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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人群和文化交往的古老通道，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考古学材料看，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欧亚草原与中国北方地区就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化交往，这条早于丝绸之路的草原通道被我们称为“草原金属之路”。在草原金属之路上，金属器以其轻便易携、质地坚固等特点，成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重要证据。本文将以这些金属器为视角，探讨公元前1千纪前丝绸之路亚洲草原的文化交往。 一 中国北方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交往 中国北方、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文化联系发生得非常早，在商周时期就形成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进入公元前1千纪，兴起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早期石板墓文化存在着紧密的文化交往。铜器中头盔〔图一：1、16〕、空首斧〔图一：2、17〕以及被称为几字形弓形器的御马器〔图一：3、18〕在两个文化中都有相似的发现。而它们的艺术和装饰品的联系则更加广泛。首先从刀剑上的动物装饰艺术看，柄部都流行成排的动物纹〔图一：4、5、19－21〕，这些动物包括鹿、马和鸟等。部分刀的柄首还装饰有立兽〔图一：5、21〕。装饰品的相似度更高，如勺形饰〔图一：6、22〕、弹簧形耳环〔图一：9、25〕、双尾饰〔图一：10、26〕、联珠饰〔图一：11－14、27－30〕以及其他一些饰牌〔图一：15、31〕。在石板墓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中都出土装饰有成排“S”纹的饰牌，无论从造型还是装饰上二者都非常一致〔图一：7、23〕。联珠饰在两个文化中也均有较多发现，无论是双联珠还是多联珠，都能找到形制完全相同的标本〔图一：11－14、27－30〕。另外，在石板墓文化中还发现有一种联珠棍形饰件〔图二:3〕，很有特色。虽然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没有发现类似形制的器物，但在稍晚的宣化小白阳墓地、玉皇庙墓地以及鄂尔多斯地区都有发现〔图二：1、2〕。
图一 石板墓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器物对比图 1．蒙古额姆根特；2. 蒙古和鲁托斯特；3. 外贝加尔塔普哈尔山墓葬；4. 蒙古苏赫巴特尔；5. 蒙古戈壁省；6－9、15. 外贝加尔德沃尔茨；10. 蒙古采集；11.阿莱苏堤；12. 奥洛沃亚纳亚；13－14. 蒙古阿斯格特恩；16、18、20－22、29. 小黑石沟；17、31. 龙头山；19. 天巨泉；24. 南山根；23、25、26、28. 周家地；22、30. 龙头山；27. 水泉城子；30. 大泡子短剑墓
图二 石板墓文化和中国北方出土的联珠棍形饰件 1. 宣化小白阳墓地；2. 鄂尔多斯征集；3. 石板墓文化 在外贝加尔地区分布着一类被称为德沃尔齐类型的遗存，这类遗存的发表资料较少，很明显，其装饰风格与冀北地区的玉皇庙文化存在着紧密联系〔图三〕，有学者认为玉皇庙文化的服饰品受到了德沃尔齐遗存的影响。从外贝加尔地区的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发表的材料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在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外贝加尔地区与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交往，这个过程展现出相当的复杂性，而这种联系为匈奴文化的兴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图三 玉皇庙文化与德沃尔齐遗存器物对比图 1－3. 外贝加尔德沃尔齐遗存；4－7. 玉皇庙文化 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M5的饰牌缝缀在皮条上，其排列和玉皇庙墓地的非常相似〔图四〕。M5的皮条保存完好，由于两者的饰牌排列形状基本相同，这启示我们，玉皇庙文化中的饰牌很可能也是这样缝缀在条带形的织物或皮条上的。但是M5的是装饰在胸前，而玉皇庙墓地的是装饰在腰部和腿部，而且饰牌形状完全不同，贝加尔地区只有各种变形的连珠纹，而玉皇庙文化的种类很多，分为动物纹和几何纹两大类，文化的发达程度不可等量齐观。
