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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构建这样一种日常生活的叙事？在文中，作者申明自己在法国启蒙研究中深深感到因日常生活的缺失而导致对启蒙的隔膜。为了不让当下的物质、语言与空间和过去一样消逝，也为了以本土视野更直接恰当地记录真实的生活，使当下的阐释权免于被外人滥用，他以实际的行动参与构建日常生活的叙事。希望这样一种摆脱了修辞和逻辑的束缚，追求直白简单的叙事，能为未来展示这个时代丰富的日常性。 （《读书》2022年5期新刊） 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具体与实在的领域，在人类历史上是宏观与抽象的对立面，一个可隐匿或无意义的对立面。过去的日常生活已基本消失，当下的日常生活正在消失，未来的日常生活可能也无法免于消失。普通人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实践理想，伟大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样如此，他们从中感受一个时代的物质、语言与空间状况，制定政策或提炼方法。在这个时刻之后，这些场景消失不见，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佚名照》系列之一（来源：《佚名照》，晋永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日常生活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却展示了时间的内涵。在当下这个时刻，它是一切，包围着我们，吸引着我们，但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就像时间一样。即使在一个类型的日常生活重复出现时，我们无从概括它的特点，也不知道如何使之逃离无限的流动性。但这是一个重要领域，无论对于个体生命维持还是伟大思想的创造，当下的日常生活都是基础条件。近二十年来，我专注于法国启蒙研究，希望在西方理论之外构建中国人阐释这个问题的方式。在这个目的的引领下，我收获了很多新认识，例如制造启蒙、现代思想的寻根意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起源等。但我也遇到一个难题，即启蒙时代的日常生活是无法复原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是启蒙精神的象征，然而支撑他们思考的日常生活已经消失。思想与日常生活的分裂造成了思想的虚拟化。每当一个问题进入日常生活领域，相关分析就会停滞。这意味着我对法国启蒙的阐释是有缺陷的，一个无法弥补的缺陷。这个时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档案，尤其是作为启蒙核心区的巴黎，相关资料更多。然而，即使详细搜集其中的日常信息，我也难以复原这个时代的物质、语言与空间状况。那时的巴黎绿树繁茂，但历史档案里只剩下几棵，比如卢梭晕倒后倚着休息的橡树，因其进入了《忏悔录》。还有杜伊勒里宫外的一棵橡树，有人不时获得宫廷消息，然后在树下讨论，这棵树进入了他们的回忆录。这片土地上浮动着几张桌子和床，以及麻布床单……我们根据常识推测这是一个房间。在真实的历史中，这的确是一个房间，位于一栋建筑的顶楼。住在这里的年轻人一时贫困，但最终获得了功名，例如狄德罗，晚年，他在回忆录中提及这段岁月。在十九世纪的大规模改建中，这栋楼已被拆除，这个房间在文字中变得残缺不全。
巴黎塞纳河边是启蒙思想的传播空间。根据常识判断，这里应该人来人往，包括书籍零售商、买书人、维持秩序的警察、搜集信息的间谍、蹭书看的流浪汉。他们大声讨论，或窃窃私语。但在历史档案里，这个空间也变成了奇异之地。所有的声音消失了，那些人也消失了。塞纳河边的小路通向亨利四世大街。这是一条造就法国启蒙思想，甚至现代精神的街道，西南端连接圣日耳曼大街，东北端是巴士底狱。我们走在一片历史性模糊的大地上：不完整的空间结构、被文字制度删除的芸芸众生、缺少连续性的交往场景，还有脱离日常生活后游移不定的概念。我们想象着在这个启蒙精神之都中行走，四处几乎都是失去了日常逻辑的景观。一辆马车在亨利四世大街上疾驰，只有当轮子滚入积水时，它会瞬间出现，然后又谜一样地消失，因为有人批评它横冲直撞，溅起的水飞到了行人身上。巴士底狱吸附了大量文字，因其是启蒙思想管理的象征，但这些文字仍不足以复原这个在革命时代被焚毁的专制象征。日常生活总是难以逃脱消失的机制，历史档案中就此出现了一个关于人类生存的空白领域。