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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在远古时期，与云南境内各族的关系，自始是密切的；缅境各族通过云南与中国各地发生了关系，这是中、缅之间联系着的一条主要路线。 （一） 中国西南交通线最早的纪录，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说：“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西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诚通蜀身毒道近便”（亦见《大宛列传》）。这条记载，有确凿的根据而且是很明白的，在公元前二世纪时期已有从四川到印度的交通，其交通线必定要经过云南和缅甸北部。这条交通线是由于云南和缅甸境内各部落之间的联络所贯穿着的，而且缅境部落通过云南与中国各地发生了关系。所知中国与印度之间最早的交通线就是这一条。究竟中、印交通从何时开始？有人根据中国和印度的记载，推测远在公元前四世纪或更早的时期，中、印之间已有交通。我用实物作证提出：长沙出土战国时期楚墓中的琉璃耳珠（1953年夏在北京展览过），当是由印度转输而来的；丁山作吴回考，也提出若干楚国文化与古代印度的关系（齐鲁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二期。我还以为楚国庄蹻将兵到滇池，正由于此路已开，而且庄蹻留在滇池以后，这条交通线更加发达了。由于这条路的打通，有助于中国与印度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缅境部落也受到中、印两国经济文化的影响，对缅甸的历史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中、缅之间的友好往还，远在公元前四世纪或更早的时期已开始了。 从公元前二世纪末年以后，中、印之间开辟了经过西域和南海的两条路线，并且这两条路成为重要的交通线，但没有断绝经过缅甸的这条路。如慧皎《高僧传》卷七《慧叡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慧轮传》所载公元五世纪时期高僧的行程，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之摩怛吒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序注》所载公元七世纪时期天竺、蜀川通道，都是通过缅甸的交通线，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考释“蜀川、天竺道”的路线，为“求法巡礼者”“以晓未闻”，征引尤详。《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从边州入四夷的安南通天竺道，明确记载这条路的里程。至宋熙宁年间（公元11世纪）杨佐入大理国，作《买马记》说：“云南驿前有里喉，题：西至身毒国，著其道里之详”，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也记着大理至蒲甘，去西天竺不远。由上述的这些记载，西汉以后到南宋，中国与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的交通线，始终通行无阻；这条路线对中、印、缅的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也证明了在长时期中的中、印、缅关系是很密切的。 中缅友好关系，不惟有助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对海上交通也很重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略》说：“大秦国，既从海北陆路（西域），又循南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亦见《后魏书》卷一○二《大秦传》），这是海上国家航行入伊洛瓦底江到永昌，再转到中国各地的交通线。这条路早已通行，公元80至89年间，有埃及之希腊人某，尝航行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东西岸，归著《爱利脱海周游记》，说：“过克利斯国抵支那国，后海乃止”，英人玉耳考证克利斯国在缅甸白古地方（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这是从海上经过缅甸到中国的交通线；在公元一世纪时期，有大秦人从这条路到洛阳（见下文）.由于这条路的通行，永昌成为中国西南通往海上的重镇，《旧唐书·张柬之传》载上书，说：“汉置永昌郡，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缺”，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也说：大秦水道通益州永昌，认为：成都大秦寺（景教）即自永昌道传入。 