图四 玉皇庙墓地与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缝缀装饰对比图 此外，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M1的四瓣形铜泡与桃红巴拉墓地的同类器相似，S形饰牌有清晰的纹饰，与毛庆沟墓地的早期墓葬的相似；M3的S形饰牌没有纹饰，制作粗糙，见于毛庆沟墓地晚期和水泉墓地，四瓣形泡饰与内四鸟头饰牌与毛庆沟M44的相似；M5出土联珠纹饰牌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毛庆沟墓地代表的内蒙古岱海地区墓地都有出土，两端圆形的锯齿形饰牌多见于内蒙古岱海地区，双连或三连的做法与内蒙古的双排联珠纹应该有关。 从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可以看出，中国北方的玉皇庙文化和内蒙古毛庆沟类型都与贝加尔地区有着文化联系，见证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内各种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面貌。 二 中国北方与米努辛斯克和图瓦地区的交往 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地区是早期游牧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也是考古工作开展非常早的地区。在公元前1千纪初，图瓦的阿尔然一号和二号王冢与中国北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就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往。 首先在武器上，夏家店上层文化与阿尔然王冢的联系见于两地的平首剑〔图五：1－3、15、16〕。阿尔然二号冢剑在剑首、剑身的中脊处装饰的繁缛风格纹饰以及装饰位置〔图五：17〕，也见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小黑石沟的征集品〔图五：3〕。
图五 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图瓦地区的联系 两地的青铜马具都比较发达，地域特征明显，但仍然有相似性。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中部草原都流行衔镳一体御马器，种类多而同一种类的数量少，可能处于金属衔镳的初期实验阶段，小黑石沟M8061与阿尔然二号王冢的马具十分相近〔图五：7、24〕，后者也有相当数量的复合衔镳。此外，夏家店上层文化流行外环为马镫形的马衔〔图五：4－6〕，这种形制在各地草原都有，但是与南西伯利亚的阿尔然一号王冢中类似的马具最为相似。阿尔然一号冢既有外环是马镫形的马衔，也有外环是圆形的马衔〔图五：18－23〕。 在动物装饰艺术方面，夏家店上层文化与阿尔然一号王冢都存在着卷曲动物纹〔图五：9－14、26〕，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卷曲动物纹略显原始，动物的首尾没有真正的卷曲到一起。中国北方与图瓦地区的联系还体现在浮雕群鹿纹装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群鹿纹多是在剑柄上，纹饰多成排排列〔图五：1、8〕，尤其是在小黑石沟墓地出土的一件铜剑剑柄上鹿的形象与阿尔然一号王冢出土的鹿石上的鹿形象非常相似〔图五：8、28〕；阿尔然二号王冢时期用群鹿装饰的器物种类更加广泛，在铜镜、刀柄和鹿石上都有表现〔图五：25、27、28〕。从形象上看，两地存在着一些相似性。 到了东周时期，这种联系仍然在持续。在这里，我们选取几种比较典型的器物进行讨论。 1. 短剑 在中国北方地区和境外草原地区都分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短剑，其柄首饰以双鸟（或双鹰）回首的图案，我们称之为双鸟回首剑。不同时期，双鸟回首剑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分布范围有所不同。 早期，仅在最西边的甘宁地区和银川南部地区有双鸟回首剑〔图六：1〕，与之同出的还有一把空首銎和顶端有箍的斧〔图六：2、5〕。与这种斧相近的出土实物，目前仅见于西安张家坡西周遗存中。从斧的年代我们可以判断，双鸟回首剑的年代应很早。
