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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一轮疫情后，湖北省监利县反家暴公益组织「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统计发现，仅当年 2 月，协会服务的家暴事件就多达 175 起，是 2019 年同期的三倍多。而自 2020 年 1 月底武汉封城到 4 月初，北京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源众」）的「受暴妇女儿童帮助热线」一共接到来自全国 15 个省市的 40 多起咨询，其中 86% 涉家暴类，比往年同期增长了 21%。 事实上，新冠疫情的肆虐使得各国的家暴行为数量都迎来了急剧增涨。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的数据，封锁三个月，全球范围内的家暴案件将比正常情况下多出 1500 万起。 2022 年上半年，在奥密克戎的影响下，中国多地陷入长时间封控状态。有居家的网友发帖称多次听到邻居家暴的动静，或是在团购群看见同小区家暴受害者诉苦。时值本轮疫情封控暂告一个段落，《T》中文版采访了反家暴志愿者 Zudy（化名），以及源众的创始人、常年处理家暴案件的李莹律师。两位受访者提及了疫情期间家暴求助者增多、家暴严重程度趋烈、救助难度提高的事实，以及家暴案件本身的复杂性 —— 解决之道远非「出逃」二字可以概括。 于家暴受害者而言，因疫情寸步难行的客观处境成了一种隐喻。她们不仅被困在家中，长久以来，她们被困在暴力中，被困在社会系统中，被困在性别观念中，被困在所谓的「爱」中，寸步难行。
平日，Zudy 和几位朋友一起帮助家暴受害者联络救助资源，以解燃眉之急。今年 4 月以来，Zudy 明显感到周遭朋友介绍来的家暴受害者增多了。 对新冠的恐惧、疫情反复带来的焦虑、封控政策对个人行动的限制，令每个人活在高压之下。被困家中，过度的密切接触本就容易激发矛盾。在封控下的小区，门上贴着封条，受害者是字面意义上的无路可逃。 更令人忧心的是，在家暴行为增多的同时，受害者寻求帮助、得到保护的机会却减少了，获得有效救助的可能性降低了。
上海封控期间，Zudy 帮助过一位女性。她的前夫长期家暴，两人虽然已经离婚，她原本也打算带着女儿搬出去，却因疫情被迫滞留。她通过朋友的关系找到了 Zudy。Zudy 告诉她应该如何与居委会协商，鼓励她和警察沟通，建立自己的能动性。最后，在多方协调下，这位女性带着女儿自费住进了隔离酒店。5 月 30 日，上海解封前夕，Zudy 最后一次联系这对母女得知，两人已从酒店退房，住进了亲戚家。 这算是疫情期间为数不多的成功救助的案例。更多情况下，求助居委会，居委会以防疫目标为最优先考量，不允许受害者出楼道、出小区；打 110 报警，警方因顾全防疫大局的需要，无法进入小区，不一定会立刻出警，或者只能通过视频远程了解情况；基层公务员几乎都在抗疫一线，妇联的热线电话只有少量远程接线员值班，拨通的几率不高。 就算联系上妇联、居委会配合、警察尽职执法，受害者能去哪儿？交通停摆，酒店关门，受害者要到哪里寻求庇护（疫情期间庇护所通常用来收容一些街友等）？即便像 Zudy 这样的志愿者接到了求助信息，能做的也着实有限，因为志愿者本人同样被困家中。
Zudy 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志愿工作比平时「更加被需要」，同时也更焦虑，「如果当事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自己也会特别担心，有的当事人会有一些负面情绪，我要去托住这些情绪，会有些自我耗竭的感觉。」 疫情期间，家暴行为增多的同时，家暴的严重程度也在趋烈。源众的李莹律师近期经手了好几起家暴案件，一起是丈夫把妻子砍死了，一起是丈夫把妻子推下楼了。 另外，疫情期间的家暴形式更为多样化。以前来找李莹的基本是被殴打的妻子，疫情期间，未成年人、老人、施暴者的兄弟姐妹，都曾向源众求助。 萧条的经济使得维持生计成了难题，不少人丢了工作，更多人收入锐减。经济压力、生活压力成为家暴的一大诱发因素。
「我一直都说是诱发，我绝对不说是原因。」李莹说，「因为它不是原因，家暴的原因就是一种对女性的剥削、歧视，以及它背后的性别文化的，这才是深层次的原因。」 调和还是调离，李莹会在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处理。如果家暴是疫情下的偶发事件，施暴者是第一次动手，她会侧重改善双方的沟通方式，从而降低双方的压力感，不让日常冲突升级为暴力行为。 如果是非偶发的、长期的、反复的家暴行为，改变沟通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家暴其实是一种权力控制。此时，指望施暴者改正并不现实，一定要通过外力来强迫施暴者做出改变。 