从中国西南经过缅甸与海外交通，证明了贯穿缅甸南北的部落已在很早时期与中国各地有了联系；由于这样的友好关系，不惟促成中、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有助于中国对外贸易，《后汉书·西南夷哀牢（永昌）传》所载物产，列举十多种名目，有轲虫、蚌珠（亦见《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太平御览》卷七八六引乐资《九州记》之《哀牢夷》），即所谓“永昌出异物”，是从海上运来的。当南诏后期（公元9世纪），云南通行海贝作为货币，直到明亡时（公元17世纪70年代）才停止使用，在长时期中输入海贝的数量非常多，来路不止一处，而从印度洋经过缅甸输送进来是主要的。关于此，我已写《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一文（载《云南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这一个在云南经济史上最关重要的问题，是由于云南为中国西南与沿海各国经济交流的据点，成中国货币与沿海各国货币交接的地区而产生出来的。在长时期中，中国西南对东南亚各国的商品交换与缅甸最为密切，所以海贝输至云南，以通过缅甸成为主要的路线了。 以上说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我写过一篇《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载1941年《西南边疆》第十二期），汇辑了一些材料，也作了一些解释，其中有不少错误，容待将来改作，在此不详述了。 中国与缅甸交通，另有一条由广东出发的路线，据《汉书·地理志·粤地》说：“自合浦、徐闻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这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2世纪后期到1世纪初期）以来黄门驿长与应募者入海，市明珠、琉璃、奇石、异物的路线。这几个地名，日本藤田丰八《中国古代南海交通丛考》中有专篇考证，认为都元国在马来半岛，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夫甘都卢为缅甸之蒲甘，黄支国在印度半岛；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认为此说大致可取。我还以为“谌离国”可能是“克利斯国”，即在白古区域，而夫甘都卢在其北，滨伊洛瓦底江，所以又从此船行到印度。推测早期航行的路线，大概沿着海岸而行，所以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带，是航线必经之地，缅甸南部的部落与东西远航已有接触，由此可通至中国后门的永昌。所以伊洛瓦底江口成为航行的重要站口，同时也证明在公元前2世纪时期缅甸南部已是有文化的部落住居着，这些部落从海道和陆路都与中国有交通了。 从远在公元以前的纪录来看，缅甸境内各部落的文化开发是很早的，自有缅甸历史就与中国友好关系；由于此，联络了中国对广大区域的交通，这是对中、缅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开发交通线，主要由于住在不同地区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交流的要求而产生，也是依靠各地人民共同的力量所打通的；而且要求不断提高，力量不断强大，交通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友好往还也要越来越紧密；在经济文化相互影响之下，对彼此的历史发展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这些历史事实，见于记载者甚确，将来从考古发掘以及进行合作研究，可以讲得更清楚的。 （二） 由于中缅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发生了两国间的邦交，见于记载的史料多，只作大概的叙述：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澜沧江以西设嶲唐、不韦二县，建立政权，到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扩大地区设置永昌郡，建立比较大的政治机构；于是政治性的对外联系也多起来，联络缅甸境内比较大的部落来中国作友好访问。《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说：“永元六年（公元94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公元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徼外焦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丝缯各有差也。”这一段所记载的事迹，亦见于《后汉书·本纪》、《东观汉纪》、袁宏《后汉纪》和《后汉书·陈禅传》，互有详略，但不必详尽引证了。 这里所记的地名，都在永昌郡徼外，那时的永昌郡辖境西界，从大盈江、瑞丽江下游达伊洛瓦底江地带，所以敦忍乙国、掸国、焦侥夷这些部落的位置都应在今缅甸境内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所谓焦侥夷，一般解释为矮人，可能是最早住居在缅甸境内的小黑人。掸国即泰族部落，据《缅史传》说，在公元前4世纪掸族建国于锡箔。