图六 中国北方出土的双鸟回首剑及其共生物 到了中期，北方的西段和中段都开始流行双鸟回首剑，内蒙古地区目前最早见于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公苏壕M1〔图六：7〕和内蒙古东部毛庆沟M70、M59、M45、M58〔图六：12－14〕。因此内蒙古东、西部最早出现双鸟回首剑的年代大体相同。出短剑的M58出土了一把年代可定在春秋晚期的戈〔图六：15〕。在中期结束的时候，这种剑传到了东段的河北北部山地。目前从发表的材料上只见到一把双鸟回首剑，出自北辛堡M1〔图六：21〕，与之共出的中原戈的年代可以定为战国中期〔图六：22〕。 在双鸟回首剑自西向东分布的同时，还伴随着其他实用性器物的传播。在西段早期出现双鸟回首剑的同时，出现了小圆形鼓腹铜管〔图六：3〕和马面饰〔图六：4〕。这些器物是在中期早段出现在内蒙古西部的桃红巴拉和公苏壕〔图六：8、11〕。鼓腹铜管饰件出现在内蒙古东部和冀北地区也是在中期早段〔图六:16、20〕。鹤嘴斧出现在内蒙古东部是中期偏晚阶段，已是铁器〔图六：19〕。而马面饰只停留在了内蒙古西部，内蒙古东部以东尚未发现其踪影。各地器物面世的先后虽然受到考古发现的限制，但双鸟回首剑、小圆形鼓腹铜管、鹤嘴斧与马面饰同时呈现出的自西向东分布，应当反映了早期到中期实用性器物的传播在文化带趋同过程中的先锋作用。 如果将欧亚草原的这种剑与中国北方的进行比较会发现，这种剑越向东或者年代越晚，装饰越简化〔图七：1－9〕。从目前的发现看，双鸟回首剑在北方草原分布得很广，从欧洲与西伯利亚交界的乌拉尔地区、南西伯利亚及米努辛斯克盆地到北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蒙古都有发现，而且数量是从西向东呈递减之势。在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发现的双鸟回首剑最为精致，剑柄和剑格上都有精美的纹饰，代表了这种剑铸造工艺的巅峰时期。因此我国北方的双鸟回首剑只是这种剑分布的东南端，应是受其影响的结果。由于双鸟回首剑的传布范围大，穿透力强，因而成为了这个时代短剑的代表形式，反映了横亘于欧亚大陆的马上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武器和进入了相同的征战与联盟的时代。可以作为这个推论的一个旁证是，与双鸟回首剑经常共出的鹤嘴斧的东界与双鸟回首剑大体相同，在蒙古高原也只见于蒙古西部，在中国北方东段的河北没有发现，只见于内蒙古的东部。这也说明，蒙古高原东部与我国冀北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基本没有受到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这里的传统文化阻止了西来文化的进入，并在后来发展为匈奴文化。
图七 中国北方与米努辛斯克和图瓦等地区器物对比图 2. 鹤嘴斧 鹤嘴斧是中国北方和草原地区东周时期流行的一类重要的长柄武器。由于其扁刃一端具有斧类功能，稍尖一端在形态上与鹤嘴相仿，所以考古学上一般称其为鹤嘴斧。 最早的鹤嘴斧主要分布于南西伯利亚、图瓦和阿尔泰等地，而且发现的数量非常多，很明显是当地最为盛行的武器之一，流行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6世纪〔图七：10－12〕。大约到公元前1千纪中叶以后的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管銎都变得很短或与斧身齐平〔图七：13〕，除了上述的南西伯利亚等地外，分布范围扩大到中国新疆和北方地区。之后鹤嘴斧的质地逐渐变成了铁器，形制上也变成了两端下垂的战斧〔图七：14－16〕。从鹤嘴斧的分布地区和出土情况看，早期鹤嘴斧主要集中在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图瓦等地，而且从发表的随葬品相对丰富、保存较好的墓地资料看，这种战斧在当时使用得非常普遍。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鹤嘴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和宁夏等地，大多属于晚期形制。新疆地区发现的鹤嘴斧数量不多，也不见最早的形制。因此我们推测，鹤嘴斧最早可能出现于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和图瓦等地，然后向南和向东传布，影响到了新疆天山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而蒙古高原东部和冀北地区不见这种战斧分布，显示出鹤嘴斧的向东传播方向以及分布的东界。同时我们上文提到的双鸟回首剑也与鹤嘴斧一样，都存在由西向东传播的趋势，中国北方地区双鸟回首剑的出现亦是受南西伯利亚影响的结果。 3. 铜镜 铜镜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联系的另一个证据。东周时期的中原地区流行桥型钮圆形铜镜，这与北方所流行的铜镜形制差异较大。中国北方地区的铜镜上端分为钮柄镜和立兽柄两种。这些铜镜在境外的分布，主要从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到图瓦以及蒙古，其中的钮柄镜主要见于图瓦和蒙古西部〔图七：20〕，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时期也有发现〔图七：19〕。