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面有雀斑的戎服大汉，头戴一顶美式军帽，手拿一把血迹斑斑的“莫邪宝剑”，背景是“庙会道”的“告徒红吾”、盗挖清陵的“东陵大盗”、日寇颁发的“嘉奖令”、蒋介石签发的任命状...... 这就是孙殿英在抗战胜利后的公众形象。 说起孙殿英其人，熟悉近代史的读者对其不会陌生，概因为他就是臭名昭著的“东陵大盗”。
中国数千年封建史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谚语：“要得真富贵，还是帝王家。”历代帝王不仅在生前拥有着常人无可比拟的巨大财富，死后的陪葬品也是奇珍异宝无数，价值连城。 古往今来，对皇陵的财富，总有人羡慕之、垂涎之、觊觎之，进而偷盗之。 民国时期，便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清东陵盗宝案。 清东陵盗宝案的始作俑者，便是本文的主角——“东陵大盗”孙殿英。 东陵地处河北蓟县、遵化一带。 这里依山傍水，青山叠翠，秀水蜿蜒，风水极佳，是古代封建社会传统认知上绝佳的风水宝地，故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即把这里选为皇陵，派工兴筑，先后筑成帝陵、后妃陵14处。 至清亡前，清东陵共埋葬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和同治5位皇帝； 孝庄文、孝惠章、孝康章、孝献、孝诚、孝昭、孝懿、孝恭、孝贤、孝仪、孝德显、孝哲毅、孝贞显、孝钦显和死后被贬的乌喇那拉皇后等15位皇后； 敬敏、慧贤、哲悯、淑嘉、悫惠、惇怡等136位妃嫔； 康熙皇十八子胤祄、道光皇次子奕纳、道光皇三子奕继等3位皇子； 道光皇长女端悯固伦公主、道光皇次女等2位公主，共161人。
身为清朝皇陵，又埋葬着5位皇帝、15位皇后等161位清朝皇族，清东陵地底下的财富不可估量，若是全部拿出来，买下一个国家都是绰绰有余。 以清末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为例，仅三殿贴金就耗费黄金4590两，陪葬品有据可查的各类珍宝价值约2400万两，一床金丝锦被耗珠1.2万多颗，宝石300多块，价值1000多万两。 明朝万历年间全国最高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是2000多万两，慈禧光是有据可查的陪葬品就比明朝万历年间最高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高，可见清东陵地下埋藏的财富有多惊人。 要知道，慈禧不过是清末的太后，那时的清朝早已衰落，而清东陵可是还埋葬着康熙、乾隆这2位清朝最鼎盛时期的盛世皇帝，他们陵墓中的财宝与慈禧相比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之巨大财富，清朝还在时，惧于朝廷之威，加之皇陵有兵卒把守，有心人虽多但真正敢动手盗挖的却是少之又少，即使敢冒险盗挖的，也没有一个人成功过。 先别说说皇陵有重兵把守，单单是皇陵坚固的墙壁和内部紧密的防盗措施，那就不是一般盗墓者所能觊觎的，几乎所有盗墓者见此都只能是望而却步。
然而，随着清朝灭亡，皇陵护卫机构形同虚设，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整个社会动荡不堪，如此这就给了那些有心之人以可乘之机。 清亡后，仅仅过去不过二三年的时间，东陵昔日群松蔽日的青山就变成了秃山，除此东陵地面建筑几乎全部被人盗走，各庙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钢钉、铜字等全部被盗，各殿隔房等也被拆卸一空，木料等被偷盗者一批一批往外运，如入无人之境。 甚者一些防盗措施不是很严密的妃嫔墓更是直接被盗挖，1927年，惠妃（康熙嫔妃，皇长子胤褆之母）陵被盗，陪葬品被洗劫一空，惠妃尸身被弃置棺外。 当然，因为帝陵内部异常坚固，防盗措施更是层出不穷，无比严密，光是外围五尺厚墙，就不是寻常偷盗者所能打开的，所以此时清朝帝陵倒是安然无恙，侥幸逃过被盗挖的命运。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帝陵终究是没有逃过被盗挖的命运，他就是“东陵大盗”孙殿英。
1928年5月，归属奉军张宗昌部的孙殿英被国民革命军击溃，退至蓟县和遵化一带，后被蒋介石收编，被整编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仍由孙殿英任军长，并就地驻扎在遵化境内。 同年春，原奉军收编的马匪马福田率部叛出奉军，往清东陵旁的马兰峪退去，意欲长期盘踞于此，谋划盗挖东陵。 此时，国民革命军主力已进入河北地区，无暇顾及马福田这支残军，唯一能调动的军队就是驻扎在遵化境内的孙殿英部。 在这种情况下，孙殿英奉命率部前往剿抚。 途中，经过清东陵时，孙殿英见到东陵地面建筑被盗而无人管，顿起邪念。 孙殿英部虽隶属国民革命军，却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因此军饷时常被克扣，孙殿英率部去剿匪时，孙部已经大半年没有发军饷，军心浮动，随时有哗变的可能。 此时，孙殿英再见清东陵无人看管，想起东陵地下的财宝不计其数，稍取半厘便可富可敌国，便起邪念，打起了清东陵地下清朝皇室积累百年的财宝。 打定主意后，孙殿英便以剿匪为名派出所部第一师师长谭温江率部在东陵安营扎寨。 为掩人耳目，孙部还煞有其事四处张贴告示： 声称孙部要在东陵附近围剿马福田，为防止马部逃跑和无辜百姓受伤，所以要把东陵附近方圆十里列为军事禁区，闲杂人等都不得进入其中，不然后果自负。 封锁东陵的同时，孙殿英暗中责令工兵营上校营长颛孙子瑜连夜行动，昼伏夜出，历时数天，先后挖开慈禧的定东陵和乾隆的裕陵。
