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与空间领域。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中“常”构成了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促进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交往与信息的传递。  一、节日与仪式活动：时间秩序和空间秩序 人不是反社会的独眼巨人，更不是无私的蚁群，而是具有群居属性的“社会动物”。现代生物学认为，人类没有经历所谓的“隔离期”，人类的灵长目先驱早已开发出广泛的社会与政治技巧，促进合作的功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一种生存本能。公共组织在人们中间自然形成，只是不同的环境、思想和文化，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合作方式。〔3〕人只有在与他人的不断交往中才能不断发展与凸显自身个性，加深自我认知。因此，趋同与遵守秩序成为人们交往的重要原则。社会秩序是交际正常进行以及群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离开秩序，整个群体将会变成一盘散沙。〔4〕秩序隐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人们生产生活中重要经验、智慧的积累。 从词源义上看，“秩”和“序”的概念义反映的都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领域。《说文解字注》：“秩，积也，积之必有次叙成文理。是曰秩。”“秩”原指人们收割后禾粟储存的一种自然形态，它所隐含的“次第”是事物自身所固有的。《说文解字注》：“序，东西墙也。释宫曰：东西墙谓之序。堂上以东西墙为介。礼经谓阶上序端之南曰序南。谓正堂近序之处曰东序、西序。”“序”所指的东西墙是古人室前阶之“堂”左右两边的墙，作为建筑部分的“序”也就成了主客及他人登堂、依年龄或者尊卑安排座席的标记性设施，因而有了“次第”之义。“宾升，立于序内，东方。”（《仪礼·燕礼》） 在汉语语境里，“秩序”蕴含着物随其自然，人随其伦理而排列的意思。〔5〕人们对“秩序”的认知主要来源于自身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是人与周围环境互动的结果。心理学相关研究发现，认知主体在信息处理的方式上具有自动信息处理和控制信息处理两种不同机制。〔6〕其中，自动信息处理主要是用来应对认知主体所熟知和习惯的事物，无需意识的特别注意，人们运用以往相关知识信息在不知不觉中作出反应。控制信息处理则是人们在面对比较复杂的问题时所进行的一种自觉而有意识的信息处理机制。〔7〕因此，当人们感知存在于生产生活中的某种秩序时，可以通过控制信息处理机制来对优先凸显的文化信息进行接收、提取、对照、评价并作出一系列相关反应。时间秩序与空间秩序是群体成员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所共同享有的经验财富。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过去并非自然生成的，而是由文化创造的，它可以在群体成员的社会交往及文化层面以特殊形式呈现出来，从而将群体记忆扩展到社会建构的层面”。〔8〕在社会学家那里，“过去”不同于“历史”，过去不可能完全消失，必定有证据流传于当世，它是人们集体建构的结果，历史始于过去不再被经验的地方。一般来说，传统终止，社会记忆消失后，历史才开始。历史不会重演，但过去却可以重现。 节日作为群体“过去”的一种现时化载体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秩序的重要认知，它将人们日常生活中昏暗的存在重新照亮，把人们日常生活中忽略而变得平淡的秩序重新擦亮，让人们对生活的日常产生一定的审美距离，从而可以再次体验到前辈所留下的经验。〔8〕以乞巧节为例，乞巧节作为古代重要节日所凸显的是农耕社会中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节日的周期性循环，“男耕女织”的文化观念得到不断传承，从而有利于农耕文明的“稳定、和谐”。节日的周期性让人们对时间产生一种心理期待，人们对时间有了不同的心理感知。这种期待让节日所承载的文化观念再次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再如重阳节，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人们通过一些活动来表达对天、地、祖先的感恩，同时也以求达到消灾避难，长寿的美好愿望。在这种敬老的仪式活动中，孝意识以人的内时间意识的深长得以延续，内时间意识或者生存时间意识的发达，表明人与他人和世界打交道的时机化或中道化的能力。〔9〕时间秩序的凸显对于维持群体成员之间的关联有着重要的作用，成员之间共享的重要群体回忆有利于增强群体的凝聚力。 空间秩序表现为群体成员在生产生活中所凸显的联结方式。这种秩序可以血缘、宗教或者其他关系为纽带，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以华夏文化中的“社“为例，“社”除了作为人们跟土地沟通的媒介之外，还是人们跟祖先联结的重要纽带，它作为一种公共空间是理性和宗教之间激发出来的产物。理性与宗教之间激发的辩论在某些“空间”与“既定时机”现身，在这样的时空中决定了“相遇的规则”。“社”不仅是一个建筑，还包括在该场合中进行的某些仪式化活动。“唯为社事，单（殚）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礼记·郊特牲》）对于这些在某些特殊场合中进行的仪式性活动来说，它们具有建筑性、实体性，就像是一块脆弱的织布，人们总是能够予以重拆，仪式的角色就如织线一样，将整个看似松散的丝线编织在一起，编织出美丽的布。〔10〕空间秩序存在的重要目的就是打造对话的场所。对话而不是对抗已经是被历史所证明的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行为。在一定的空间内可以保证群体成员将社会距离拉进到同一个物理距离之中，从而使个人利益导向的社会合作的亲属选择以及互惠利他这样两条路径更加容易实现。