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发现，在公文写作实践中，一些人对“修改”的理解不到位，有的把它当成可有可无的过程，只是做做样子、意思意思；有的把它当成折腾，多改几次就有负面情绪；有的只会靠感觉，不讲方法。 这是不行的。 于是我感到，有必要写点东西谈谈这个问题。按照认知规律，今天暂且先谈谈认识的问题，后面再分享我个人的解决方案。 1.修改是写作的“题中之义”
“写作”不是“拿起笔来就写”这么简单。用系统观点看，写作是一个过程，从大的方面看，这个过程由构思、草拟、修改等环节构成，不是一个单一动作，显然是一套前后连贯的“组合拳”。 理解这句话，有必要打个比方： 若把写文章看成制作一件工艺品，那修改就是打造这件工艺品的打磨、抛光或装饰环节，是最后一道工序。这道工序看似只是收尾，却可以让工艺品脱胎换骨、熠熠生辉。前面设计、铸模、浇筑得再好，拆模后的工艺品都是粗糙的、暗淡无光的，甚至还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怎么办？这就要靠后期的打磨了，匠人通常要动用各种工具，不厌其烦地从不同侧面打磨抛光，让作品符合规范、体现美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修改”是“写作”的题中之义，在写作中，修改是不可逾越的工艺。 2.修改是写文章的“关键一招”
从笔者的实践来看，一篇文章，尤其对重要报告来说，从动手到“产品”出炉，往往在修改上花大量功夫，少的，修改七八稿，上十稿不在话下，多的修改数十稿也不奇怪，甚至推倒重来的都有。真可谓：“千磨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一篇重量级的文章，“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啊！ 古往今来，修改是个普遍的写作现象。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曾说：“古今中外有不少作家曾经修改他们的作品三遍五遍乃至十几遍才定稿。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十年辛苦不寻常。 左思呕心沥血，10年写成《三都赋》，方能成就“洛阳纸贵”之佳话。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作过多次修改，涉及内容变动达上千处，包括典故、比喻的运用、结构的调整、部分描写的删除、外语原文及音译等等。正是有了对《围城》的精心琢磨，才使得这部作品总体上日趋精致，最终导致了一部光彩照人的文学经典的诞生。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曾反复修改7次，对长篇小说《复活》中卡秋莎的外貌描写，修改了20次才定稿。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天，莫泊桑带着一篇新作去请教福楼拜，看见福楼拜桌上每页文稿都只 写一行，其余九行都是空白，很是不解。福楼拜笑了笑说：“这是我的习惯，一张十行的稿纸，只写一行，其余九行是留着修改用的。” 海明威写作态度极其严肃，十分重视作品的修改。他每天开始写作时，先要把前一天的作品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家打字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三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了六个月，修改又花了五个月，清样出来后还在改，最后一页一共改了39次才满意。《丧钟为谁而鸣》的创作花了17个月，脱稿后天天都在修改，清样出来后，他连续修改了96个小时，没有离开房间。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后，新华社都发表过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诞生过程的长篇报道。作为文字工作者，我读完报道之后，感同身受。可以说，每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诞生过程，都是一个反复调研、推敲、修改、打磨的过程。 正如报道说的，一个报告的诞生往往要花10个多月的时间，“从瑞雪飘飞到春暖花开，从炎炎夏日到金秋时节”，起草组先后要召开数十次乃至上百次会议，对文稿进行反复修改、精心打磨，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边研究边起草，字斟句酌，在一点一滴中逐步完善，在大会召开期间也不停止，还要根据讨论反馈的意见作进一步修改。 实践证明：文章不厌百回改，修改是写作的“关键一招”，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修改，不仅仅是例行公事，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过程，而是一个“关键工艺”，甚至是一种态度，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写作中的彰显。 修改是写作的“冰山主体”，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如果写作量可以度量，那么最好的安排应该是“三分写，七分改”，甚至“二八开”都不为过，大家一定要认识修改、理解修改，学会修改。 3.修改是一门学问
