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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到京城法源寺观赏丁香花是昔日北京民众颇具意境的游春雅事。每逢丁香花怒放，人们相约法源寺，漫步于古刹庭院，游走于丁香花海之中，体验着“花放丁香雪满枝”“法源寺里花如雪”的盛景。甚至一些与法源寺高僧相熟的文人雅士，同约数位好友，择一清静之处，陈设美酒，相互唱和，留下诸多逸事雅闻。  文 | 张东晓 中国书店 北京法源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砖胡同以西，作为北京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兴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东征将士而建，初名悯忠寺。唐太宗下令营造悯忠寺后，一直到其去世，悯忠寺一直没有建成。唐高宗时，再次下诏督促兴建，一直到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寺院彻底落成。 追溯 ▍数易其名的历史名寺 ▍ 为幽州城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安禄山、史思明盘踞幽州期间，曾在寺中营建佛塔。史思明反唐以后僭位称帝，建大燕，改元顺天。他即位只有六天，特意将悯忠寺更名为“顺天寺”。史思明兵败，该寺复名悯忠寺，但由此可以看出悯忠寺在当时幽州的重要地位。 辽南京期间，悯忠寺一度成为比丘尼所住寺院。这里不仅是辽南京城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也是当时辽政权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辽代雕版刊行《契丹藏》，初雕之时就在悯忠寺，并以悯忠寺刻经为引领，形成了辽代南京城雕版刊刻的大规模兴起。  金代女真人占据北京，立为金中都，依旧延续辽代遗风，在悯忠寺举办重要佛事活动，并将这里视为重要的政治场所。金灭北宋之后，将宋徽宗、宋钦宗北掳，途经燕京（今北京）时将宋钦宗囚于悯忠寺。后宋朝使臣北往，也大多在悯忠寺居住。金大定年间，女真人仿效中原政权开科取士，当时的科举考场就设在悯忠寺。 元明两代，由于都城城址的迁移，悯忠寺一带成为元大都城和明代北京城西南隅的一座寺院，其地位与辽金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明英宗正统年间，曾经对悯忠寺进行大修，正统三年（1438年）修葺完成，明英宗赐名“崇福寺”。
清代雍正十二年（1734年）再次对该寺院进行修葺，雍正皇帝赐名为“法源寺”，并钦定该寺院为专司戒事的皇家律宗寺院。乾隆年间，又对法源寺进行了大规模修葺，形成我们后来看到的基本格局，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大修完毕之后，乾隆皇帝特亲赐“法海真源”牌匾，以此表明法源寺皇家律宗寺院的崇高地位。 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悯忠寺的兴建，到清代更名为法源寺，这里一直是北京地区重要的佛教寺院和政治、文化活动的场所，在北京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不仅是北京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也是中国佛学院所在地，在佛学传播上有着颇为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民间有“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的夸张形容。 发现 ▍填补空白的《法源寺志稿》稿本 ▍ 北京法源寺特殊的地位和深远的佛教文化传播影响，让这座寺院在北京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发挥出特有的文化传承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这样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积淀的寺院，一直未发现有一部记述其完整历史的典籍。在以往文献记录中，曾记载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四、五两卷《法源寺志》残卷，但《法源寺志》的全貌学者们却一直无缘观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019年岁末，为筹措中国书店庚子年新春展示活动，中国书店要求和安排所属库管部对中国书店收藏的北京历史文献进行筛选。在此期间库管部发现一部《法源寺志稿》，以往并没有详细的记录。中国书店出版社随即组织有关专家对该书进行研究、鉴别，发现这部《法源寺志稿》是1920年开始纂修，1922年完成初稿的《法源寺志》稿本，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北京法源寺志书。该稿本完整、系统记述了北京法源寺的历史沿革及变迁，详细地记述了自立寺之后历朝各代法源寺的重要活动、主要高僧事迹、寺院庙产、寺院名迹等内容，在北京地方历史文献领域具有填补空白的文献意义，文物文献价值及学术价值极为显著。 中国书店这部新发现的《法源寺志稿》为六卷六册，卷一兴建篇、卷二法系篇、卷三寺产篇、卷四名迹篇上、卷五名迹篇下、卷六遗事篇。正文为浅绿色栏框，小楷书录，版面之间多有当时修改的批校文字、修改提示，并时有夹条，夹条上也标注着相应的修改说明和修改文字。全书每卷卷首封面上有“法源寺志稿”“共六卷”“新城王氏珍藏”的字样。各卷均标明本卷卷数。书稿各卷卷首注明该志稿由“新城王树枏晋卿总纂，崇仁黄维翰甫申纂，蒙古鲍延堉育万校，新城王世钧仲棻校”。各卷卷首页栏线外钤有“王世钧印”“仲芬”两方印章，表明该稿本应该曾为王世钧所收藏。