在中国北方地区钮柄镜见于甘宁地区的于家庄墓地和内蒙古东部的崞县窑子墓地〔图七：24〕。立兽镜主要见于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图七：17、18〕，在蒙古和中国北方也偶有发现。蒙古中戈壁省出土了两件立兽镜〔图七：22〕，中国北方的立兽镜则见于内蒙古呼鲁斯太墓地〔图七：21〕，尽管各个铜镜上所立的动物存在着差别，但无疑都属于同一类风格的器物。而在外贝加尔出土的一件此类铜镜形制上介于立兽与钮柄之间，但更像简化的立兽形镜〔图七：23〕，北方地区的铜镜式样说明了它与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文化联系。 4. 立兽装饰 立兽装饰是米努辛斯克盆地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类动物装饰艺术。使用羊作为装饰题材是最多的，而且绝大多数为大角羊形象。这种装饰在很多器物上都有体现，其中在柲帽这类器物上最为常见〔图七：25、26〕。与之共存的还有一类数量非常多的带銎孔的工具，在其顶端的边缘连续装饰有若干个大角羊〔图七：27〕。此外，这类独立的羊形象在鹤嘴斧〔图七：28〕、剑柄、刀柄以及铜镜的柄部均有发现，而且这种装饰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早期铁器时代一直流行，类似装饰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足可见当时米努辛斯克地区人群对大角羊的喜爱程度之深。 这种类似的立兽形象在中国北方地区也有发现，内蒙古西部的玉隆太和西沟畔墓地都出土有风格一致的器物，但是伫立的动物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大角羊形象不同，既有其他山羊形象也有神兽题材〔图七：31、33〕。速机沟墓地出土的马饰件也与此类风格相似，不同的是马是蹲踞的，而不是伫立的〔图七：32〕。从年代上看，中国北方发现的这些器物都相对较晚，至少都在战国中期以后。 蒙古地区也有这种风格的动物饰件，在巴彦洪戈尔省出土的马饰件和前杭爱省的鹿饰件〔图七：29、30〕都与之相似。虽然蒙古出土的立兽饰件没有可以断代的共存物，但是从形制上看与内蒙古西部各个墓地出土的同类器更为相近，我们推测其年代也应在战国以后。 与中国北方和蒙古地区相比，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立兽不仅数量多、年代早，流传也非常的广。而更早的立兽装饰还出现在与米努辛斯克毗邻的图瓦阿尔然一号王冢中，因此我们推测这种立兽风格很可能是从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等地传到蒙古和中国北方的。 从以上器物的对比分析看，东周时期，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等地与中国北方地区关系密切。到了中国北方文化带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双鸟回首剑和鹤嘴斧传入中国北方地区，而且从这两种器物的发现和分布范围看，蒙古西部地区是其传播的中间区域，而在中国北方地区则是从西向东传播。中国北方地区的立兽装饰和带柄形镜虽然也可能与米努辛斯克和图瓦等地有关，但与双鸟回首剑和鹤嘴斧不同的是，中国北方人群接受这种器物的时间晚至战国中期以后。 三 中国北方与阿尔泰地区的联系 阿尔泰地区作为另一个早期游牧文化的中心，其地理位置也十分特殊，开放的阿尔泰山系向东可达蒙古高原与中国北方地区，西连哈萨克草原，南接中国新疆，北邻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可谓连结草原各地的重要枢纽。阿尔泰地区与中国北方建立联系的年代要晚于立体动物流行的米努辛斯克地区。动物纹风格艺术，即展现了中国北方与阿尔泰的联系。 1. 翻转动物纹 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的动物纹装饰种类繁多种纹饰。自然界中的动物是无法展现这一姿势的。