写作是门学问，修改也是门学问。 笔者以为，理论意义上的修改，不能仅仅建构在经验、感觉的基础上，而应该讲求规律性、体现科学性。 正所谓“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即便公文写作的实践性、经验性再强，也跳不出基本规律、章法的规制，“文无定法”之外，同样有“一定之法”，这个“一定之法”，就是基本章法、常识、规律。无论什么风格的文章，都必须符合基本章法，不能违反常识和规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能有“硬伤”，这是无论如何也要守住的底线。 初学的同志不能把“修改”二字看简单了，更不能能忽略了修改的规律，请相信，过度依赖本能和经验，只会在写作之路上离真理会越来越遥远！ 之所以说修改是门学问，需从两个维度来理解： 首先，从静态的写作理论构成看，修改本身就是写作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离开了“改”的写作理论，很难对“写作”作出系统的解释，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虽然、对公文写作而言，其过程对个人经验、感觉具有明显依赖性，却依然不能否定构建一套科学修改方法的必要性，正是基于这个考虑，笔者还打算在后面的文章里总结一套修改的“路数”。 其次，从动态的修改实践看，修改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增减“游戏”，可以说，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系统思维、整体观念的内核下，建构一套科学的“治理体系”。这个过程就像中医给病人看病，就要具有整体观，既要看生病的具体细节，还要看病症的总体状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显然是蹩脚的医生才会干的事情。 修改过程中，既要抓住细节，比如格式规不规范、文字精不精炼、数据准不准确？还要着眼全篇，比如主题鲜不鲜明、结构合不合理、逻辑通不通顺、观点正不正确？在视野上，首先不能局限，而是要不听地闪转腾挪，切换思维的“频道”。 尤其困难的是换位思考，从领导者、写作者、执行者、受益者的角度审视，比如，是否符合上级的决策部署、贯彻了领导的指示要求？是否总结出了关键特点、分析到了根本原因、提出了务实管用的措施？ 这些，显然不是简单的文字功夫，而是“谋字”“谋篇”“谋事”的大学问。 4.改章难于造篇
改稿，在公文实践中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改自己的稿，不容易，这在前面已经说了，不再赘述。另一种是改别人写的稿，也称为审稿，尤其困难，这里想深入分析分析。 审改是办文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一般说来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单位办文部门报领导审定之前的审改，二是负责审签的领导最后的审改。 这里主要探讨前一种情况，我的感受有五点： 第一，难在知识跨界。一篇业务部门报来的稿子摆到你案头，常常让你有“狐狸咬刺猬——无从下手之”感。为什么？因为文稿所写的工作，对你来说可能是陌生的领域，隔行如隔山，一些约定俗成的表述、专业概念、政策术语都是问题，谁都不敢轻易下手，对修改者来说，修改是对专业知识的极大考验。 第二，难在情况不熟。通常，改别人的文章前，若没必要的交流沟通，修改者一般不清楚文稿的写作背景、领导意图，很难拎得清轻重。因为日常工作本来涉及面就广，谁都不可能是“百事通”，再者，情况随时都在变，信息很容易就“过期”，很难像一线的同志一样了解最新动态。于是问题就来了，由于对情况不熟悉，心里就没底气，没有底气，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顾虑，比如把领导定了的事改错了，就会弄巧成拙，面对责难，如此一来，不敢冒然出手，又不敢轻易定论，在困惑中必然生出许多焦虑来。 第三，难在没有退路。众所周知，审改，是送领导审签之前的最后一道关口，常常处于前后的“双重挤压”。一方面，领导一般对审改寄予很高的预期，经过专业审改的稿子，一般不允许出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有人把关，一些起草者难免萌生依靠心理，觉得反正有人把关，出点问题也不怕，于是放松警惕和要求，这等于是把问题上交、压力上移，审改的人已经没有退路，必须来补这个位置，难处可想而知。 第四，难在时间紧迫。笔者发现，在实际工作中，送审稿会被占用太多时间，写稿的人出于稳妥的考虑，不到最后一刻不轻易报审，有时超过了报送时限，在反复催促下才报得上来，比如，上午接到通知，下午就要报材料，由于时间紧迫，既要体谅写稿的人，同时又得按时完成任务，前面的同志在“拖”，后面的人在“催”，留给审改的时间被“双向挤占”，紧张中又加深了焦虑感。 第五，难在思维转换。改自己的稿子容易，改别人的稿子难，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改自己的稿子，那是轻车熟路，改别人的稿子，必须先“钻进去”，顺着别人的思路走一遍，读懂别人构思后，再“跳出来”，对于思考不一致的地方，还不能一味否定别人，经常会作出一定程度上的“妥协”，既然是妥协，就是有让步，肯定没有按自的想法来写作来得痛快。 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里才说：“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道出了修改的难处。 总的说来，对写作而言，修改的功夫是必不可少的，修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正确的认识+有效的法子”断然改不好文章，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半亩方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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