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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路一四九弄地方拾遗
周正 
导言 长沙路149弄，位于上海市黄浦区，连通长沙路和温州路，以该弄东首报本堂下院而为当地人所熟知。虽然对外人而言，此地名不见经传，但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由于此地动迁，在1月12日笔者便已发表了有关长沙路正贤坊的文章，使该处优秀建筑得到了人们的关注。数月以来，笔者再赴各处收集资料，并得到诸多热心群众的支持，如今资料愈发详实，故作此文，以详细阐述该地区值得人们铭记的地方。普陀山报本堂长沙路下院 报本堂，原为普陀山八十八庵之一，建于清康熙年间，位于普陀山灵鹫峰下。清末民初，报本堂已在广西路和天津路等地设有下院，至1929年，又在长沙路149弄东首设下院，住持僧为莹照。报本堂除进行一般佛事外，兼行提供丧事场所，此外，杭州佛教会上海办事处亦设置于此。然而，长沙路报本堂的历史并不光彩，尤其该院住持莹照更是被人指作“佛门败类”，身陷通奸案和贩毒案。莹照本为普陀山报本堂上院住持，在长沙路下院开设后兼任该院住持。当时有一商人孙某，因崇信佛教，在上海结识了莹照。至1935年，孙某在上海和江苏两地的生意接连失败，只得返回江西故乡，不久即穷困潦倒，此时孙某想到了住持莹照，决定与其子孙耀寰和儿媳江梅丽赴普陀山投奔莹照，莹照收留了他们，并在报本堂腾出一间房，供三人居住。但好景不长，此后日寇入侵，孙某之子孙耀寰毅然决定从军报国，并将父亲孙某和妻子江梅丽托付莹照照顾。至1939年1月，孙耀寰离队，返回普陀山探望父亲和妻子，熟料到普陀山后发现屋内只剩老父亲一人，经询问得知，其妻子已经被莹照诱骗到上海。他遂至上海寻妻，并屡次到长沙路报本堂寻找莹照，皆未能见其身影。至当年5月21日，他得知自己的妻子被藏在温州路45号，随即向成都路捕房报案，并与捕头将正在床上的两人当场逮捕。5月22日，两人被押解至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接受审理。在审讯时，孙耀寰妻子江梅丽在庭上承认其在1938年10月始与住持莹照通奸，并被莹照胁迫至上海居住，而莹照在庭上仍百般抵赖，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莹照试图要求交保也被法院一并驳回，对于江梅丽，孙耀寰念及夫妻感情，未再追究其责任。一年后，莹照刑满释放，然而，整整一年的铁窗生涯并未让其改邪归正，相反的，之后他又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1941年4月27日，戈登路捕房一华捕在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发现一男子手持香烟，形迹可疑，遂上前盘查，结果查出香烟盒里藏有鸦片烟一包，随即逮捕，经审问，此人名陆金宝，是受莹照之托，将鸦片烟送至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英华里，此前已运送三次。听闻此讯，捕房随即组织人手赶赴长沙路报本堂下院，欲捉拿莹照，不料莹照已望风而逃，从此再无音讯，人们在报本堂下院内查出大量鸦片烟，堂堂佛门圣地竟成毒窝，亦为当时人所不齿。1947年，国民党借报本堂成立第十三特别区党部，成员以和尚为主。党部书记长为心慈和尚，副书记长郞成和尚，下设33个区分部，共有党员700余人。解放后，报本堂下院关停，改为华生电扇厂第七分厂，西侧建长沙路小学，至此次动迁前东侧剩余部分一直作杂货店使用。如今的报本堂旧址，是一处较为普通的二层小楼，还记得这里曾经的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不过该楼正门为石库门样式，门楣上的莲花装饰依旧在暗示在人们，有一处佛教庙宇曾经矗立于此。（截至发稿前，有最新线索显示，报本堂下院在成为华生电扇厂七分厂前还曾是一油墨厂和长风电器厂所在地。）