图八 阿尔泰与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动物纹对比图 翻转动物纹在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都有发现，从新疆乌鲁木齐阿拉沟竖穴墓、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到阿克苏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都有发现这种风格〔图八：4－7〕，从出土器物的共出物看，其翻转动物纹年代都不早于巴泽雷克文化。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翻转动物纹年代要更晚些，多装饰于长方形饰牌表面〔图八：8、9〕，而这些器物的年代大多在战国晚期以后。 翻转动物纹的起源我们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线索，但是在巴泽雷克文化中翻转动物非常发达，而且在其他地区也没有发现早于巴泽雷克文化的翻转动物纹。以现有的证据看，这种艺术题材很有可能源于阿尔泰地区。 2. 有角神兽 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还有许多有角神兽装饰，其重要特点是神兽角上有成排的鸟头〔图八：10－13〕，巴泽雷克文化的山地牧人对这种神兽有很深的敬畏感，不过在欧亚草原很多地区都有类似的发现。中国北方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内蒙古西沟畔墓地也有发现，这些器物反映了从写实到写意的过程。最精致写实的是纳林高兔的立体神兽〔图八：15〕，浮雕多角神兽见于阿鲁柴登的镶嵌绿松石的金牌饰〔图八：14〕，最简化写意的是西沟畔M2的蹲踞怪兽的浮雕饰牌〔图八：17〕，同墓中的另一件饰牌虽然也是浮雕装饰，但形体仍为伫立式，介于两者之间〔图八：16〕。它们的动物形状、构图方式和整体轮廓与巴泽雷克文化极为相似。 有角神兽题材的种类较多，林沄先生对此也有专门的论述。中国北方和蒙古地区发现的此类器物均没有早于巴泽雷克文化的，虽然该类题材是否起源于阿尔泰地区尚无法确定，但是中国北方及蒙古的有角神兽很可能传自阿尔泰，与之俱来的还有前述的翻转动物。 3. 虎形装饰 虎形装饰同样是流行于中国北方、蒙古和阿尔泰的动物装饰题材。虎是东亚典型的动物，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非常突出。早期北方草原流行一种单体虎饰牌，在中国北方东区数量最多。它的爪与尾端往往均用圆环或圆涡纹表示，呈蹲踞状〔图八：23、24〕。到春秋晚期之后单体虎饰牌呈站立状，数量变少，而且整体变胖〔图八：25〕，开始出现多体虎形饰牌〔图八：26〕。多体虎形饰牌往往表现的是虎噬食草动物，刚开始虎都较胖，被食动物占据的比例较少〔图八：27〕。而后发展为虎逐渐变瘦，而被食动物的尺寸也逐渐变大。到战国中晚期时虎身上出现了斑条纹〔图八：28〕，而战国晚期到汉代，虎形饰牌已经变成了P字形。 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的虎纹装饰数量也很多，但基本不见单体虎牌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皮革或毛毡上虎咬噬鹿或者羊的图案〔图八：21、22〕，另外一种是成排的虎纹〔图八：18－20〕。这里虎纹的共同特征就是虎都变得瘦长、束腰，而且有的还通体饰有紧密有力的斑条纹〔图八：18－20〕。对比中国北方和蒙古的发现，这些器物的流行年代大多可能在战国中晚期。 虎形装饰种类及演变说明中国北方的东区和蒙古地区是虎形饰牌的重要起源地，并逐渐向西传布到整个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分布区以及阿尔泰地区。 从翻转动物纹、有角神兽和鸟形装饰以及虎纹装饰的分布和发展，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阿尔泰地区与中国北方的联系路线。这种交流是双向的，中国北方接受了阿尔泰的翻转动物纹、有角神兽装饰和鸟形装饰，而阿尔泰地区的虎纹装饰则或许是受到了中国北方和蒙古的影响而出现的。 四 中国北方与天山七河地区的交往 天山七河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枢，但中国北方地区与天山七河地区的广泛联系也早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来自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葬。 1. 马家塬墓地和伊塞克古冢 甘肃天水的马家塬墓地和哈萨克斯坦的伊塞克古冢有许多相似性。动物装饰均用平面的二维浮雕表现，这种装饰风格不同于阿尔泰山区和鄂尔多斯高原流行的三维立体的动物造型；金箔与银箔多于青铜质地；两地遗存的年代相当于战国晚期。马家塬和伊塞克湖地区的金银饰片装饰在物体的表面，其装饰效果使得马家塬的车和伊塞克的墓主人最终成为包金的造型，说明这时的审美取向是追求豪华效果，与欧亚草原用青铜铸造的立体动物作为竿头饰的古朴和实用的风格完全不同。金银饰片中的动物造型主要有四肢分立的北山羊〔图九：1、2、4、5〕和身体用纵向条纹与横断节段纹表现的猫科动物〔图九：3、9、12〕。它们在表现细节方面也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向后下方弯曲的角部与向前上方弯曲的尾部或双翼相对〔图九：3、6〕。它们一般被并列安排在一个画面上，代表了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但是没有厮打在一起〔图九：13、14〕。花纹饰牌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一角向上扬起呈弯钩状或是中间填满花纹的条形〔图九：7、8、10、11〕。这两地墓葬具有如此多的相似性，从装饰母题到制造细节，再从装饰方法到装饰效果，应该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反映了这些文化特点在哈萨克斯坦东南部所以中亚应该是这些草原文化因素的发源地，并构成这一地区公元前3至公元前2世纪的文化特色。
