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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章内容较丰富，因每篇回忆文章过长，本公众号仅陆续选登几篇新作。读者如有兴趣，可读纸质版书
怀念父亲宗英 宗基纯口述 我的父亲宗英，学名宗敬华，乳名宗同京，做地下工作时在日伪面前常自称姓李。1903年6月出生于沙河县北掌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参加沙河县地下交通站工作，1939年后半年接替本村刘华担任沙河县交通站站长。我是1941年生人，由于父亲参加地下工作时，我年龄还小，不记事，为此，许多有关父亲的故事，都是在我长大后断断续续从父亲或母亲、大姐及街坊邻居、亲朋口中听来的。 一、三岁时摔了十三只“捞盆” 父亲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辈上弟兄好几个，除我亲爷爷生下我父亲一棵独苗外，其他几位爷爷膝下都没有男丁。大约在我父亲出生时，其他几位爷爷相继过世了。为了不使家族门户断了香火，按照当地风俗，经族人议定，让我父亲当了其他几位爷爷的承嗣人，这个风俗当地称为“一门N不绝”。我父亲既然当了其他几家当门近枝的承嗣人，按照当地风俗就必须在被承继的长辈去世后为他们摔“捞盆”送终。但那时我父亲刚出生，不满周岁时又不能到灵前摔“捞盆”。如此，只好将死去的爷爷们的尸体一个接一个装入棺材，暂时存放屋子里，等父亲稍大后，再入土埋葬。这样一等就是几年。我家先后存放了十三口棺材。棺材不能再不停地存下去了。我父亲三岁那年，家族主事人商议决定把我家存放的十三口棺材同时埋掉。由于父亲年龄小，出殡那天，还不会走路，当主持丧事的人（当地称殡相或相奉）高喊一声：“孝子摔捞盆喽——” 本家族年长者只好抱起我父亲，从地上捡起“捞盆”递给他，让他摔碎在地上。就这样，那位已记不清名字的年长者一连往父亲稚嫩的小手里递上十三只“捞盆”，年幼的父亲一一把它们摔碎在十三口棺材前。 二、卖掉院子也要把官司打赢 父亲既然承继了我几个爷爷的香火，家里的山冈地自然多了。就是这几亩山岗地，被本村同姓的一户财主看上了。大约在我父亲三十多岁时，那户财主蓄意强占我家一块土质较好的耕地。我父亲气愤不过，就到沙河县衙告状。万万没有料到，被国民党政府宣传得左一个民主右一个民主的国民党县府官员接到我父亲诉状后，并不想秉公执法，而有意拖延时间。让被告财主往他手中送钱。审案官得了财主黑钱，就把我父亲叫去，说：“你的状子虽然有理，但你的地却难以要回来了。”父亲从县衙回家后，十分生气。向别人打听才知道，自己的官司虽然占理，只因为没有给当官的送钱，所以才得不到公正判决。父亲明白这个理儿后，一咬牙卖掉半个院子，将卖院子的钱全部送给了当官的。这么一来，我家原先被财主强占的耕地又归还到我父亲名下。官司虽然赢了，但日子过得更加穷了。通过这场官司，父亲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完全失去希望，也产生了刻骨仇恨。父亲在家时常对我母亲说：“现在这个鬼世道，真不是让好人过的。不去推翻它，咱穷苦百姓就永远不会有翻身日子！” 三、一定寻找革命队伍 我父亲对万恶旧社会的仇恨不仅仅来自于切身经历，更看到了周边少权无势、没钱没地的穷人都在忍受着暗无天日的苦难。为此，他便不断寻找推翻旧社会的机会。这时，听人传说，有一个名叫共产党的，是带领普天下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队伍。于是，父亲利用到外地贩卖牲口的机会，四处打听哪里有共产党。就这样几乎打听了一年时间，也没有见到共产党的面。直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的烽火燃烧到沙河县。大约六七月间，偶遇了永年县李长生（早期地下党员）。李长生告诉我父亲，沙河县西山孔庄一带驻进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并说，你在家等着，最近几天，可能有人到北掌村找你。见到找你的人，你就把想参加共产党的想法跟他们谈谈。跟李长生分手后不久，果然有外地人来到北掌村，当天就与我父亲、刘华等人见了面。