虽然「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这一口号式的论断已经成为流行语，但更准确地说法应该是，如果没有有效应对，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T》中文版特别邀请艺术家刘东塬为本文创作了插画《女痣图》。作品为三联张，第一部分为女性的脸部。 李莹发现，在长期家暴的受害者中，没有人有效地解决了第一次家暴。所谓有效的应对，一是要明确表明「零容忍」的态度，不是哭哭啼啼地诉苦，而是要严肃地告诉对方，这种行为不可以；二是要采取措施，该报警报警，让对方意识到再有类似的行为，必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 即便警察习惯于「轻处理」家暴行为。 在知乎和豆瓣上，能搜到大量受害者对警察的控诉：以家务事为由推脱，以压力大为由给施暴者开脱，劝女方息事宁人，要求女方多体谅男方。Zudy 说，有些民警对家暴议题认识不深，疫情期间又因为要优先执行防疫任务，会有部分警察以此为由不出警。然而，如果肢体暴力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警察从不会无缘无故就让受害者体谅对方。为什么暴力发生在家中，就需要特殊对待？为什么家反而成了犯罪的保护壳？ 2009 年，北京曾发生一起震惊世人的家暴案。26 岁的北京女孩董珊珊因家庭暴力死亡。她在遭受暴力的 4 个多月时间里，曾经 8 次报警。警方只是劝导，却并未干预丈夫的殴打。 关于报警以及如何与警察沟通， Zudy 和李莹都给出了具体的执行方法。固定证据，用录像、录音或拍照等方法记录下伤情或损坏的物品；要求警察做笔录；要求警察出告诫书，若遭拒绝，可援引《反家暴法》的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若伤势较为严重，还应要求警察出具伤情鉴定，轻微伤以上就可以对施暴方进行治安管理处罚。警察可能会以「你自己要考虑清楚，治安管理处罚是会记录在案的，会影响孩子的前途」为借口。「这都是扯。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说行政处罚会影响孩子高考、参军、公务员的，没有。」李莹说，「除非像贪污、强奸、故事伤害之类严重的犯罪会影响孩子的前途，一般性的犯罪都不会有影响。何况治安管理处罚只是一种行政处罚。」 李莹有过一位当事人，她的伤重到了故意伤害的程度，丈夫要负刑事责任。她坚持走法律程序，不谅解。（如果取得谅解，可以酌定从轻减轻。）家里人不理解，孩子不理解，都要求她谅解丈夫，她坚持不谅解。 为什么要谅解？因为是夫妻，是亲人？他伤害我的时候，他要我的命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是他的亲人？如果他真的念及亲情，他就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他不顾及亲情，而我作为一个受害者，要我把他当亲人，要我去谅解他，凭什么？ 有人拿孩子来劝，说追究刑事责任会影响孩子的前途。受害人说，即使影响孩子的前途也要追究到底。又有人说，作为母亲，你得为孩子考虑，为孩子做出牺牲，不能这么自私。 难道不是对方自私吗？他对我痛下杀手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他的行为会影响孩子？我追究他，我依法行事，怎么就变成我自私了？
「大家都在强调女性要为家庭牺牲，这对女性是不公平的。」李莹说，「作为女性，我们首先要做自己，而不是做母亲，做妻子。我欣赏她的勇敢，我支持她的不谅解。」 然而，如此决绝的求助者只是少数。隔离期间，想不了解邻居的作息都难。听到隔壁传来女性惨烈的呼喊声，有仗义的邻居会选择报警。而他们得到的，不一定是感谢。有的受害者会告诉警察没有发生过家暴，有的受害者甚至会嫌邻居多事。许多求助者找到李莹，为的是「不离婚，让他以后别打我就行了」。 为什么不离开？这算是和家暴有关的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不但外人很难理解她们的选择，连受害者的家人都无法理解。当孩子长大成人、有力量解救受困的母亲，他们发现，母亲似乎并不领情。母亲要么不愿离婚，要么答应离婚又反悔，自愿留在充满暴力的家中。