〔11〕 二、社会日常生活中秩序的凸显与文化自觉 人类首先要成为一个“知道者”才能成为一个“决定者”，然后成为一个“行动者”。〔1〕“知道者”能够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深刻的体会，这种体会主要是对时代价值观念以及存在的问题有较清楚的认知，对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规律有较清楚的把握。社会生活秩序在群体成员中的凸显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形式。当人们对某种文化行为进行反思的时候，被建构的“过去”则处于被激活的状态。根据理性在文化不同阶段的作用将文化的发展分为混沌阶段、蒙昧、觉醒以及自觉等几个阶段。混沌阶段，人们对于周围的主体和客体是不分的，无法从客体中分离出来，也就谈不上对客体自觉的审视。人与人之间是无对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们要处理的主要矛盾。文化蒙昧阶段，人们将主体与客体进行了区分，对于未知世界往往采取一种妥协态度，进行偶像崇拜。群体与所崇拜的神祇之间存在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这种关系非但没有使群体成员之间变得疏远，反而成为一种最为牢固的纽带。〔2〕文化觉醒阶段，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特点以及文化观念有了一定的认知。在群体成员眼里，神祇并非万能的，群体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力量。文化自觉阶段，人们自觉反思自己的文化，把文化观念的传承作为维持群体秩序的重要手段。文化符号在群体成员之间的不断被重复是社会生活秩序凸显的重要表现形式。节日和仪式化的活动作为重要文化符号是文化自觉的重要突破口。在古代社会，统治者将其统治意志植入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节日所凸显的社会秩序是统治集团意志的体现，目的就是激活并维持统治者所倡导的一种社会秩序。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基于自身的努力，通过与时代与环境的交往活动来产生智慧，这种智慧又存在于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之中。 人类所具有的认知能动性以及文化自觉性使其能对文化环境进行自由选择、适应、调整和塑造，不断创造出新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以服务于整个群体。一般来说，文化自觉的动力主要来自群体内部的统治需要以及群体外在环境的变化等两方面。对群体而言，文化自觉是群体经验的进一步总结与继承，也是一个群体凝聚力的重要保证。在文化的自觉的问题上，智者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起到连接作用，上可以影响决策者，下可以影响百姓。西汉董仲舒从同统治者的立场阐述了“一统”（疆域、政治、理论）的文化观念，其本意是为刘氏天下的永久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却为后世两千余年的帝制利用儒家学说，并弱化儒家学说的人文性与实践性开了头。董仲舒的做法既符合了人类构建社会的根本规律，也继承了三代以来的民心，对后世的发展有很大好处。文化自觉的作用还在于应对异质文化的冲击，任何文化只依靠自身的调节和自发的成长是不行的，必须在自己文化基础上吸收异质文化的精华，唯其如此，文化才能前进，国家才能发展。〔12〕任何伟大的文化，当其遭遇其他异质文化的严重的挑战时，都会反思自身的文化观念及理论，对照古今，重新阐释，建立新的秩序以适应新的变化。经此应战、适应，一个民族的文化将会重获生命力，继续前行。 自亨廷顿1993年发表《文明的冲突》以来，各国学者乃至决策者都更加关注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而忽略了文明所面临的挑战。成中英将文明挑战中所包含的正面因素称为文明的理性，他指出，“每一种文明传统多有其所以建立与传承之道。此道即所谓生活与行为的价值目标与准则，也是一套思维方式与评价方式。依此目标与准则，一个族群可以生存、发展与繁荣下去；以此目标与准则，此一族群形成一种特色的文化”。〔13〕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人们更多的是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共性，而对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渐渐丧失了真切的体验，逐渐淡忘了历史对我们的启发，忘记了我们文化的根源。文化的根源其实就蕴藏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因太熟悉而不去重视。我们看世界是认识环境，只有认识环境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我们反思自己是认识自己的历史与根源。〔1〕文明是那些懂得文明所依赖的原则的人以及那些愿意为文明的维持、发展献身的人努力的结果。人们只有维护大家所共同创造的规则与秩序才能守护自身的文化家园，生态家园与意义家园。〔14〕 三、仪式活动的重复性与文化观念的现时化 社会资本是维系群体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它是指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密度与黏性。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人们通过密集、广泛的社会交往培养参与精神、组织能力、责任意识、契约习惯乃至信任。〔11〕仪式性的活动通过聚集人群的参与从而实现不同成员的社会交往，人们之间交往的密度与黏性在这种仪式性活动的影响下得以提高。以黄帝祭祀大典为例，2020年3月26日上午，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郑市举行。