没几天，介绍我父亲和刘华加入了共产党。 1939年底，北掌村一带沦陷为敌占区。驻在孔庄、王茜、柴关等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等首脑机关为及时掌握敌占区日伪军情况，于1939年2月组建起沙河县地下交通站。是时，刘华担任第一任交通站站长，我父亲是地下交通联络员。这时，我父亲仍以赶庙会贩卖牲口为掩护，往西到朱金紫、柴关、高庄、王硇、王茜等地，往东到赵泗水、辛寨、南和县里首、永年县宋固等地，来回传递情报、密件等。1939年底，刘华被太行根据地调走参加培训学习。太行六地委和中共沙河县委就把沙河县地下交通站站长的担子压在了我父亲肩上。 我父亲当上交通站站长后，几乎没有在家睡过一个囫囵觉，白天更不能在家待。1940年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侵华日寇公然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共产党八路军采取限制和抵制政策。战斗在根据地一带的抗日军民的日常生活一时发生较大困难，有时连食盐也吃不上。药品、纱布、纸张、油墨等更是十分难求。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太行六地委和中共沙河县委决定，充分发挥地下交通站作用，让抗日革命根据地所需物资通过地下交通站，从敌占区往根据地输送。为了方便开展工作，经太行六地委和中共沙河县委研究，特意为我父亲打制了一辆箱底板为双层的马车，还为我父亲购买了一匹个头比人还高的骡子。我父亲接受任务后，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先在车厢下层塞入秘密文件、报刊、杂志等，再到三王村公司窑往双层马车上装煤，然后按照上级首长指定地点，送到沙南县辛寨交通站、里首交通站和宋固交通站。当时在宋固一带经常与我父亲接头的是中共沙河县地下负责人李长生。一次，沙南县敌占区的地下工作人员从国民党部队搞到十几条枪和一些子弹，让我父亲连夜送到沙河县柴关村西与王硇交通站的负责人接头。我父亲见这么多枪支和子弹加在一起体积过于庞大，马车底下的夹层狭窄，装不进去，于是通知许庄村的许立贵打了副棺材，先把枪支、子弹放入棺材，再在棺材中间钉块木板，做成双层棺材。为了搞好伪装，我父亲特意从外面买回发臭的死猪粪包、肠子等放在棺材二层板上，并在棺材后面接缝处预留下小孔儿。天夜后，我父亲和许立贵赶着装有枪支、子弹棺材的马车上路了。走近全呼炮楼时，被执勤的伪军拦住了，经过一番盘查，我父亲始终面不改色气不发喘。伪军见问不出什么，正打算到棺材前看个究竟，我父亲乘他们不备，用鞭杆捅破棺材里的猪粪包，一股恶心人的污血加粪便流了出来。伪军见状，急忙放我父亲和许立贵过去了。 据父亲在世时说，他当交通站站长时，还常常把一些重要机密信件、情报直接送到涉县一二九师司令部或山西八路军总部。其中一次，组织上让他把一份密件直接送到山西省运城县。在那里，他受到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首长的亲切接见。 四、黑的白的，暗号照旧 我父亲当交通站站长时，凡是已经拿在手中的情报，每当遇到意外情况送不出去了，父亲就让我母亲和我大姐扮作串亲戚或下地干农活的样子，㧟只包裹、竹篮或背只筐篓什么的，按照我父亲交代的地点找人接头。 那时候，父亲十天半月不回一趟家，偶尔回家也不敢白天进门，常常选择夜间。父亲先到北掌村北通往官庄村道路的一个乱坟中，预先约定某个墓堆上放块砖。我母亲来到这儿，看见砖竖起来了，就知道我父亲这天夜间一定回家；如果那块砖仍旧倒在坟堆上，证明我父亲没有回来。晚上有人敲门，任凭敲得再响，也不给开门。 父亲有时在铁路东沙南县滏西交通站接受任务后，也常常经过石北口村往武安县根据地送情报。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在我父亲提议下，报批上级领导同意，在洺河南岸明山下的石北口村建立起一个秘密联络点。负责秘密联络的人是石北口村富户宋老谦。宋老谦家有好几盘油磨，还有三个儿子。后来，在我父亲动员下，宋老谦不仅本人参加了抗日地下活动，还将他的两个儿子先后送到八路军部队当了兵。往武安山里送情报时，我父亲常将马车装满白灰，扮做石灰贩子赶着双底马车行动。