图九 张家川马家塬与七河伊塞克冢器物对比图 1－3、7－9、13.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4、6、10－12、14. 伊塞克冢；5. 卡尕里采集 七河地区与甘肃天水地区之间有新疆地区相隔，在新疆我们找到了这种关联的蛛丝马迹。 天山北麓的新源县，发现有大角向上向后弯曲、四肢分立的羊的青铜牌饰，与马家塬的青铜羊牌饰非常相似，尤其是夸张的羊角上侧的波浪纹边缘〔图十：1〕。这种北山羊还见于伊犁特克斯县叶什克列克墓葬的青铜镜〔图十：2〕、哈密采集的青铜镜〔图十：3〕以及伊吾县拜其尔墓地的立兽〔图十：4〕。其形象的共同特点是大卷角，角的边缘用波浪纹表示，四脚分立，头部下垂，由青铜制作，造型以平面为主，也有少量立体的。
图十 新疆天山地区出土的相关器物 另外，位于新疆天山山脉中间阿拉沟墓地群曾出土过8块虎纹圆金牌、4件虎纹金箔带和1件狮形金箔。这些猛兽主题金箔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使用了纵向条纹与横断节段纹的表现手法，狮形金箔的后肢向后反转180度〔图十：5〕。还有许多兽面纹与花瓣形金饰片，这些金饰片很可能用于缝缀在帽上。各墓都发现有金丝，并有大量的边缘有小孔的金饰片，我们可以推测墓主人也应该有类似伊塞克墓葬的金帽饰和金服饰。M30的木椁底部有明器木车一辆，轮径长约18厘米，轮轴均包银箔，这种装饰手法与马家塬的也十分相似。 新疆的相关遗存都位于天山山麓地带，最西边是伊犁地区的特克斯县，然后是新源，这两个地点与七河地区非常接近，文化面貌自然非常相似。再往东是阿拉沟墓葬，这是天山的山口地区。再向东就是哈密地区。从年代更早的考古发现可知，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与天山东部的哈密地区的天山北路遗存联系密切，说明在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河西走廊就与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有着文化交往，这意味着战国晚期的马家塬的草原文化因素很可能是从哈密地区经过河西走廊传入甘肃天水地区的。 2. 青铜祭盘和陶容器 天山七河地区与中国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动物纹装饰上，在容器方面也可以看出较为密切的联系。公元前5－3世纪的天山七河地区流行青铜容器，最有特点的是祭台，这种青铜器在新疆也有发现〔图十一〕。但是新疆的祭台种类少，质量也不及天山七河地区的。总体看来这种器物的分布以伊犁河流域及其支流为中心，应该是天山七河地区对新疆的文化影响，而伊犁河流域位于这种影响的前沿。在公元前3－公元1世纪，天山七河地区的陶器突然发生大的变化，流行新疆地区的圜底陶器。两地相似的器物说明了天山七河地区和新疆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而且传播的方向有一定的规律：公元前5－3世纪主要是天山七河对新疆的影响，公元前3世纪－公元1世纪是新疆对天山七河地区的影响。这可能与匈奴的西迁引起的文化迁徙有关。
图十一 天山七河地区与新疆青铜器的比较 以上分析说明了在战国晚期，天山山麓已经成为连接关中地区与哈萨克斯坦草原的通道，也可称作天山廊道。它改变了新疆以往作为东西文化影响的接受者的格局而真正成为了东西交通的通道，这是丝绸之路的雏形，在中西交通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 结语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揭示了公元前1千纪中国北方与亚洲草原其他地区以金属器为代表的文化交往的历史画卷。从这幅画卷可以看出，前丝绸之路亚洲草原的文化交往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前9－7世纪（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中国北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早期石板墓文化在武器、工具和装饰品等各种铜器上的相似性，凸显了二者间关系的密切，尤其是形制一致的装饰品和相似的装饰风格更表明中国北方地区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人群可能存在着贸易或迁徙等深层次的交流。