而哈威说：“禅族在13世纪以前，散居乡间，知识低下，无所谓政治组织”，是极其荒谬的论断。又所谓敦忍乙，疑为Dhara的对音（与Bokhara元史作不花剌，又作不花儿的译音相同，用剌或儿来对音ra，儿与忍的古音相近），所以敦忍乙也可译作敦儿、敦剌或敦罗。如所推测为不误，则敦罗应即都卢，亦即夫甘都卢，为缅族部落。新旧唐书《骠国传》说：“自号突罗朱”，即都卢之异译，可证都卢为缅族建立的部落。见于汉代记录的“都卢寻橦”作游戏（藤田丰八已汇录了一些资料），很可能是敦忍乙国的杂技团来中国表演的。在公元一世纪时期，缅甸境内的小黑人、禅族、缅族的部落都已与中国有友好的邦交关系了。此外，缅甸滨海地区的邑卢没国和谌离国，我以为是猛族部落，也早已由海道与中国有了联系。 我们可以肯定：在公历纪元初年，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三个语族，即缅族、掸族、猛族的经济文化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也有了政治组织，与中国发生友好的邦交关系。由于此，海西大秦国的杂技团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汉书·西域传》说：“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一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是罗马皇帝安敦尼阿斯（在位年代公元161至180年）的使臣由海道至中国的记录，而罗马人民至中国，在此以前已有之。缅甸部落联系了中国西南对海上的交通。 （三） 缅甸境内部落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联系邻近的很多部落成为较大的政治组织，就有著名的骠国。从何时起才有骠国呢？《唐会要》卷九十九骠国条说：“魏晋间有著《西南异方志》及《南中八郡志》者，曰：永昌，古哀牢国也，传闻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骠国，君臣父子长幼有序，然无见史传者”（亦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七），二书不知何人所作，惟所谓《南中八郡志》，从书名来看，应是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南中七郡增设晋宁郡时所取名，《爨龙颜碑》说他的父亲任“八郡监军”，也在这时期，可以推测《南中八郡志》作于公元4世纪初年，这时已有骠国了。东晋时期常璩著《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有僄人”，郭义恭著《广志》说：“剽国有白梧木”，又说：“艾纳香出〔氵剽〕国”；此僄、剽、〔氵剽〕诸字，都是骠字的异写，后来有写作〔白骠〕或缥。在公元四世纪时期在中国传闻有骠国，并且著名的木棉和香药运送到中国，是通过永昌输入的。 据藤田丰八引《缅史传》说：骠国建立于公元前483年，蒲甘建国于公元108年（亦见哈威《缅甸史》第一章注五），惟蒲甘建国在公元9世纪，与传说相差八百年，以此类推，骠国应建立在公元3世纪时期。这时骠国已接受了佛教，创制了骠文，记录谓“君臣父子长幼有序”，可见已经是具有相当高度文化的社会了。 从4世纪以后，中国各地经过长时期的争扰，云南也是动荡不定，骠国消息传到中国的也少了。到8世纪前期，南诏崛起于滇西，这一地方势力与骠国的联系紧密，骠国与中国各地的关系又加强了。樊绰《云南志》卷二说南诏“西开寻传，南通骠国”；又卷十说：“骠国在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阁罗凤所通也”。据《南诏德化碑》所载，“西开寻传”在赞普钟十一年（公元762年、唐宝应元年），说：“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南通渤海，西近大秦”，这样富裕的国家，应是骠国的情况。《新唐书·骠国传》说：“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骠国与南诏的邦交是很亲密的，因此骠国通过南诏与唐朝发生友好的邦交关系。 《新唐书·礼乐志》说：“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乐曲，且令骠国进乐章”，《旧唐书·本纪》说：“”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正月乙丑，骠国王遣使悉利移来朝，并献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这是骠国王雍羌派其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到唐朝献骠国乐，《新唐书·骠国传》所载乐器、乐曲、乐工的名目甚详，在唐朝宫廷演奏，得到很高的评价，许多文人写成诗篇，现在还传颂着的，如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胡直钧（《全唐诗》石印本卷十七）都有骠国乐诗。唐次（《说郛》卷三十六）有骠国乐颂，一致赞扬乐曲之优美。唐德宗还写信给骠王（见《白氏长庆集》卷四十），称赞友好的邦交，封雍羌检校太常卿，舒难陀为太仆卿，随着来的大臣（摩诃思那）也授了官职。