一次，上级交代给他一项特殊任务，让他到武安县邑城村一个破庙里与联系人接头。因为，这次接头的人是新手，父亲过去与他没见过面，相互之间谁也不认识。上级告知我父亲说，与接头人见面的暗号是，我父亲先问“要黑的白的？”因为我父亲车上装的是白灰，来接头的人必须反其意而回答“黑的！” 一切安排就绪，我父亲将密件捻成纸念儿塞进衣缝，然后赶着装满白灰的马车上路了。一路上还算顺利。天擦黑，来到武安县邑城村约定的破庙前。我父亲刚把车停稳，一个穿着当地农民服装的人走了过来，操着一口浓重的武安口音问：“老乡，你是邑城乡亲吗？” 父亲说：“我是做生意的，你要黑的白的？” 武安口音的人故作亲近说：“同志，咱俩干的是一样事儿，你就不必猜疑了，我是专门与你接头取密件的，暗号照旧。” 父亲见来人对不上暗号，知道邑城交通站一定发生意外，要不然不会遇上敌人密探。父亲急中生智，不慌不忙从衣缝摸出密件搓的纸念儿，假装抹鼻涕，把密信一口吞进肚子。然后，笑模悠悠问：“邑城乡亲，你刚才说的暗号照旧是啥意思？俺只是来这儿卖灰的，你家盖房需要，就用吧。” 敌人密探见我父亲如此说话，胳膊一抬，旁边庄稼地立即钻出四五个带枪的人。他们围住我父亲，浑身上下搜了个遍，结果啥也没有搜到，只好乖乖放我父亲走了…… 五、两次虎口脱险的经历 听父亲在世时讲过。一次，他从西山根据地带回秘密文件，让北掌交通站的人员分头送到指定人手中。这天夜深了，当我父亲赶着马车刚走进村口，迎面碰见本村一位姓赵的赌徒。这位姓赵的平时游手好闲，心术不正，在村口见到我父亲，顺口搭讪几句转身走了。他刚走，我父亲心里犯了嘀咕，恐怕这个姓赵的要坏事儿。于是急忙回到家，让我母亲和大姐分头把交通站的同志们叫来，告诉他们刚进村碰见了赵××，此人嗜赌成性，不务正业，恐怕会到敌人炮楼报信儿。大家一听，我父亲对问题的分析有道理，纷纷考虑对付办法。那时，我们北掌村在沙河县是数一数二的大村儿，村庄占地面积大，村中间还隔着一条沙沟，居民街道和房屋分别建在沟东和沟西。我家住沟西。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当时的北掌村有四个与我父亲同名不同姓的人，都叫“同京”，但每个叫“同京”的人分别居住在村庄的不同方位。刚才在街头遇见我父亲的赵姓赌徒与我家虽然同住一个村庄，但他不一定知道俺家的准确位置。根据这些情况，父亲就安排我家邻居赵东的先回他家去。一旦有人把敌人带到我家，我父亲就设法把敌人骗到赵东的家，再由赵东的带着敌人到村子里寻找与我父亲同名的那几个“同京”。 事情刚安排妥当，大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敌人果然来了。父亲让其他几个地下工作者离开我家。人们前脚刚离开，后脚就有人拍响了我家大门。 “老李（我父亲在外贩卖牲口或到三王村拉煤时，常对外人说自己姓李，叫李同京）在家吗？” 听声音，我父亲已知来者是三王村高德林伪军的金翻译。这家伙过去与我父亲打过交道见过面。因为我父亲告诉过他自己姓李，名叫李同京，所以伪军金翻译才这么问话。金翻译既然带人来了，麻烦也就大多了。当时家里还放着没来得及送出去的秘密文件，我父亲知道一时不可能走脱，只好硬着头皮噌到大门后，隔着门缝，压扁嗓音，问：“你找哪家姓李的？叫啥名字？” 站在门外的金翻译说：“我找名叫李同京的人。” 我父亲在门后说：“你到后边那家打听一下，俺家不姓李。” 因为那位姓赵的和伪军金翻译都不知道我家确切位置，只好朝住在我家房后的赵东的家走去。 一会儿，赵东的家门被敲响了。 “这儿是李同京家吗？”金翻译问。 因为事前有了安排，赵东的回答：“俺家姓赵，不姓李。” “那你知道李同京家吗？”金翻译问。 “俺只知道还有人叫同京，不知道他们都姓啥。”赵东的糊弄敌人说。 “那你就跟我们一块找去吧！”伪军金翻译命令赵东的说。 因为有了父亲的嘱咐，赵东的带着金翻译等人在村子里来回转着寻找名叫同京的人，并把金翻译等人带到距离我家较远的住在沟东的韩同京家。金翻译过去与我父亲见过面，见到韩同京后知道不是他要找的人，便让赵东的带着再去找。赵东的又把金翻译带到崔同喜家……直到这时，金翻译才知道上了赵东的当，气得用枪托在赵东的屁股上狠狠捅了几下。赵东的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吓得屙了一裤子。尽管这样，赵东的也没有说出我家的住处。 