《女痣图》第二部分，女性的上半身。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身体不同部位的痣代表了不同的涵义，艺术家选择以此表现传统观念对女性身体的束缚。 在李莹接触到的受害者中，最长的被打了 40 年。受害者的女儿找到李莹，请她劝母亲离婚。受害者的丈夫吃喝嫖赌，有多个外遇对象，但不肯离婚，因为他需要一个免费保姆，一个由他打骂的出气筒。受害者也不肯离婚。李莹给身在老家的受害者致电，受害者回绝了沟通，理由是她听不懂普通话。 受害者的女儿当年 38 岁，她告诉李莹，自己一辈子不会结婚，后半生要和弟弟相依为命 —— 她的弟弟被父亲打得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后来，受害者逃到北京来找女儿，女儿想把母亲带来和李莹碰面，母亲再次拒绝。 「受暴妇女综合征」（Battered Woman Syndrome）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Lenore Walker 基于对 400 名受暴妇女的跟踪研究提出的概念, 用来定义长期遭受家暴的女性表现出的特殊行为模式。它的核心概念是「暴力循环」和「习得性无助」。暴力循环指暴力会周期性发生, 按照「紧张关系形成阶段 - 恶性暴力阶段 - 温馨甜蜜阶段」循环，并逐步升级。 习得性无助则是一个现有的心理学概念。为了研究抑郁症，心理学家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来自地板的电流就会对狗施加电击。被关在笼子里的狗无法逃脱，只能在笼子里痛苦地挣扎。反复几次后，实验员把笼子打开。蜂音器再次响起，狗却并未冲出笼子，甚至没有尝试，只是缩在笼子中痛苦呻吟。
要导致习得性无助，令受试者厌恶的刺激须是反复的、不可控的。而这正是家暴的特点。施暴者为了荒谬的理由，对受害者进行反复殴打。为了避免冲突，受害者主动躲避，但施暴者依然会以「态度不好」或其他借口 —— 为什么没把家里打扫干净，为什不好好辅导孩子做作业 —— 为由施暴。他们总能找到理由。 在经历过多个暴力周期后，受害者会逐渐接受暴力事实, 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 不再寻求帮助，放弃改变生活的企图。 2016 年，张晓燕的母亲找到李莹。张晓燕因不堪忍受长期家暴，服用乌头碱自杀。根据媒体的报道，死前，张晓燕曾 5 次离家出逃，每一次都以自行回家告终。丈夫黄学通总会拿孩子威胁她，说她要是再不回来，就把孩子投江。后来，张晓燕不逃了，她听任丈夫摆布和殴打。再后来，她选择服毒。黄学通认为这是在以死威胁自己，打了张晓燕鼻梁一拳。当他发现张晓燕确实生命垂危，要将她送院治疗，张晓燕不配合，黄学通用皮带抽打张晓燕的背部，强行将张晓燕送到医院。此时，张晓燕还有意识，但她拒绝回答医生的任何问题，即使院方找来了她曾经的同事（张晓燕是一名医生）。在医院里，张晓燕的嘴始终紧闭着，直到死亡给她带来解脱。
《女痣图》的第三部分，女性的下半身，以及投射在地面的嶙峋阴影。 家人在太平间见到了伤痕累累的张晓燕，决定报警。经警方鉴定，尸体单纯性颅骨骨折，鼻骨粉碎性骨折，全身多处皮肤挫擦伤。当地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黄学通有期徒刑 6 个月。 在长期家暴的影响下，受害者会在不断矮化自己能力的同时，不断强化对方的能力，认定自己无法逃脱，认定对方无所不能，对施暴者的威胁深信不疑。李莹说：「男的一抓一个准，我发现都是这样。他能完全掌握受害者的命脉，他知道她的软肋在哪儿，拿捏得很准。」 一位受害人找到李莹。她在某高校任副教授，被家暴了近 16 年。丈夫同样是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特殊津贴。不但有肢体暴力，她的丈夫还经常使用语言暴力，说这位副教授「蠢得要死」「比猪还蠢」。 李莹问她为何不离开，她回答，因为丈夫威胁要把她的眼睛刺瞎，把她的头割下来，放到她最爱的母亲面前。 李莹问她，你觉得他会这么做吗？ 会。 李莹又问她，你为什么觉得他会这么做？ 因为他说到一定会做到。 李莹再问，如果他这么做，他不就成了杀人犯吗？ 女副教授说，她的丈夫非常聪明，警察不可能抓到他。 李莹说，就算警察抓不到他，他还是会被通缉，他就成了逃犯。他现在有名有利，他为了一个「比猪还蠢」的人去做通缉犯，你觉得可能吗？他为了在他眼里一钱不值的人放弃他的名和利，从此走上逃亡的道路，你觉得他舍得吗？
当事人这才被点醒。就算受过高等教育，就算接受过思维训练，长期处在暴力威胁下，人的思维方式和状态也会因环境发生变化。Walker 认为，「受暴妇女综合征」不是一种心理疾病，而是每天生活在暴力阴影下的结果。虽然男性也会成为家暴的受害者，但 Walker 不建议把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中的 Women 改成 Person。她认为，由于男性和女性社会权利与地位的差异，受暴男性和受暴女性经历的心理过程并不相同，男性不会有那么强的无助感。 那位女教授最终没有离婚。 肢体暴力容易识别，另一种精神暴力却较难识别，特别是这种家庭暴力被冠以爱的名义。「我爱你，不能接受你跟其他异性做任何交流。」「我爱你，不愿你离开，所以你不要加班，不要出差。」「我爱你，不愿看你那么辛苦，你干嘛还要出去工作？我养你。」直到发展成「我爱你，我打你骂你，都是为了你好，因为我那么爱你。」 受害者慢慢失去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失去了工作能力，失去了对生活的规划，失去了自由，最后失去自我。等到想逃离时，却发现早已失去了逃跑的能力。