张氏饭菜摊 长沙路149弄4号，原为张氏饭菜摊。摊主张子落，上海本地人，1887年前后生人。在长沙路租房设摊，略有积蓄，1935年5月，有一位张子落的朋友找到了他，称某地急需伙夫一位，薪资丰厚，张子落听信朋友的话，前去应聘。不料应聘不久，这个“朋友”便将张子落的积蓄悉数骗取，后又将其解职。张子落郁郁寡欢，于5月9日在家中试图用菜刀剖腹自尽，顿时血流如注，大肠流出，生命危在旦夕，所幸家人及时发现，将其送往仁济医院救治。解放后，这里依旧保留着菜摊饭馆的功能，至此次动迁前，仍有一“金云餐厅”在此经营，该餐厅是否与张氏饭菜摊有关尚不得知。
永桂堂朱氏宅 纬成利记/中孚绢丝厂事务所 长沙路149弄16号，原为中孚绢丝厂事务所。今年1月12日笔者发表有关正贤坊文章后不久，有热心市民周先生向笔者提供线索称，此地原为中孚绢丝厂事务所，该楼楼上则是上海民族绢丝大亨朱节香朱礼耕父子的住宅，称永桂堂。此外，朱礼耕在长沙路215号还有住房，曾在1931年于长沙路215号门口附近险遇持枪绑架未遂事件。中孚绢丝厂初建于1922年，是由浙江湖州南浔丝商朱节香创建的，1922年，朱勤记丝行业主朱节香，在闻得废丝吐下脚出口，远不若加工成绢丝之获利丰厚信息后，千方百计购得一台绢丝精纺机和一些不配套的设备，高薪聘请日本技术人员在闸北金陵路(今秣陵路)创办中和绢丝厂。但因技术设施等不过关，经营不善，不到两年亏损10万银两，只得被迫关闭。1925年，朱节香心犹不甘，再次集资办绢纺厂，厂名为中孚绢丝厂股份有限公司，厂址仍设于闸北金陵路420号。此次聘用原丝行熟悉绢纺生产的王贵霖为厂长。为了掌握技术，朱节香本人甚至乔装成工人在上夜班时混入公大三厂摸索技艺，之后很快在本厂纺出了210支绢丝，定商标为“黄虎”、“狮子”、“钟虎”。1926年，正式获政府发文批准开业。同年，在九江路219号303室设总办公机构，成为生产和管理齐全的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中孚绢纺厂的生产规模有较大发展，绢纺精纺锭扩充至4800枚，并开始利用自纺落绵进行短纤维纺丝，规模为紬丝精纺锭420锭，纺制40支多福牌紬丝，工人有100余人，并在长沙路149弄16号设立发行所。1937年抗战爆发，中孚厂被迫停产，10月15日起，将设备抢运到美亚绸厂，不久金陵路旧厂房被毁。1938年至1941年，中孚厂购买了位于西康路1501弄3号原泰丰饼干厂厂房进行翻建改造后复业。为避免日寇骚扰，故在美国领事馆注册，更名美商中孚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厂于1942年1月30日为日军接管，再度停产，至1943年通过周旋才得以复业。抗战胜利后，中孚绢丝厂再度振兴，盈利猛增。1948年，该厂99.7％股份都为朱氏家庭所有，实际已成为朱家的独资企业。1948年底，中孚绢纺厂占地9亩，职工400人，绢丝年产量达52吨。至上海解放时，中孚绢丝厂已经拥有6000多枚纱锭的规模，为上海绢纺业中仅次于上海绢纺织厂的第二大厂。1960年，中孚绢丝厂迁到江苏泗阳，与当地的一家绢纺厂合并，组建了泗阳绢纺厂，一大批职工去了泗阳，部分职工留在上海，进入了上海绢纺织厂，另有部分职工调往内蒙扎兰屯建绢纺厂。另外，此处还是纬成利记绢丝厂事务所。该厂系1936年由汪仲韦等人发起组织，厂址原设在浙江嘉兴南湖之滨。抗战爆发后，嘉兴沦陷，厂址被日寇占领。乃于1939年在上海长寿路21号(现为99号)购地建屋，定制国产绢丝精纺锭2000枚及开茧、梳绵、制练条粗纺、精纺、合丝、捻丝、烧毛、打包等配套设备。翌年10月建成开工投产，定名为上海纬成利记绢丝厂，周剑青任厂长。对外业务联系时，又称纬成利记绢丝有限公司，由汪仲韦任总经理，事务所也设在长沙路149弄16号，两者共用一处。全厂职工259人，其中工人236人。该处解放后曾改作长沙路小学，如今成为老年公寓，原建筑已不存。