大典仍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主旨则为“长江黄河共战疫，轩辕黄帝佑中华”。拜祖大典有着严格的规范和既定的流程，具体为：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天地人和、圣火祈福。根据相关统计，截至3月26日10时15分，全网综合点击量已突破22.1亿人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这种仪式化的空间已经扩展到虚拟的网络空间。网络上留言最多的则是“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类早日战胜疫情！”〔15〕通过这种盛大的仪式化行动，群体所共享的文化观念再一次被植入到群体成员的意识中去，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提升人们交往的黏性。人类在创造自己的时候，必须创造一种环境与一种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包含了所有的规范、价值、机构、世界观和人生观，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与秩序中生活和活动的。文化的这种独特性与约定俗成性相对于个体而言就会变成隐藏不可见的东西。〔8〕正是这种隐藏不可见的东西引导着群体成员有条不紊地生活，为群体成员营造合适的社会环境。在人们自己所创造的社会环境中，群体所共享的文化观念就成为成员之间交往的黏合剂。当这种共享的文化观念不断复现于群体成员之间时，成员之间交往的密度就可能进一步增高，从而提升群体的社会资本。 文化观念的复现客观上创造出一种文化空间，让生活其中的成员不断接收该环境所传递的相关文化信息，在形式上打破了时间的一维性，让时间秩序和空间秩序找到了很好的结合点：重复。重复不仅使仪式活动再次呈现，还让文化观念变得更加清晰。人们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有章可循，有效降低了生活中的一些不确定感。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理查德在《努尔人》一书中，论述了努尔人的年龄等级制度，即每四年一群新的成年男子就要参加一个入会仪式，埃文思-普理查德将年轻人的这种进步称为“结构时间”，对于这种结构时间对个人的影响，他描述道：“季节和月历的变化一年一年的重复着，以至于站在任何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努尔人都会知道在他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并能预测并计划他以后的生活。一个人结构性的生活好像已经被安排好了，有秩序地进入不同的时间段，以便他可以预见他在这个社会体系中注定要经历的地位的整体变化。”〔16〕重复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技能，它让人们在其熟悉的领域取得成就感，并且避免在同一事务上浪费时间，从而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探索新领域。〔8〕同时，重复还可以避免人们的行动路线无限延长，通过重复，人们的行为模式再一次得到辨认，从而被当作共同的“文化”元素得到认同。 人们周期性的行为活动把一个经过群体反思过的“过去”复现出来，并保持一种活跃的状态。作为文化观念和文化符号的联接部分，并非所有文化行为都凸显一定的文化观念。按照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文化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习俗性、偶连性和循环性等几种类型。〔17〕对于习俗性活动，人们对文化信息的处理主要采用自动信息处理机制，即个体听任情绪反应并按照惯例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对内部与外部的诸多信息视而不见。行为活动背后的文化观念处于一种未被激活的状态。偶连性的活动也只有在把群体的活动作为观察对象时，才能发现其中所反映的文化观念。梁漱溟曾经明确指出国人在纪律习惯方面上的问题，“在开会场中，中国人还当在他家里一样，耳目四肢只为其个人所用，不曾意识到团体的要求，妨碍公务而不自知，更为习见不鲜”。梁漱溟指出：“习惯是环境的产物，这与其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18〕在面对该类文化活动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时，认知主体往往采用控制信息处理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认知主体实现了从群体无觉知的状态转向群体有觉知的状态，即群体成员对于当下的经历和现实给予更多的意识和关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认知方式。〔7〕 重复使文化观念在时间层面上的叠加得以在空间上进一步凸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化观念的鲜活性。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重复是文化意义传承的重要手段。在有文字的社会，节日和仪式性活动相对于文本来说，仍然具有其自身优势。一般来说，文本所传承的文化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要借助注释者的注释才能复活，这往往让文化观念囿于狭小的范围，而一旦文本停止使用，它便不再是文化概念的载体，而变成了文化观念的坟墓。对于表音文字而言，有些文本随着语音的变化而无法解释，尤其是当大量不计其数的文本出现超出了一个时代所能记忆和铭记的限度。有些文本将被尘封在资料库而变成了空壳，有些文本因无法解释而成为陌生的、遗忘的角落，文字所记录的文本几乎与未知的东西没什么两样。