这次以后，《册府元龟》卷九七二载：“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十二月，南诏、骠国各遣使朝贡”，《唐会要》卷九十九《骠国传》载：“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二月遣使贡方物”，骠国和唐朝在长时期中维持着友好关系。因为骠国与唐朝的往还频繁，访问派遣来的使臣，多知骠国情况，见于记录者，樊绰《云南志》卷十、《旧唐书》卷一九七、《新唐书》卷二二二、《唐会要》卷九九、《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七、《太平御览卷》七八九诸书都有骠国传记，叙述骠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话很多，可以参阅，在此不多谈了。 骠国的疆域：“东邻真腊，西接东天竺，东南堕和罗，南属海，北抵南诏，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境内有九城镇，二百九十八部落，建都于室利差呾罗（Sriksltra），称舍利佛城，即在今之卜罗姆（Prome），是富庶繁荣的国家。这一个国家的建立，主要是缅语族部落的联合；在先各部落有不同的族名，由于有统一的政治组织，以缅族为共同的族名。缅族发展到昌盛的阶段，以骠政权为中心，联系了四周区域的其他族部落和国家，《旧唐书·骠国传》说：“往来通聘者二十国”，《新唐书·骠国传》则说：“属国十八”，所列举的国名，有远在印度、占城、爪哇诸地，多数在缅甸境内缅语族以外的部落，骠国在东南亚成为一大都会，联系着广大区域的国家。唐朝与骠国的友好关系，有着更大的意义。如与骠国接近的弥臣国、崑崙国，在伊洛瓦底江入海三角洲地带，是猛族建立的国家，也随着骠国与唐朝通使，《册府元龟》卷九七二说：“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弥臣国入贡”，又卷九六五说：“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弥臣国嗣王乐道勿礼为弥臣国王（亦见《唐会要》、《太平寰宇记·骠国传》），又崑崙国的乐队，随骠国使臣入唐朝（见《骠国传》）。所以在那时期，缅境各族部落都与中国有往还，也联系了缅境以外的国家。 当南诏势力强大时期，对四周的地方，如对吐蕃、西川、黔中、安南、真腊等地都曾经发生过武装冲突，也曾攻进缅甸，樊绰《云南志》卷十说：“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劫掠骠国，虏其众三千余人隶配拓东（今昆明），令之自给”，又说：“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曾破其国（弥臣国），劫金银，虏其族三二千人，配丽水（伊洛瓦底江上游）淘金”，还攻战到崑崙国，失败而回。那时南诏是奴隶制的国家，统治者企图用虏掠劳动人口，不惜派兵到邻国侵扰。哈威《缅甸史》引《古史传》说：当公元168至243年，骠苴低在位时，曾大败华军，这是在东汉末到三国时期，历史记载找不出线索来，当是纪年错误。我以为这是塞迦历和佛历的相混，因为塞迦历后于佛历621年，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当塞迦历754年，而误为佛历纪年，则当公元211年。所以骠苴低大败华军传说的来历，当是南诏劫掠骠国的事件。如所推测为不误，可以校订《琉璃宫史》所载蒲甘王世系的年代，要推后六百二十一年。 南诏和骠国曾发生过战争，但只是例外的，在大段时间上是维持友好，而且结成攻守同盟的。杨鼐著《南诏通纪》载：“段宗榜，南诏臣，师子国王将伐缅，缅求救于南诏，遣宗榜将兵救之。既入缅，得胜，获师子国旗帜、金鼓、兵仗而还。缅王酬以金宝，不取，取佛舍利。……归国求世隆立焉。”（据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一引）《南诏野史·丰祐传》说：“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因狮子国侵缅，南诏遣段宗膀救之，得胜而归”。这条记载是很可靠的，但法国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引《南诏野史》所载，说：“考大史志，有锡兰王于12世纪下半叶兵侵白古之事，《南诏野史》特误纪其年代耳”。哈威《缅甸史》引《锡兰大史》，于公元1180年远征缅境，姚楠译注说：“《南诏野史》纪年不可信，应以锡兰史为确实”；这是很错误的判断，因为师子国不必确定是锡兰（尹梓鉴《缅甸史略·弁言》以为：此狮子国是新加坡），即是锡兰，出兵攻缅，不能说只有过一次，甚至说惟有《锡兰史》可信，《南诏野史》不可信，更没有道理了。《文苑英华》卷四七○载封敖与南诏清平官书（亦见《全唐文》卷七二八），首列段宗膀名，并有“今与丰祐书”之语，可以断定段宗膀为丰祐的清平官。段宗膀为后来大理国所崇拜的人物，所说事迹多可信。缅史载蒲甘王亲至大理国求佛牙（见下文），疑即骠王赠予段宗膀的“佛舍利”。从这些史料来说，公元858年南诏出兵救缅，次年始归（世隆即位于是年），这是可信的。也可以从此一事了解南诏与骠国邦交之亲密，是齿唇相依的。上文曾经提出：南诏后期用贝作货币是由缅甸大量输入，经济联系的紧密，当然对政治联系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这一种作用，要继续发展的。 （四） 缅族在卜罗姆建立的政权一骠国衰落了，在骠国境内的另一个地方强盛起来，就是蒲甘国，逐渐以蒲甘成为缅族政治中心。