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此有过疑问：“当时的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在传统历史的书本上，人是从来不吃不喝的。”他希望做出改变，并将日常生活视为“历史研究的基础领域”。然而，已经消失的日常生活无法补救，当下的日常生活仍在不断地消失。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对于文字的期望有别于日常生活状态，例如微小、琐碎等。父母照顾孩子，努力工作，劳累不堪。这是人的生活，无限重复，缺乏奇异。谁会耐心阅读这类日常记录？相反，我们更希望在文字中看到断裂、惊奇或伟大，所以那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场景，例如犯罪、革命、战争等，由于异常性而进入文字记录，有些甚至成为历史的路标。历史记忆的不平等机制导致了一个负面后果，即真实历史与现代叙事是分裂的。本来不重要的变成了重要的，本来受冷落的变成了被人追捧的。曾经高频率出现的日常词汇消失殆尽，只有那些进入文字制度的词汇留存下来，现代人据此撰写历史。这是一种漂浮于日常生活之上的历史，确切地说是一个叙事结构，一个可能让历史亲历者感到陌生的叙事结构。这不是虚构，而是在一个时代的物质、语言与空间几近消失后，现代人对于完整状态的艰苦复原。但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由于观察角度、研究立场和论证方法不同，启蒙历史会有很多版本，例如国王的启蒙、贵族的启蒙、警察的启蒙、女人的启蒙、书商的启蒙、外乡人的启蒙等等。启蒙时代在其展开的时刻到底是什么样的，现代人并无共识。
《漫不经心》，英国画家托马斯·希非绘于1808年（来源：paul-mellon-centre.ac.uk）对于人类而言，日常生活是最基础的生存场景，真实、直接、平等。任何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实践理想时做了多少伪装，都要无数次地回归日常生活，并在那一刻恢复本性，感受走路时身体的节奏，以及提着东西时的沉重感。他也会考虑晚上吃什么饭，油盐酱醋缺了哪样……这些日常状态密集、连续或错乱地出现，对于宏观叙事而言可有可无，实际上却维持了生命与思考的连续性。我们在衡量政治理念、经济策略的效果时，也有必要参考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状况。如果一个观念没有进入日常生活，往往会停留在抽象领域，可以作为逻辑分析的前提，却难以准确地阐释时代精神。“伟大的启蒙”是一个抽象意义的问题。现代精神需要一个根源，西方学者就制造了启蒙时代。我不是要彻底否定这个时代，而是说他们美化了这个时代，将之塑造成一个美丽的传说。每当现代精神遇到困境，它就会出现，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注视，或劝慰性的引领。然而，这是一个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思想传说，西方现代寻根意识也就缺少了实证性。过去的已经无法改变，而对于当下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使之免于彻底消失，主要方法是构建日常生活叙事，将那些本来会被文字制度裁剪的物质、语言与空间变成文本。对于现代人，这是一个叙事镜像，文字像镜子一样映照当下，现代人成为当下日常性的观看者。对于未来的人，日常叙事为那些穿越时空的思想保留了原生场景，他们借此重现过去，或以实证性的方法反思过去。
《八十年代中学生》系列之一，任曙林摄（来源：《八十年代中学生》，任曙林著，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日常叙事与博物馆有相似的功能：保存一个时代不断出现、转而消失的日常景观，向未来的阐释学开放。巴黎蓬皮杜中心是日常生活的展示空间，为那些本来会消失的当下之物赋予历史性的身份。在一个衣柜旁边，我与看护员有过一次对话：——先生，我有一个问题，这是艺术吗？ ——啊，又是这个问题，这是艺术。 ——我觉得这不是，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东西。 ——我们把日常的、普通的东西变为艺术，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表面上，这是法国文化的霸权，也就是一种定义艺术的权力。他们说什么是艺术，什么就是艺术，不是艺术也是艺术。实质上，这是法国人希望留住当下的朴实愿望，未来的人就会理解这个时代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就此而言，这又是一个关于时间与存在的深刻愿望。日常叙事是关于当下的写作。对于现代人而言，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很多思想家为此付出过努力，但由于缺乏严密的逻辑与明晰的因果关系，日常叙事在文字制度中仍旧不是独立的类型，附属于文学或哲学，借用这些学科的表述方式，服从于它们的问题意识。