同时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图瓦的阿尔然王冢也存在着一定的交流，平首剑、马衔和卷曲动物纹以及群鹿纹装饰都是其联系的证据。 第二阶段，公元前7－5世纪（春秋中晚期），这个阶段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是早期游牧文化的重要中心。金属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双鸟回首剑和鹤嘴斧的传播，这两种器物往往共出，可互为佐证。从数量和形制上看存在由西向东传播的趋势，早期形制往往出于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等地，这两个地区也最为发达。中国北方地区的同类器少量见于西北部，形制也较晚，应该是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等地影响的结果。同样体现与米努辛斯克和图瓦等联系的还有立兽装饰和带柄形镜，但与双鸟回首剑和鹤嘴斧不同的是，中国北方人群接受这种装饰性器物的时间要晚一些。 第三阶段，公元前5世纪（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这个时期各地铁器更加普及，器物形制也趋向统一，文化交往进一步加强，流行车马器、武器和动物装饰。武器以双鸟回首剑和鹤嘴斧为主，车马器从西向东种类逐渐递减，动物纹主要装饰在实用器物上，装饰品以本地的联珠饰和云纹牌饰为主，偶然有传入的带柄铜镜。这时随葬武器的武士阶层的墓葬最为突出。 第四个阶段，公元前4世纪之后（战国中期以后），这时期动物装饰风格取代了短剑和战斧的主要位置。早段是来自米努辛斯克盆地的立兽装饰，大多数是作为杆头饰来使用的，晚段流行浮雕或透雕动物纹牌饰。以巴泽雷克文化为代表的阿尔泰地区游牧部落异军突起，在整个内陆亚洲山麓通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了新的中心。中国北方地区受到这个中心的强烈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装饰性器物上。中国北方出土的翻转动物纹和有角神兽等都可以视为来自阿尔泰地区的影响，传播的路线则可能是从阿尔泰经蒙古到中国北方地区。同时中国北方地区的虎形装饰也通过这条路线影响到了阿尔泰地区，因此这也是一条双向交流的通道。到了战国晚期之后，来自天山七河地区的影响到达了甘宁地区，这条路线也就是后来的汉唐丝绸之路。东周时期是丝绸之路孕育的最后时期，中国北方与亚洲内陆山麓地带的联系，先是与高纬度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地区，然后是向南与阿尔泰山区，最后到了低纬度的天山地带，新疆作为东西方交流的通道是逐渐形成的。 从各个阶段的交往过程看，中国北方与草原文化的交往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与蒙古高原东部与外贝加尔地区的南北联系,另一个是与亚洲内陆山麓地带的东西交往。这两个方向上千年的文化交流,构成了秦汉时期匈奴帝国的兴起与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 中国北方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南北联系是匈奴联盟兴起的基础，而与亚洲内陆山麓地带的东西交往则是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到了公元前1千纪末叶，匈奴联盟以漠北为基地，不断南下侵犯中国北方与中原，并大规模向西部草原扩张，阻断了中国北方与东部的蒙古高原以及与西部内陆亚洲山麓地带的交往。这种交往只得改道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应运而生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交往的前沿是中国北方与境外草原，这种交往路线和方式的改变，导致中国和欧亚大陆交往进入了新的时代。草原金属之路对于匈奴帝国的兴起和丝绸之路的建立，以及后来欧亚大陆桥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责任编辑：陈文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西伯利亚与中国北方古代文化交往研究”（项目编号：19BKG022）研究成果。 本文完整注释信息请检阅纸本期刊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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