定东陵和裕陵被挖开后，孙部兵士一拥而上，将陵墓内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 留给陵寝的是一片狼藉： 无数珍贵字画因被兵士踩踏成为碎纸；横七竖八的棺木，夹杂着破衣烂衫，散落四处； 乾隆和慈禧的尸身被随意丢弃在角落，任谁都不敢相信这两位一位是乾隆大帝，另一位是慈禧太后。 曾几何时，多少人跪拜在他们的脚下瑟瑟发抖，他们一句话便可定人生死，现在的他们却是无比的凄惨。 慈禧太后这位生前不可一世的老佛爷，脸朝下趴着，头发散乱，上衣被撕开，袜子被脱下一半，身上的珍宝被洗劫一空。 乾隆比慈禧更为凄惨，乾隆的下颚碎为二，发辫及肋骨等皆被丢弃在墓门外。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孙殿英从慈禧、乾隆墓中盗取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画、书签、宝剑等稀世珍品无数，包括翡翠西瓜、九龙宝剑、珠冠等诸多无价之宝。
东陵盗宝事发后，舆论大哗，举国震惊。 寓居在天津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闻讯大恸，痛哭流涕，减膳变服，望陵哭祭，并直接告到蒋介石处，要求严惩盗宝犯。 社会各界也对军队的盗宝行为不胜愤慨，纷纷声讨盗宝犯，要求严惩盗宝犯，舆论汹汹。 为平民愤，蒋介石一方面责成时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派兵保护清东陵，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另一方面通令各地军警逮捕跟东陵盗宝有关的一概人员。 此时，社会各界尚不知东陵盗宝的主犯是孙殿英，直到孙部秘密销赃被军警逮捕，销赃的人供出了在孙殿英指使下炸坟盗宝的事实，才知道孙殿英是盗宝的主犯。 之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刊登了孙殿英指使盗宝的消息，如此满清遗老遗少立即联名对孙殿英提出指控，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孙殿英。
孙殿英见情势严重，为逃脱罪责，开始用从乾隆、慈禧的陵墓中偷盗出来的无价之宝贿赂国民政府高层。 一柄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大宝石的九龙宝剑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送给了何应钦；乾隆身上挂着那一串无价之宝的朝珠最大的两颗朱红色的珠子送给了戴笠； 慈禧用来做枕头的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得那一颗夜间在百步之内可以照清头发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 乾隆穿的朝鞋上的宝石送给了孔祥熙和宋霭龄；50万元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有着这些无价之宝开路，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孙殿英逍遥法外，未受到半点惩处，还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 日后，孙殿英更是不断加官进爵，先后担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等职。 后来，孙殿英还恬不知耻厚着脸皮为自己盗掘清东陵辩解说： “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玉祥有枪杆子去逼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崩陵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孙殿英盗挖东陵没有他说的那么伟大，纯粹就是觊觎东陵地下的财宝，想把它们据为己有，仅此而已。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寇，孙殿英做了一个可耻的汉奸、卖国贼。当了汉奸后，孙殿英多次率部配合日军进攻、袭击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与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作战。 抗战胜利后，孙殿英再次被蒋介石收编，从汉奸摇身一变变成了新编第四路军总指挥，率部驻守汉线新乡至安阳间，牵制我党领导的八路军。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孙殿英部被整编为新编第三纵队，孙任总司令，率其麾下3个师，进占豫北重镇汤阴城，死心塌地跟在蒋介石身后，公开与人民为敌。 1947年，为减轻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军主战场上的压力，党中央决定对豫北发起主动进攻。 豫北是联系陕北、山东两大战场的战略要地，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 我军一旦对豫北发起进攻，蒋介石为保住这块战略要地，定然会从陕北、山东调兵支援豫北，如此我军就能打乱蒋的战略部署，减轻我军在主战场上的压力。 3月下旬，刘邓大军奉命挺进豫北，在短短十天之内，便攻克了豫北大部分国统区，便朝着孙殿英部大本营汤阴城包围而去。 4月4日，我军完成对汤阴的合围，汤阴攻坚战正式打响，孙殿英难逃一劫。