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已经转向日常生活。巴尔扎克认识到这是人类历史的空白，据此确定《人间喜剧》的写作主旨：“书写那些普遍、日常、隐秘或明显的事件。”他以百科全书的方式记录日常生活，将之变成文本。客观而言，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阐释是最丰富的，尽管存在变形或失真的问题，但日常生活变成了叙事本体。二十世纪末，一种新体裁力求弥补这类缺点，即“当下文学”（littérature immédiate），放弃夸张、虚构的方法，以符合日常生活节奏的语言记录这个领域的状况。《鲁瓦西快车的乘客》（Les Passagers du Roissy-Express）是一部代表作，马普罗（F. Maspero）在地铁里记录各种声音、颜色、动作，具体地展示现代人的机械出行方式。在哲学领域，现象学派重视日常生活的意义。胡塞尔创造性地继承了“我思故我在”的理念。笛卡尔以此维护现代人的独立，使之不受制于古典权威和神学理论，而胡塞尔思考的是独立之后要做什么。为了发掘存在的本源问题，他以单数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对待日常生活：“我直接发现物质物在我之前，既充满了物的性质，又充满了价值特性，如美与丑、令人愉快和令人不快……物质物作为被使用的对象直接地在那儿，摆着书籍的桌子、酒杯、花瓶、钢琴等。”但胡塞尔很快放弃了这种叙事，回归深奥的理论。考虑到构建日常叙事的难度，这应该是迫不得已的回归，因其无法消解文字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反差。文字制度重视逻辑、秩序和因果关系，而日常生活是一个不规则、可隐匿、难以预测的领域，各类状况几乎都表现为当下的感受，确切地说是个体神经内部的、即时性的感受。所以，文字制度有忽略日常生活的充分理由。在构建日常叙事时，我们可能还会强调逻辑和因果关系的重要性，但这些目的几乎都有裁剪意图，是文字制度对日常性的裁剪。这种裁剪会引起一个结果，即日常生活再次被忽视，包括同一时间性里的忽视，即当代人对于当下日常生活的忽视，也包括不同时间性里的忽视，即未来的人不了解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这种忽视在存在与记忆之间制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断裂。
《匈牙利布达佩斯》美国摄影师艾略特·厄威特摄于1964年（来源：monovisions.com）文字制度不想放弃对于逻辑与因果关系的追求，这是日常叙事稀少的原因。所以如果要构建这类叙事，我们首先要接受非逻辑和因果关系稀少的状态，摆脱文字制度的束缚，勇敢、真诚地记录。这是一个由博返约的叙事策略：放弃高雅的修辞、复杂的逻辑，以及假设、象征、比喻、渲染、夸张等技巧，回归简单直白的叙事。这是一种最古老的文字风格，在古典史诗中达到顶峰，之后慢慢被复杂的修辞学掩盖。晚年的海德格尔勇敢了一回。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他用直白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日常叙事片段：“在大街的那一边，矗立着理工中学的教学楼……我们能够观察到这座大楼的所有方面，从地下室直至顶楼……走廊、楼梯、教室及其设备，我们到处都会发现在者。”在深奥的现象学体系里，这段话看起来很奇妙。在那个时刻，海德格尔变成了普通人，不再是抽象的思想符号。我甚至能想象到他从教学楼旁边经过，停下来观看、思考，然后用日常景观回答现象学的根本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是问题所在。这问题恐怕不是个普普通通的问题。这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这种古老的叙事风格是一种感觉写作，充分调动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机制，从琐碎、微小、流动的日常景观中发掘存在的象征。这些象征物是具体的，又是绝对的，因其是自足的，不受制于抽象观念，反而是抽象观念的基础。