中国书店所藏的这部《法源寺志稿》明确标注为王树枏总纂，黄维翰纂，鲍延堉、王世钧校。王树枏（1852—1936年），字晋卿，号陶庐，河北新城（今高碑店）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方志编纂名家。王树枏一生著述颇丰，在方志领域颇有建树，他在总纂《新疆图志》中就曾经亲手撰写《国界志》《山脉志》等内容。他先后参加了《畿辅通志》《新城县志》等志书的编纂，是晚清民国初年颇具盛名的方志编纂名家。因此，编修《法源寺志》由王树枏任总纂，既有借助王树枏在社会影响、文化活动方面的名望需要，也有编纂法源寺志书的客观需求。 《法源寺志稿》所标注黄维翰纂，黄氏系该志书的实际执笔人。黄维翰（1867—1930年），字申甫，号稼溪，江西省崇仁县人，晚清民初学者，是清末民初方志领域的名家，在志书方面建树颇丰。他主持纂修的《呼兰府志》是黑龙江哈尔滨地区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开创了黑龙江编纂府县志之先河，对黑龙江及东北后来志书的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黄维翰晚年家道窘困，1930年病逝，死后竟无钱成殓，幸有在东北黑龙江通志局旧友为其筹资成殓送归故里。 正是由于黄维翰在方志领域的建树，再加之其晚年生活窘迫，纂修《法源寺志》对黄维翰来说，既发挥了其治学修志之长，又对其维系生活来源有诸多帮助。而当时王树枏年迈，亲自纂修《法源寺志》恐力所难就，所以该志书由黄维翰执笔纂修再合适不过了。 《法源寺志稿》各卷首标注对该志书校对者为“蒙古鲍延堉育万、新城王世钧仲棻”。鲍延堉（1897—1960年），字育万，成吉思汗三十一世孙，出生于京师地安门方砖厂旧马圈老宅，其家学颇为渊源。1920年鲍延堉跟随王树枏、黄维翰编纂《法源寺志》，1922年10月该书稿基本完成。从鲍延堉生平履历看，他参与《法源寺志》的缮写、校对工作，尚属年轻阶段。 《法源寺志稿》校书者新城王世钧，字仲棻，他也是中国书店收藏此稿本的原所有者。在《法源寺志稿》各卷卷首均钤有“王世钧印”“仲芬”印章。对王世钧的生平履历我们目前知之甚少，从目前所查阅的资料看，无论是王树枏、黄维翰纂修《法源寺志》，还是鲍延堉缮写校对《法源寺志》，均有记载，惟王世钧有关材料难以查阅。中国书店所藏《法源寺志稿》各卷卷首“新城王树枏晋卿总纂，崇仁黄维翰甫申纂，蒙古鲍延堉育万校，新城王世钧仲棻校”的字样，均为另用纸张贴上，字迹也与稿本字迹有异，与稿本正文文字相比，字迹更为工整隽秀。在《法源寺志稿》第三卷封面，有“卷壹至卷二，又卷四、五、六，五卷底稿亦无着，此卷未重抄，乃旧，再无底本。卷四、五《名迹》两册不均，烦另分。以后如刻，烦诸晋老一阅为要”。“为要”二字上钤有“仲芬”印章。可见上述文字为王世钧所书。 传承 ▍中国书店藏本的整理出版 ▍ 从目前我们所查阅、了解《法源寺志》的版本情况看，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法源寺志》仅存第四、第五两卷，卷首直接录有“新城王树枏、崇仁黄维翰同纂”的字样，与中国书店藏本贴纸标注“新城王树枏晋卿总纂，崇仁黄维翰甫申纂，蒙古鲍延堉育万校，新城王世钧仲棻校”有所差异。对比中国书店藏本和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第四、第五卷会发现，中国书店藏本有许多批校文字和错讹订正，一部分直接书写在稿本上，另一部分写在书内所夹大量纸条上。纸条上的文字对删改内容逐一标注，也是对该稿本的修订和补充。中国书店藏本卷四、卷五所标注的修改之处，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卷四、卷五均一一改正。另外，两个抄本遇到记述清朝史实时，时常将“清”字抬高一格书写。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遇到对清代史实陈述时，对抬高一格的“清”予以涂抹勾除。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也时有删改、调整的批校文字，只是与中国书店藏本相比，校订修改文字的数量上明显少很多。由此可见，中国书店藏本明显比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时间要早，甚至可以确定的说，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是根据中国书店藏本进行再次修改的抄录本。
2021年中国书店出版社根据《法源寺志稿》藏本进行整理、出版，采用宣纸线装彩色印制刊行。针对原稿本中夹贴的批注纸条，中国书店出版社也按照原样复制后张贴在原处，最大可能地保持该稿本的历史原貌，为人们系统、真实地了解该稿本的成书以及修订过程提供第一手文献参考。应该说，中国书店藏本《法源寺志稿》的发现和整理出版，填补了北京寺院志书的一个空白，为北京史研究、北京宗教史研究以及法源寺的研究提供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也让更多的典籍文献收藏爱好者看到一部颇具历史原貌的京城典籍文献。 《法源寺志稿》虽然已出版半年有余，时下正值法源寺丁香花盛开，观赏丁香之余，翻检《法源寺志稿》，追忆京城千年古刹，倒有些映衬了清代陈曾寿的《法源寺看丁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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