金翻译知道上了当，带着人飞快朝我家跑来。当敌人刚跑到我家门口时，父亲已把秘密文件全部焚烧了。听见敌人跑步的声响，父亲踩着梯子上了房。 这时，金翻译再次敲响我家大门。还没等母亲开门，门外的敌人开始用刺刀拨动门闩。 门很快被拨开了。金翻译带着几个人荷枪实弹闯进院子。 “大嫂，千万别误会，我们和李大哥是一块的，都干这个……”金翻译说话时用手比划了个“八”字。 开始，母亲还真以为是跟我父亲一块干地下工作的人呢，但听他们唤我父亲“李同京”时，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敌人。因为过去也有八路军和地下工作者来过家，但他们都管我父亲叫宗英，没有自己人叫他李同京的。一定是敌人耍的鬼把戏，母亲才不上他们的当呢！ 金翻译见我母亲不钻他的圈套，于是原形毕露，用枪逼着我母亲交出人来。我母亲一口咬定说：“俺男人没有回家！”金翻译让跟着他一起来的伪军在屋里、院里搜了个遍，还是没有找见人影。于是逼着我母亲带他们到房顶看看。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敌人蹬上房顶。这时还站在房顶的父亲听见敌人上房了，急忙扒住房檐想往下跳。就在这时，母亲踩着梯子刚把头伸上房檐，一眼瞅见我父亲。我父亲急忙朝我母亲递个眼色。母亲会意，慢慢爬上房，黑暗中带着敌人朝房顶另一边走去。 趁这个机会，父亲轻轻跳在房根下的麦秸垛上。 金翻译带着赶来抓捕我父亲的伪军在房顶转了一圈儿，也没能找见我父亲，只好带着人悻悻地离开北掌村，返回三王村老巢了。 还有一次，父亲从西山带回一封密信，必须赶天黑前送到铁路东边辛寨村交通站霍焕州手中。父亲刚走到辛寨村地下交通员霍焕州门口，听到院子里传出伪警察查户口的说话声。 男人：“你家几口人？” 女人：“四口人。” 男人：“四口人都是谁？” 女人：“俺、俺男人、俺儿子、俺闺女。” 男人：“怎么家里就你们娘仨，你男人呢？” 女人：“到外边干活还没有回来。” 男人：“不对！是为共产党干活儿去了吧？按规定时间没有在家，就有通共嫌疑！弟兄们，把这女人押回局子！” 听到这儿，父亲想马上躲开。但已经来不及了，三四个伪警察推搡着女主人打开了院门。父亲被伪警察发现了。女主人急中生智，指着我父亲说：“长官，这不是俺男人回来了吗。” 因为天黑，扭着女主人胳膊的伪警察一时难辨真假，见有男人进了家门，只好放下女主人胳膊，离开了。 院子女主人正是共产党安排在辛寨村的地下交通员霍焕州的妻子。因过去经常跟我父亲打交道，相互之间十分熟悉。霍焕州的妻子把我父亲刚带进家门，她丈夫霍焕州从外面急匆匆回来了。见到霍焕州，我父亲把情报交到他手上。因为担心伪警察返回找人，霍焕州将我父亲藏进红薯窖。果然，不到片刻，伪警察又返了回来。原因是刚离开的伪警察中有人过去见过霍焕州，虽说与霍焕州不算熟悉，但总感觉刚才见到的人不像霍焕州，于是返回霍焕州家重新盘问。但这次霍焕州真的在家。经过仔细辨认，伪警察觉得的确是辛寨村的霍焕州，这才离开了。 父亲在霍焕州家红薯窖躲了大半夜，感到确实安全了，霍焕州才让我父亲从红薯窖爬出来。吃了顿便饭，父亲赶着双底马车又奔向根据地…… 六、我披麻戴孝为恁二老送终 由于上次坏人告密，我父亲参加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的事儿被敌人知道了，敌人还掌握了我家确切住址，为此，就不断派人到北掌村抓捕我父亲。 这天晚上，我母亲正坐在炕头做针线，突然十几个日伪军破门而入，向我母亲要人。母亲说：“俺男人早就让你们撵得不敢在家待了，跟我要人，我去哪里给你们找呀？” 抓捕我父亲的日伪军见我母亲不告诉我父亲下落，就要抓走我大哥宗基周做人质。当时，我大哥恰巧不在家，而我的堂兄宗林的正在我家玩，日伪军误以为宗林的是我哥哥宗基周。当即把我堂兄宗林的抓到三王村伪高德林司令部。让林的哥在三王村服了好几个月劳役。后来，还是我父亲通过上级组织，设法把林的哥救了出来。但林的哥被敌人释放时，并没有把人直接交给中间管事人，而是把林的哥眼睛用布蒙上，扔进三王村附近一口枯井里。后来管事人在枯井里找到我堂哥宗林的后，才把他救回家。 另有一次，敌人派人到家抓捕我父亲。父亲没有在家，只有我母亲、姥姥和我舅舅。敌人把我舅舅崔景和抓走了。当时，我姥姥一见自己儿子被抓，连气带吓，倒在地上没了气儿。我母亲急忙把我姥姥拍醒，不停地用好话宽慰老人家。