亚东图书馆编辑所 亚东图书馆编辑所，文献记载称其在长沙路正贤坊弄口处，于1923年11月迁至此。笔者推测其具体位置可能系现长沙路149弄21号，即正贤坊弄口对侧。亚东图书馆由汪孟邹创办，建立于1913年。它的前身是芜湖科学图书社的“申庄”。近代的“图书馆”与现在的图书馆不同，还具备出版社的意义，故亚东图书馆有能力刊发新书。亚东图书馆的馆址最初在福州路惠福里，后迁棋盘街平和里，1914年春又迁福州路江西路口福华里内。1919年3月，在广东路84、85号(后改广东路269号)开设门市部。1936年，门市部迁到福州路昼锦里口。翌年八一三事变，被迫停业。亚东图书馆成立之初，只出售一些自己出版的地理书和地图，后来增加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和少数图书。1919年门市建成后，开始经售北京大学出版部的图书，成为该校在上海的总经售处。五四后又大量发行《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吴虞文录》等文集和经标点整理的古典白话小说和一批新诗集以及蒋光慈等人的一批早期的革命文学作品，发行的期刊也增加至二三十种。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后，亚东图书馆为全国四个分售处之一。亚东发行业务以批发为主。1919～1935年，有七年的批发额都占整个销售总额的70%以上。1934年批发占的比例最大，为82.7%。这一年亚东图书馆国内有代售处367个，国外有代售处14个。1928年为零售额最高的一年，门市及邮购零售合占35%。1920年上半年，亚东图书馆就与当时长沙文化书社、武昌的利群书社建立了业务往来关系，陈独秀曾为该两书社向亚东作了300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曾经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到亚东联系。抗战爆发后，亚东关闭门市部，并曾在金华、昆明设立办事处，抗战胜利后仍回上海经营出版业务。全国解放后，亚东图书馆于1950年8月加入通俗出版业联合书店，登记加入时，在册人员除老板汪孟邹，仅留两个职工和一个伙夫。既没有门市部，更没有分支店。周转资金极其匮乏，书刊出版也无任何计划。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见亚东图书馆已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决定，宣布亚东停业。
正贤坊 长沙路149弄20-28号，即正贤坊，建于1913年，由五幢石库门建筑组成，砖木二层结构，占地面积1702平方米，是全弄最为精美的历史建筑之一。其中弄堂西侧24、26、28号三幢较为普通，为一般石库门建筑，东侧20、22号两幢石库门则十分精美。东侧的两座石库门原为一体，前后天井形制一致，立面具备新古典主义风格，保留了大量的西式山花装饰，正门顶部带有中国传统的“瓶生三戟”装饰，建筑内部格局总体保持完整，正房有成排雕花木门以及铁艺围栏等构件，地面有彩色地砖，均保存完好，几乎没有损坏，背后有雕花楼梯连通二楼和天台，其扶手雕工之细腻，可谓精品。据市民程先生向笔者反映，曾有原居当地的老人称，该处房产原系上海杨庆和银楼控股人邵友濂的两个儿子所有。经笔者查证，杨庆和银楼老板原为杨坊，光绪年间，重臣邵友濂因病辞官后，入股杨庆和银楼，成为了该银楼的大股东，曾育有二子，大儿子名邵颐，二儿子名邵恒，邵颐早夭，年仅21岁，邵恒成家后则育有六子一女，可谓人丁兴旺，邵颐去世时，邵恒仅7岁，1901年邵友濂去世后，由邵恒继承其遗产，由此可以认定，正贤坊地产应属邵恒所有。邵家人在该处居住的时间并不长，由于邵恒顽劣不堪的性格，家业被他坐吃山空，导致了杨庆和银楼的倒闭，时人戏称其为“杨庆和小开”。或许正因如此，邵家将正贤坊出租了出去，以收租盈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租客们开始陆续迁入这里，并有开办商号。后期房产基本被一个“二房东”控制。20世纪20年代前后，罗德佑、罗佩纶来沪经营煤炭生意，并租下正贤坊内20号，开办信义公煤号。罗德佑，浙江人（笔者初步推断其祖籍是浙江绍兴），生平暂时无考，仅知其人以煤业发家，在煤炭业公会活动频繁，曾任煤炭业公会执行委员等职，1920年9月曾参与竞选上海煤炭业同业公会总董，获得了66张选票，1921年参与上海华商煤业交易所的筹备工作，1927年参与筹备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煤业业会，1928年参与筹备大中华运销国煤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育有一子名罗秉初。