攻城前，刘邓首长用无引信炮弹向汤阴城内发射劝孙殿英起义的信件。 然而，面对我军的劝降，孙殿英却是冥顽不灵，他觉得蒋介石有强大的海陆空军，还有美国作后盾，我军是绝对打不过的，所以拒不投降。 见孙殿英顽固不化，刘邓首长遂决定对汤阴城发起进攻。 起初，刘邓首长并没有让部队拼尽全力攻城，只是试探性对汤阴发起进攻。 为什么不全力攻城呢？ 其一、此时我军并不善攻城战，派部队轮番试探性进攻可增加攻城经验； 其二、孙殿英是一只老狐狸，汤阴城被他经营得如同铁桶一般，贸然倾尽全力进攻很容易吃亏，需要不断在实战中伺机寻找城防漏洞； 其三、以汤阴为饵，只要时不时敲打他一下，才能引诱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队来援，从而围点打援。 攻坚战进行近一个月后，随着我军攻城经验日渐丰富，也找出了汤阴城防的弱点，对汤阴城的总攻开始了。
发起总攻前，我军在对汤阴城发起进攻的同时，也以汤阴城为诱饵，消灭了好几支前来救援的国民党军队。 前来救援的王仲廉的第2机械化快速纵队就被我军围歼于白寺坡地带，此战共毙敌4500余人，俘虏92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58门、轻重机枪500余挺、坦克3辆、装甲车5辆。 5月1日18时30分，我军用十多门大炮向汤阴东北角城墙这块城防薄弱地发起猛烈轰击，很快就将城墙炸开了一个20多米宽的缺口，倒塌的城墙几乎把护城河填平。 炮火一停，我军主力部队就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向汤阴城发起强攻。 经6小时的激战，孙殿英部大部被歼，孙殿英也被我军俘虏。 押送孙殿英途中，碰巧遇到了路过的刘伯承和邓小平。 当刘邓首长得知孙殿英已被俘虏，刘伯承见了孙殿英，并对他说： “抗战时，你曾给我们129师让过路，请八路军一些首长吃过饭，还主动送给我们一些枪支。虽然你后来跟着蒋介石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但我们不会忘记旧情。” 接着，刘伯承又说：“我和邓政委还要请你吃顿饭，招待你一下。” 之后，刘伯承便让人准备了一桌饭菜。席间，孙殿英非常激动，一再感谢我党的不杀之恩。饭后，刘伯承一再叮嘱押送人员一定要保证孙殿英的安全。
随后，孙殿英和其他战俘被押往后方武安县牛头村晋冀鲁豫军法处关押。 在这里，孙殿英被我军特别优待，我军把他安排到一栋独人独院的房屋，并派人专门照顾。 然而，由于孙殿英长时间吸食鸦片，加之被俘后精神出现问题，整日郁郁寡欢，由此患上了当时属不治之症的烟后痢。 生命垂危之际，孙殿英有了一丝悔悟之心，他对着身边人忏悔地说道：“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怨仇，真比国民党好太多了啊！” 1947年冬，孙殿英因病去世，时年63岁。 孙殿英死后，我党为他买来了棺木，将其埋葬在武安县牛头村，并立碑标识，墓碑上写着“孙魁元（孙殿英字）之墓”五字。
图 |影视剧中的孙殿英形象 孙殿英其人，生前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他的独子孙天义却是一个万人敬仰的大人物。 不知何故，孙殿英虽妻妾成群，可是孩子却只有孙天义一个。 孙天义出生于1931年，也就是孙殿英东陵盗宝的第四年，老来得子，孙殿英自然欣喜无比，无比疼爱。 或许是良心未泯，孙殿英也不想自己的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没有把孙天义带在自己的身边，而是交由自己贤惠的妻子教养。 把儿子交给妻子教养，这是孙殿英一生中为数不多做的正确的事情。 孙天义的母亲全心全意照顾着，教导着他，给他灌输了良好的品格和教养，非但没有让他变成孙殿英这样的人，且还将培养成一个万人敬仰的大人物，成为了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人。
因为父亲孙殿英是“东陵大盗”的关系，孙天义从小就笼罩在父亲的阴影之下，没有多少同龄孩子愿意跟他玩耍，大家都嘲笑他是“东陵大盗”的儿子，都排斥他。 同龄孩子的嘲笑，就像一根根刺插在他的心里一样痛，让孙天义幼小的年龄饱受打击，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虽然孙天义很想反驳这些嘲笑自己的同龄孩子，说他是什么“东陵大盗”的儿子，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却不容他争辩，他只能是把所有委屈都咽回自己肚子里。 因此，在很多一段时间，饱受打击的孙天义整日都是郁郁寡欢，既不愿同别人说话，更不愿意出门，整日躲在房间里，独自一人躲在房屋角落里哭泣，为此还患上了轻微的抑郁症，一度沉默寡言。 幸运的是，孙天义有一个贤良淑德的母亲。 孙天义的母亲刘清贞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每当他哭泣或是苦闷时，刘清贞总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他的身边，拥抱着他，用很温暖的语气宽慰他：“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并时常鼓励他：“父亲的功过与你无关，只要你肯努力，一样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刘清贞的鼓励对她孙天义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她的宽慰和鼓励下，孙天义渐渐地走出了阴霾，开始奋发图强，发愤读书，希望能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之人，并努力为父亲犯下的罪行赎罪。