这天晚上，我父亲回到家，见我姥姥哭得泪人一般，边哭边说：“天哪！俺身边就一个儿子，万一有个好歹，百年后，谁来管俺呀！” 见姥姥哭得这般伤心，我父亲“咕咚”跪在我姥姥面前，说：“娘，这次是因为俺的事，连累景和被伪军抓走了，俺一定会想办法把景和救出来。万一真的发生意外，你就是俺亲娘，百年后，俺一定为恁二老披麻戴孝，养老送终！” 经过我父亲一番安慰，姥姥这才止住哭泣。后来，父亲还是通过关系设法把舅舅从虎口救了出来。但为此事，我家就欠下舅舅一笔人情账。直到解放后多年了，父亲还一直尽心照顾我姥姥一家人，不仅为舅舅家盖了新房，姥姥去世时，父亲还拿出钱帮助料理后事，进行埋葬。 七、老虎凳下，父亲宁死不招 1943年，敌人已经知道我父亲担任着沙河县交通站站长的重要工作。日伪军对我父亲的抓捕日紧一日。 这年农历九月十四，赵泗水村过庙会。父亲接到上级指示，让我父亲与赵泗水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工作者陈庆余（兴固村人）老师在庙会上接头，陈老师手里有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需要我父亲拿到情报后送西山。 这天，气候十分晴朗。父亲和往常一样，来到赵泗水村庙会的牲口市。买卖牲口的人很多，父亲一边假装看牲口，一边注意周边情况。不一会，一位教师模样的人出现了。父亲正要上前与这个人对暗号接头，猛抬头发现三王村高德林伪军司令部的金翻译站在不远处。父亲当即明白自己被敌人盯梢了。但这时候的陈老师全然不知情况，还在牲口市上转悠着四处寻找与他接头的人。当陈老师看见我父亲，向他大步走来的一刹那，金翻译也瞅见了我父亲。千钧一发之际，为掩护陈老师，我父亲故意高喊一声：“日本人来啦！” 听我父亲一喊，顿时炸了市。父亲乘着混乱大步跑到路边。此处恰巧停放着一辆马车，父亲从赶车人手中夺过鞭子，跳上马车，狠狠在辕马屁股上摔一鞭。辕马拉着马车顺着大路朝前飞奔。 在牲口市上盯梢的金翻译见我父亲赶着马车跑了。急忙抡着胳膊喊：“弟兄们，就是他，快快追上，千万别让他再跑了——” 随着金翻译的喊叫，十几个伪军翻身跨上预先放在牲口市上的战马急速追去。 父亲的马车最终没能跑过伪军的战马。父亲被捕了。 落入魔掌后，父亲被关在三王村伪军司令部。敌人为了从父亲口中掏出想要的东西，对父亲严刑拷打。但父亲咬紧牙关不予回答。后来，敌人让我父亲坐老虎凳、打夹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即使这样，我父亲仍然一口咬定只有自己干过交通员，每次都是单线联系，干一件事换一个地方换一个人，因此关于别的人和事一概不知。敌人见问不出结果，就把父亲判了死刑，关进牢房等待执行。党组织为了营救我父亲，派人找到打入高德林伪军内部的一位地下工作者，让他设法买通伪军执行官。于是，在父亲被执行枪决的那天夜间，伪军执行官一个人把他带出监牢，拉到三王村外一个废旧煤井旁，为我父亲松开绑，朝天放了三枪，压低声音说：“快跑！千万别回家！” 就这样，父亲幸免一死。不过，父亲这次在敌人监狱中因为被打成重伤，回来后一直躲藏在本村中医庞善同家疗伤。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父亲才在北掌村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全国解放，上级党组织安排我父亲到顺德府（今邢台）工作，父亲因腿伤未愈，便说：“我还是做农村工作吧！”1960年，生活遇到困难，原先曾在一块工作的几位老同志来信邀请他和全家人到北京住段时间，但父亲性格倔强，谢绝了同志们的善意，说：“困难并不只我一个人有，全国人民都困难，我还是在家住的好。”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有困难留给自己，有好事让给大家的人。1965年6月，我父亲因患肝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63岁。 冀彤军整理于邢台市拖拉机厂家属院 《耄耋老人的红色回忆》（下次选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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