1935年5月，余姚世医高子和来沪行医，主治妇科疾病，并借用信义公煤号开设诊所。1936年1月6日下午二时许，信义公煤号遭遇炸弹袭击，有人向煤号投掷炸弹并引发爆炸，所幸无人员伤亡，罗德佑随即报警，巡捕房即派员调查，至1942年得以破案，经查明，此次事件系同行倾轧事件，当时市面上售卖的柳江煤有问题，但秘密售卖柳江煤的煤号却有不少，以致同行间产生嫉妒和不满情绪，信义公煤号亦因售卖柳江煤，于1936年1月6日当天遭人投掷手榴弹，并向该煤号发出了恐吓信，中央巡捕房华人探目黄海如、张筱林等人经过数年的调查，最终抓获了作案嫌疑人冯南山、冯鼎耀、王文正三人，三人均是煤业掮客，经审问后，三人供出投弹及送恐吓信的行为是一个叫罗希三的人指使的，恐吓信内容由冯南山起草，并由他人代笔，罗希三当时在逃，巡捕房旋即通缉追捕。约在1948年前，信义公煤号歇业，此处改作“承丰运输商行”，罗德佑与其子罗秉初仍旧租住在20号。1949年，罗秉初只身前往台湾，将妻子儿女留在了这里，上海解放后，此处由房管部门接管，并代收房租。罗秉初子女现在大陆者仅有一女，居住在杭州。
1935年12月17日，金融印刷制版厂迁入正贤坊内22号，就在信义公煤号背后，厂主为杜南阳。在调查金融印刷制版厂的历史时，笔者有幸结识了该厂厂主杜南阳之子，已经88岁的杜延年先生，杜先生向笔者详细阐述了该厂沿革。杜先生称，其父杜南阳早先在广东路经营金融日报馆，1934年前后《金融日报》停刊，报馆改作金融印刷制版厂，主营印刷商品外包装和法商电车公司车票，五洲香皂、五洲药品等产品的外包装皆由该厂印制。后来因广东路场地狭小，便将厂房迁至长沙路正贤坊经营。另经笔者查证后发现，《金融日报》实际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始人杜炳剑，系杜南阳之父，今杜先生之祖父。创办以来，在金融业界颇有影响力，但随着同业不法竞争愈发加剧，《金融日报》的影响力大受影响，1920年和1928年还发生了不法分子冒用《金融日报》名号发行报纸事件，报馆所有者杜南阳不得不向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申请为该报备案，并由上海租界临时法院发布禁谕，其原文如下：谕禁事案据十八年总字第六五一九号杜南阳具状畧称声请人之父杜炳钊于清光绪念九年间创办金融日报以当日之洋厘汇水银拆等行情专刋分送本埠各庄号以资核算而为标准商人称便至民国九年间有人影戤冒牌曾经呈请前会审公廨备案并于十四年经总商会发给第十八号登录证书去年九月声请人以迭次有人影戤复向上海特别市社会局请求备案深恐日久玩生非特妨害营业亦且扰乱金融为特请求领发禁谕以资保护等语除批示照准外合行谕仰知照所有该声请人所办金融日报无论何人不得戤冐俾利于咎戾此谕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激愤，国内各地组织抗日救国会，誓与日本的一切绝交，金融业界也是如此。然而《金融日报》却并没有做出及时响应，九一八事变后仍在继续刊登日本经济行情，于是在10月22日，抗日救国会对金融日报馆发出了警告，警告内容如下：抗日救国会昨警告金融日报、刋登东汇消息、函云、径启者、案据密报函称、东省事发、举国切齿、抗日根本办法、则在断绝经济关系、现闻本埠之上海金融日报、尙大刋东汇行情、于经济绝交、显系违反、即请贵会予以制止等语到会、据此、查该报用户、全属商家、値此暴日侵凌、有加无已之时、凡我国人不独应具抗日之决心、亦应铲除亲日之印象、该报刋登东汇行情、是不啻为敌人宣传、诱奸商牟利、殊失我国人一致抗日之至意、据函前情、特提郑重警告、尙希克日拒绝登载、免于众弃为要此消息一出，严重打击了金融日报馆的名誉，至1934年前后《金融日报》停刊，不排除有此因素。上海解放后，由于国家需要印刷人民币，便借用金融印刷制版厂从德国进口的号码机，印刷钞票号码。五十年代金融印刷厂实行公私合营后，又迁至南京西路西侨青年会内，改称“十月印刷厂”，专印机密文件。之后该印刷厂又遭拆解撤并，已不知其后续情况，金融印刷制版厂不复存在。印刷厂搬出正贤坊22号后，该处由房管部门接收，一度用作居委会，后转租其他租客，代收租金。据杜先生回忆，金融印刷厂承租正贤坊22号时，一直由一位叫王伯远（音）的人来收租，估计此人即是先前程先生所言的正贤坊的“二房东”。除上述两处以外，弄内24号原为安丰煤号，26号最初是合众车轮钢丝厂发行所、而后转让给大来油墨厂用作总发行所，与金融印刷制版厂有密切的交易往来。