〔8〕与文本不同，节日和仪式性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体参与性。 节日侧重时间秩序，华夏文化传统节日的产生、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农耕社会中具体实践的感悟及心路历程。华夏文化的传统节日经历了由虚到实、从严肃到娱乐化的过程，这与人们重视当下的现实生活的价值理念分不开。仪式活动侧重空间秩序的凸显。对于仪式活动来说，它的本质就在于还原曾经有过的社会秩序，并将其重现。对于没有文字的社会来说，每一次仪式的举行都与前一次吻合，由此在一定的空间内形成了时间循环往复的观念。〔8〕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行为活动隐含着测量的过程。时间的循环往复给人们回顾过去提供了参照点。发生在过去某个时间的事件就有可能成为人们比较参考的对象。当不同的“过去”充当其他事件的参照点时，这些充当参照点的“过去”就由人们建构成一种秩序，同时也体现文化的发展历程。 四、社会生活日常秩序：“过去”经验的重要表现 文化对感知的影响体现在客观实际转换为经验实际的过程。魏斯顿（D.Westen）在心理感知与客观实际之间的关系上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自然赋予我们绝妙的感官乐器，把杂乱的噪音创制为美妙的音乐，而经验则教导我们如何弹奏。”〔19〕在这里，经验将生活中事物赋予一定的秩序，而不是杂乱无章的东西的拼凑。文化对感知过程的影响可以从感知的选择、组织和阐释三个阶段来看。选择是一种本能的适应性活动，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依据环境的变化选择不同的生产生活秩序。比如，从采集游牧阶段发展到农耕社会，人们对于榜样标准就要进行重新调整：从勇敢武力变为勤奋协作。这种选择不是偶然的，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经验的总结。在游牧社会里，崇尚武力会带来更多的食物，但是在农耕社会崇尚武力则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则有“止戈为武”的阐释。文化对感知组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群体成员所共同享有的“过去”往往会成为人们对当下事物感知的参照，并把当下事物纳入其过去的经验之中形成群体记忆，进而形成一定的社会生活秩序，所以人们的生活中总会保留过去的影子。人对自我的经验总是经由他人而获得的，是个人对群体中他人的社会属性的认同而进行自我反思，正如我们如果不借助镜子就几乎无法观察自己的脸颊一样。这种反射—投射中包含着意识与反思结构，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完成对过去经验的一种体验。〔8〕 记忆总是由社会的范畴以及我们无意识地投射在自己的记忆中的东西共同决定，个人记忆无法脱离群体，这些社会范畴决定了记忆的选择与交流。人们不论对节日还是仪式性活动之间信息的交互传递都不是个人情感纯粹的感知，而是过去的群体记忆与当下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于个人的结果。〔20〕文化对阐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群体成员基于自己的核心观念对所感知的事物进行阐释，优先凸显某些观念，并试图通过一些手段将这种观念传承下去，从而继续维持群体秩序，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行。认知主体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习得的文化意义好比过滤器，可以将客观实际折射为经验实际。〔6〕为更好地利用过去的经验，人们还要将这些经验实际进一步转化为生活秩序，最后将这些生活秩序以一定的形式固定并传承下去。奥尔森（M.Olsen）指出，社会结构的存在需要某种程度的秩序化，这种秩序化包含个体、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其中，个体的秩序化是使个体在认知、情感等在内的心理过程具有连贯性和稳固性，从而增强个体的安全感，降低个体在面临陌生环境时的恐惧感。社会秩序化则是群体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共同享有文化观念、群体回忆以便形成带有模式特征的行为。同时，对文化行为进行共同的阐释，享有并传承为群体所认同的生产生活秩序。〔21〕 五、余论 全球化是一种新知识的象征，本身也是经验文化，它给全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情况，也让不同文化接触变得更加频繁。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的倡导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全球化的发展把风险带到了世界各地。如果说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我饿”来概括，而在全球化的风险社会中集体性格则可以用“我怕”来概括。〔22〕解除群体的恐惧心理，文化是必由之径。认清本民族文化的特点，掌握文化发展的趋势，继承和传承优秀的传统，从而保持群体自身的稳定性，可以有效降低社会的风险性。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与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我们必须唤醒过去的回忆，唤醒顶天立地的良知精神力量，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成中英.时代与哲学:关心人类文明的发展.京师人文宗教讲堂[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3,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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