骠和蒲甘盛衰交替的年代，大约在公元9世纪时期，至11世纪，浦甘政权达到极盛时期，版图可能与骠国相当，其强盛则过之，国王阿那律陀是缅族中受到崇敬的人物。那时对中国西南的邦交也推进了一步，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引缅史传说：“11世纪时阿那律陀王曾求佛牙于乾陀罗而未得”，他的考证，陀罗即云南。哈威《缅甸史》载：“阿那律陀越过今之蛮莫（八寞）而至utibwa（日东王）国，日东王紧闭其国都大理之门，不纳此怪客，阿那律陀权能于城外栖身；经相当时期之停留以后，此两用元首乃又交好，互换礼物，倾谈殊欢，……特彼等终未能诱使其王献出彼所尊视之佛牙，仅能取得与佛牙相连之碧玉佛而已。”按：蒲甘玉阿那律陀在位（公元1044至1077年），当大理王段思廉时期，《南诏野史》诸书并不记载蒲甘王至大理事，这是可信的。那时大理的佛教也很盛，如昆明圆通寺有《政德年号碑》（见《滇云历年传》），凤仪白汤天有保安八年（公元1051年）写本经卷（今存），而且段思廉在位三十一年后禅位为僧（见《南诏野史》），不肯把佛牙送还给蒲甘王是很可能的。至于《缅史》所谓之乾陀罗即指云南，从伯希和所征引的资料可以确定，我还以为从南诏后期以来称云南为鹤拓的记载很多，鹤拓即乾陀的对音，又称云南为鹤拓妙香国，即梵语乾陀之意释，在二十多年前我提出这个意见，也发表过比较详细的文章，向达的《唐代记载南诏诸书考略》，说我的解释“总有点不敢相信”，但我现在还在坚持这个意见。云南历史发展与缅甸、印度的关系密切，可以考校的事情很多，鹤拓地名即其一事。又缅甸以utibwa称南诏，语源于巴利文，伯希和及哈威已作解说，而据樊绰《云南志》载异牟寻誓文，日东王为受吐蕃封号，《新唐书·南诏传》和《资治通鉴》亦作如此说，我以为这是吐蕃所封的“萨当汗”，译为日东王，缅语又意译为utibwa，这一些都是由于云南与缅甸的邦交而产生的名词，在此不作详细讨论了。 而要指出的：段思廉时期，发生了广南西路依智高奔入大理事件（在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从此以后，大理经过广西与宋朝的交往多了，蒲甘国也随着大理与宋朝有联系，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就记着由广西通过大理至蒲甘的交通。蒲甘国曾经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同三佛齐国、大食国到宋朝通好（见《诸蕃志》），是由海道去的（又《宋史》记录别有蒲端国，姚楠的《缅甸史》译注以为蒲端即蒲甘者，非是）。蒲甘国王既与大理国建立邦交以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蒲甘同崑崙、波斯（勃生）进白象及香物于大理（见《南诏野史》），次年遣使至宋朝（见《岭外代答》《诸蕃志》及《宋史》），议论邦交礼节，尚书省言：“今蒲甘乃大国王，不可下视附属小国，欲如大食、交趾诸礼，从之。”（见《宋史·蒲甘传》）受到宋朝的重视。《明史·缅甸土司传》说：“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按宁宗应是崇宁之误，以为缅甸是时始通中国，乃无知之言。《南诏野史·段正严传》说：“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蒲甘国进金花犀象于大理国”，次年大理遣李紫琮等出使至宋朝（见《宋会要稿》第一九七册、一九九册及《宋史·大理国传》），可能蒲甘国使臣也同去，不见记录而已。《宋史·食货志》及《大理国传》载绍兴六年（公元1156年）大理国献象马，《宋会要稿》第一九九册，《玉海》卷一五四并说：“绍兴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大理、蒲甘国贡方物”，龚鼎臣《东原录》说：“绍兴丙辰（六年）夏，大理国遣使杨贤时彦贲、赐色绣礼衣金装剑亲侍内官副使王兴诚，蒲甘国邀使俄讬乘摩诃菩，进表两匣及金藤织两个，并系大理封号，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三卷。”这一次蒲甘国使臣也是随着大理国使臣到宋朝，蒲甘通过大理与宋朝的联系是密切的。 从公元8世纪初年，在洱海区建立南诏，联系了广大区域各族部落，成为中国西南强大势力。就在这时期，骠国的势力也发展起来，以卜罗姆为中心，联系伊洛瓦底江东西的各族部落。南诏和骠国的昌盛，两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频繁起来，促进邦交的紧密。更要指出的是：两个区域的联系，不是限于这两个区域本身的问题，还有中国各地与海上各国之间通过这条路联系着，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作用越后越显得重要，又推动了这两个区域间的关系由线到面，所以元代云南行省与缅甸区域的关系有更大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 载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编《东南亚》1984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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