《女痣图》全幅。在刘东塬看来，暴力不光是发生在肢体接触中 —— 观念会产生暴力，沉默会产生暴力，甚至文明本身也与暴力紧密相连。 施暴者在控制受害者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同时，可能连受害者的一根手指都不会碰。这种行为被称为「强制性控制」（Coercive Control）。提出这一概念的社会学家 Evan Stark 认为，受害者会把施暴者的强制性控制错认为爱 —— 特别是在关系初期，特别是当年轻的女孩被年长的男性引诱，特别是当年轻的妈妈无法支撑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受害者生活在由施暴者创造的非真实的世界里，就像在绑匪控制下的人质一样。 在 Stark 和诸多女性权益保障组织的推动下，2015 年，英国认定强制性控制是一种犯罪行为，实施强制性控制的犯罪嫌疑人最高会面临 5 年的牢狱之灾。 肢体暴力和满怀「爱意」的控制可能并存。副教授的丈夫就曾告诉她，不要跟你那些所谓的朋友闺蜜交往，她们都不怀好意，她们都羡慕咱俩，不要让她们破坏咱俩的感情。副教授遂不再和闺蜜来往。她失去了社交生活，失去了向外求助的渠道，得到了丈夫的表扬。 作为旁观者，人们常想当然地认为，受害者「不离开」的行为不可理喻。然而，研究家暴行为的专家认为，受害者的选择是合理的，是出于理性做出的抉择。这里的「合理」，指的是受害者以现有的经验和可获得的信息为基础，对将来的行为做出了自己预测。
暴力带来的无力感，长期畸形关系形成的心理依恋，脱离正常生活后的孤立无援，都令受害者迷信于施暴者的权威。根据以往的经验，施暴者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受害者因而相信施暴者的威胁，认定自己无法逃脱。她们相信丈夫有能力置她们于死地，选择留下，是因为她们想活着。在她们心中，天平的两端不是离开还是留下，而是活着还是死去。所以，很多人选择了留下。 再加上最现实的经济因素。受「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女性习惯于为了家庭放弃晋升机会，习惯于为了家务活牺牲学习的时间。离开了家，不少女性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特别是在疫情的冲击下，以女性劳动者为主的服务业、餐饮业、零售业、旅游业等行业难以开展线上工作。各国的统计数据均显示，新冠疫情下，女性的失业率高于男性。联合国的一份文件警告说，疫情将对女性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对于家暴的女性受害者，疫情带来的围困，就是一种其人生状态的比喻：她们还被困在暴力中，因无力感而画地为牢；被困在施暴者的言语中，无论是甜言蜜语还是谩骂侮辱；被困在暴力催生的行为模式中，不敢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被困在社会系统中，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却被外力一把推回深渊；被困在性别观念中，女性要为家庭倾尽所有，凭什么敢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她们被困在爱中 —— 不是施暴者所谓的爱，而是自己对爱的向往。在《没有可见的伤痕》（No Visible Bruises，2019）一书中，记者 Rachel Louise Snyder 详述了发生在美国的一起家庭暴力事件。17 岁的 Rocky Mosure 对小他 3 岁的 Michelle Monson Mosure 一见钟情。Michelle 18 岁那年，两人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在抚育孩子的同时，Michelle 完成了高中课程并立志成为一名护士。而 Rocky 依然没有长大，过着吸毒酗酒的迷醉生活。 Michelle 23 岁那年，在忍受了 9 年的家暴后，她终于下定决心离开 Rocky。后者杀死了 Michelle，杀死了他们的一双孩子，随后饮弹自尽。 不知 Michelle 在死之前，会不会回忆起那个红着脸对她表白的男孩？她会不会责怪年轻的自己？虽然她死时依然年轻。她会不会想起曾经看过的电视剧、读过的爱情小说？流行文化总告诉女孩，被爱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她会不会怨恨，为什么没有人告诉她爱情不是万能的？Snyder 在书中写道：「我不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东西比爱情更有力量。责任。愤怒。恐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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