保汝里 保汝里，建于1912年，位于长沙路149弄34-46号，原为王云若所有地产。王云若生平待考，1943年1月，王云若将该地，即英册道契第八一八〇号、第二九三四号，共计占地八分二厘七毫及该地上一切建筑房屋，全部售予乾记公司，并登报声明。现有房屋7处，砖木结构石库门建筑，保存状况相对完好。
张承裕堂（张聋甏故居） 从长沙路149弄55号处，有一支弄直接与北京西路142弄相连，从该支弄向南走数米即到达一处大型合院的后门，此处便是张聋甏故居，是该地区最为有名的地方。张聋甏，本名张骧云，又名世镳，字景和，号君扬，晚年又号冰壶，上海市人。清末民初上海名医，清咸丰五年生人。其家族世代习医，其父张玉书是同治年间上海县城晏海门(今老北门)一带有名望的老中医，至张骧云已传九世。张骧云继承父业，设诊所于境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因诊断准确，效果明显，名声渐盛。光绪七年时，张骧云出诊治疗某“烂喉痧”患者，正在观察病人舌苔时，病人突然呕吐，直喷其面。回寓即染重病，自此两耳失聪，只能依靠“喇叭筒”助听应诊，故人称“张聋甏”。因医道高，医术精，医名日盛，“张聋甏”称号妇孺皆知，真名反鲜为人知。张骧云精研伤寒原理，对望神、验舌、切脉、按诊、察斑、辨汗尤为重视。临床讲究审诊求因，辩证论治。实践中能融会各家学说，变革创新，形成独特的“张氏流派”，诊治伤寒热病，以“张聋一帖药”而蜚声江南。张氏诊病、一洗时医陋习，不以名医自居，不仅诊金低廉，而且不设“特号”，求诊者无论贵贱贫富，一律循序看病。即使名绅巨商，也绝不特殊照顾。遇有贫苦患者，免收医金，还资助药物。对声势显赫，以重金相聘者都予拒绝。盛宣怀因张骧云治愈其伤寒重症，以十万两银聘其出任华东医学院院长，亦遭回绝。光绪三十三年时，哈同于涌泉浜兴建爱俪园，张骧云五世祖茔正处园地之中，哈同自恃洋人势力，威胁利诱，强购墓地。张骧云不畏权势，严词拒绝，抗争十余年，最后获胜。此事在上海民间广受称道。晚年着有《君扬诊余随笔》文稿，民国十四年逝世，享年70岁。张聋甏故居占地甚广，原为五进合院，合院东北角外侧嵌有“张承裕堂墙界”界碑，合院结构总体较为完整，仅南侧建筑有较大改动，院内天井处留有诸多铁艺及木质雕花装饰，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精美程度不亚于正贤坊。截至动迁前，该处建筑南侧有居民居住，北侧则开设有国泰老弄堂旅馆。（关于张聋甏故居，笔者查询到，有寿幼森先生所作《上海一带名医张骧云“张聋甏”故居》一文，对该处建筑的介绍相当具体详实，感兴趣者可移步至寿先生公众号“老寿眼中的上海”，了解更多详情）
顾伯勤宅 长沙路149弄55号，即顾伯勤宅邸，顾伯勤生平不详，曾是1947-1948年沪上17起连环盗窃案的受害者之一，九位窃贼全部抓获。中共地下党电台器材供应站 长沙路149弄62号，即中共地下党电台器材供应站旧址，1932年前后存在，旧式里弄建筑，占地210平方米，砖木二层结构，门额原砌有三角形山花，关于此处的资料目前暂缺。结语 短短120余米的小弄堂，几乎做到了处处皆有历史脉络的传承，这在日新月异的上海是十分不易的。今年，这里开始了动迁工作，原有住民相继搬离，曾经热闹的弄堂也已变得冷清，如今弄堂封锁，不再通行。有鉴于该地区历史风貌完整，历史脉络清晰，建筑保留状态尚可等情况，笔者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妥善保护并合理利用这些历史遗产，也期待此次改造能让这些历史建筑焕发新生，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向世人。致谢 笔者著此文，幸有热心市民周先生、程先生提供有关线索，以及金融印刷制版厂厂主杜南阳先生之子杜延年先生为笔者讲述金融印刷制版厂在长沙路的部分历史，笔者在此向这三位热心市民致以诚挚谢意，此乃全民协作之共同成果也。另还要感谢Lawrence Yu先生特别提供数张该地区航拍图，为该文充实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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