1948年，孙天义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辅仁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 孙殿英去世后，孙天义和他的母亲刘清贞将孙殿英生前珍藏的大量古玩字画、瓷器、青铜器、珠宝等稀世珍宝全部无偿捐赠给新中国，之后他和母亲还举办了募捐活动，将募捐到的资金全部用来维修被孙殿英炸毁的清东陵。 1952年，从辅仁大学毕业的孙天义开始从事西方语言相关工作，参与翻译了许多西方名著。 5年后，也就是1957年，孙天义入职西安外国语学校，专心从事于教书育人工作，这一教就是四十余年。 教学过程中，外语理论知识渊博，且英语造诣极深的孙天义，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及严谨的态度，赢得了师生们的爱戴。 在全心全意教书育人的同时，孙天义经常作为访问学者访问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在这些国家大学开设讲座，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学，宣传中国文化。
1998年9月，孙天义开始担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 担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期间，孙天义带领着外国语学院同国外二十多所知名大学、学术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他大胆改革争取开设多种应用型专业，并为西安外国语学院争取到了一项世界银行贷款。 在孙天义的努力下，西安外国语学院成为了陕西省高等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之一，并实现了与原陕西省外国语师范专科学校的合并，为陕西的高等教育和中国的外国语教育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孙天义不但为中国教育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文物保护和宣传发扬中华文明一事上也为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今屹立在陕西延安的气势雄伟的黄帝陵，其中就有孙天义的功劳。 1959年，孙天义曾陪着友人来参观过黄帝陵，但是那时的黄帝陵可不似现在这般雄伟壮阔： “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中突然看到郁郁葱葱的黄帝陵墓，心灵感到非常震撼———这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可是走近一看，却觉得地方太狭小、简陋了，和我们泱泱大国的地位和气度太不相称了。” 看到这一幕的孙天义，自此便立下了要成为黄帝陵守护者，将黄帝文化发扬光大的誓言。
之后，在1992年陕西省成立黄帝陵基金会后，孙天义欣然接受任命，成为了基金会副会长，2年后他接替了会长职务。 担任基金会会长后，他一边向社会各界募集修建黄帝陵的资金，一边制定了严格的基金会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所募集的资金只能用于黄帝陵整修和保护设施建设以及表彰奖励为此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 为了能够尽快筹集到修建黄帝陵的资金，孙天义以身作则，不但没有在基金会领过一分工资，甚至出国募集资金也没有用过基金会一分钱，而是常常利用国外机构邀请他出国讲学的机会来募捐。 在孙天义和无数位黄帝陵基金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努力下，陕西延安黄帝陵最终落成。
2001年8月，黄帝陵落成时，曾有记者采访孙天义，问他对父亲孙殿英的看法。 孙天义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家父的盗墓行为给国家和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损失，无疑是民族罪人。身为儿子的我，理应为父亲的罪孽还债。而我毕生的使命，便是在活着的时候，追回父亲所有的赃物归还人民。” 英雄不问出身，只争朝夕。只要心中有国有家，并为此而奋斗，他就值得被所有人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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