日常叙事会成为未来阐释学的根源，穿越时间，向我们的后代展示这个时代的日常性。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讨论梵·高的作品《鞋》（来源：wikiart.org）日常叙事是一个文本学策略，重视被文字制度裁剪的日常性，也是一个时间策略，从“过去—现在”的结构转向“现在—未来”的结构。除此之外，日常叙事关乎当下的阐释权。对于被忽视的日常生活而言，这种阐释权具有启示性。在文字制度中，它们本来是不可见的，但只要变成叙事，它们就是可见的。这种启示性制造了一个矛盾：存在是叙事的前提，叙事却决定着存在的可见性，甚至变成存在的前提，即没有叙事就不存在。在未来的阐释学中，这种叙事也就具有了垄断性。一个日常叙事片段一旦出现，由于本身的稀缺性，在历史阐释学中，它可能会获得不受质疑的权力。中国学术界应该重视关于当下的阐释权。在世界历史上，中国问题既深刻又丰富，自中西交往以来一直吸引着西方人。他们不断记录中国见闻，由此制造了一个日常叙事类型，即域外游记。这个类型垄断了那些已经消失的当下的阐释权，我们只有借助于这类叙事去复原在那个时刻出现的人物、事件与空间。一九七四年，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到中国旅行，之后完成了一个日常生活文本，即《中国行日记》（Carnets de voyage en Chine）。他在中国仅仅生活了二十几天，面对一个丰富、深刻的历史—现实知识体，或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或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他忘记了在未知的深刻面前保持沉默的道理，于是一个东方的奇异世界出现了：“完全没有时尚可言，零度的衣饰。没有任何寻求、任何选择，排斥爱美。”他坐在从南京到洛阳的火车上，看着窗外闪过的景观，下了一个判断：“一个没有皱痕的国度……没有任何东西在讲述历史。”（罗兰·巴特：《中国行日记》，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他以此描述这条铁路线，甚至认为整个中国缺乏历史厚度，单调乏味。罗兰·巴特没有理解中国，却制造了一个奇异的文本。中国是深刻的，这个文本是粗浅的。中国有长时段的历史，这个文本展示的却是短时段的日常景观。他有杰出的想象力与修辞学技艺，却没有发掘中国的丰富性，以及这种丰富性的历史内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生产落后，物资紧缺，生存是最迫切的问题。这是一种表象的单调，而非本质的单调，因为其中隐藏着八亿多人对于独立、富足的渴望。面对这种隐而不显的丰富性，罗兰·巴特的分析方法失效了。他不懂汉语，他的符号学理论被悬置起来；他在中国匆匆而行，无法深入日常生活，他的大众文化理论也被悬置起来。他能做的仅仅是根据域外视野制造一个表象意义的中国。二〇〇九年，这个文本刊行于世，在西方文明停滞和中国进步的对比中，这种奇异性对于中国不再具有冲击力或伤害性，但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仍旧会引发误会或偏见。自十六世纪以来，外国人观察中国时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但也无法避免无端的想象。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他们往往难以进入深层的日常知识领域。日常性才是一种文化的实践状态，也是这种文化对于自身内涵的全面展示。他们对于流动的表象可能会有独特的理解，但未必能突破时间—空间距离，理解其中的内涵。日常叙事不能停留于表象分析，无论这种停留是时间性、空间性，还是知识性的，因为停留会触发非实证性的想象力，然后制造虚拟的叙事类型。这是域外视野的缺陷。对过去，我们能做的只是从本土文化角度去审视或批判这类奇异的历史文本。然而对于当下的日常生活，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创造本土化的叙事类别，即使不能引导域外视野，至少能使之进入一个接受本土化质疑的实证空间，弱化因稀缺而导致的垄断性。这个工作是紧迫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存在都不想受制于那些匆匆而行的外国眼睛。
1994年，牡丹江-长汀次列车，王福春摄（来源：《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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