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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奇 1934年，初涉影坛的陈波儿第一次走进摄影棚，在初掌导筒的姚苏凤的指挥下，与同样年轻而缺乏银幕经验的姜克尼、赵丹上演对手戏，奉献了一部朝气蓬勃的银幕处女作——《青春线》。  1934年的陈波儿 那一年，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也正刚刚拉开帷幕，杰出的影人似潮水般一波接一波涌来，陈波儿也是其中的一个“波”。虽然在一众环肥燕瘦、争奇斗艳的女明星中，她从来都不是最光彩夺目的，甚至可以说有些游离于影坛的声色犬马之外，然而正是这一点游离，这一点有距离感的端庄和聪慧却她又让她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电影《青春线》拍摄现场 她一生只拍过几部影片，却塑造了一系列不可磨灭的银幕形象。除了演员，她拥有更多的头衔：导演、编剧、女战士，人民艺术家……也许从来没有一个词语能够涵盖人一生的各个侧面，因此不妨让我们撷取陈波儿四十载生命中经历的点滴，涂抹在纸上，看拼凑出怎样一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  1910年，陈波儿出生在广东潮州一个富裕的商人家中，原名陈舜华，后改为陈波儿，取波儿两字是为了纪念从小就非常疼爱她的父亲陈湘波。 幼年的陈波儿虽然倍受父亲疼爱，因是庶出，却时常要遭受祖母和“大母亲”的责骂，小小年纪就饱尝旧式家庭对人身心的毒害。而她的反抗精神则从少女时期就开始崭露头角了，陈波儿嫌每天梳辫子很累，又羡慕女兵一头短发、英姿飒爽的样子，便瞒着家人偷偷把辫子剪了，这在当时可是件惊世骇俗的大事，免不了被人指指点点，陈波儿却毫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顶着个“革命头”在12岁的年纪就从家庭的桎梏中走出来，来到异乡求学。 陈波儿的求学之路从厦门和南京开始一路辗转到上海，先后进入格致中学和中国公学，1929年转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四处游学的经历不仅让她饱读诗书，接触先进思想，更是开启了她通往艺术世界的大门。
陈波儿在香港《良友》4卷16期（1935年4月19日） 正是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期间，陈波儿对艺术的热爱得到了充分发展。1931年因主演大道剧社的《街头人》一剧轰动当时剧坛，她的表演才能得到了充分肯定，同时她的进步举动也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同年，陈波儿由于参加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监控，被迫避居香港，从事英文教员工作。 1934年陈波儿重新回到上海。陈波儿接受了电通公司的聘请，参与左翼电影《桃李劫》的拍摄，在片中饰演一位忍辱负重、伤重惨死的知识女性，真实细腻的表演深入人心，赢得了广大观众和进步舆论的一致赞赏，陈波儿凭借此剧一炮打响，奠定了著名演员的地位。 
1935年的陈波儿 拍摄电影之余，陈波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用文艺的力量感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御敌。1937年１月，她与崔嵬等组成“上海妇孺前线慰问团”奔赴绥远抗日前线，演出国防戏剧《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走私》等宣传抗日。“七君子”事件爆发之时，又与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联名上书要求与被捕入狱的“七君子”同罪同罚，最终“七君子”被释放。
赴绥慰劳之陈波儿女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更是一心扑在抗日事业上，先是参加话剧《保卫卢沟桥》的演出，同年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她当选为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不久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八百壮士》中扮演爱国的女童子军杨慧敏，这是她一生出演的最后一部影片。此后，她渐渐淡出舞台，开始了幕后的领导工作。
1938年，在电影《八百壮士》中饰演杨惠敏
陈波儿与崔嵬在武汉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陈波儿与朱德
陈波儿很小年纪就冲破家庭的束缚出门求学，进过中国公学，又上过大学，接受了新式学堂教育，这样的教育背景决定了她不仅是一个青春热血的革命战士，她有着革命女性坚忍不拔的意志，更有着知识女性纤细敏感的智慧。她兴趣爱好广泛，尤擅文章，常有作品发表，与王莹、艾霞、胡萍并称“影坛四大才女”。 那时明星撰文是常有的事，一来可以提高知名度，二来也能赚点稿费，读者也喜欢看，但大抵不过报报流水账，说些大而无当的套话，有实质内容的很少。陈波儿的文章却不是如此，是真正通过书写表达思想，收集起来细读，发现她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除了写文章，陈波儿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唱歌。虽说她平日很是沉默，却非常喜欢唱歌，尤其是英文歌，“随时随地，她都毫不顾及地冲破她的沉默就唱了起来”。在拍摄影片《桃李劫》时，因为陈波儿特别喜欢主题曲《毕业歌》的旋律和歌词，常常忍不住就放声高唱起来，当时在片场经常可以听到她唱歌的声音，一时传为美谈。 对于陈波儿，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她的艺术成就，而对于她的情感经历则谈得比较少。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任泊生，他可说是陈波儿人生旅途中的引路人。 任泊生出生在越南，父亲是越南华侨商人，资产丰厚。任泊生与陈波儿相识于1927年，任泊生是黄埔六期学员，他与同学梅公毅的一次广东潮州之行，在庵埠镇结识了陈波儿。
任泊生和陈波儿 任泊生和梅公毅后入上海劳动大学和法政大学读书，梅公毅因成为“共产嫌疑分子”被学校开除，任泊生避祸汕头，与陈波儿产生了恋情。 热恋后，两人先后抵达上海，进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读书。1929年，任泊生与陈波儿开始同居。这一年，陈波儿加入上海艺术剧社，陈波儿和任泊生就住在艺术剧社窦安路社址。  陈波儿《电通》第1期（1935年5月16日） 虽然陈波儿是个出色的女演员、女干部，却也同样是个为人妻、为人母的普通女性，有着和普通女性同样的情感需求和家庭依恋。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愿望，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却显得如此遥不可及，虽然在事业上屡有收获，家庭生活却并不幸福。 陈波儿在上海艺术大学就读期间认识了她第一任丈夫任泊生。任泊生出生在越南，父亲是越南华侨商人，资产丰厚，他少年时回国，从青年时代起，便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不仅支援省港大罢工，还赴南洋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是一个心怀天下、思想进步的青年。 两人相爱后，1931年4月18日，陈波儿与任泊生在香港举行了婚礼。任泊生的朋友朱光被邀作伴郎，朱光同时也是任泊生组织关系的联络人。朱光动员任泊生去苏区，任泊生以陈波儿怀孕为由婉拒，此事令陈波儿很恼火，甚至觉得“任泊生说的照顾自己，只是一种不愿意离开这个温暖的小家庭的想法。 儿子任克出生后，任泊生有时做点小生意，有时回潮州陈波儿的家乡住一阵子，后又生下第二个儿子。然而幸福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就遭当头棒喝，小儿子在两岁多时便急病夭折，给与陈波儿以沉重一击。
任克和陈波儿 由于工作关系，陈波儿和任泊生长期两地分居。陈波儿在香港生活了三年多后重新回到上海，参与电影拍摄。在拍摄《桃李劫》时，她与有“千面人”之称的袁牧之合作配戏，非常默契，渐生感情。“电通”结束后，两人又在“明星”二厂合作出演了《生死同心》。抗战爆发后，还共同组织“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离开上海赴抗日前线，沿途参加了戏剧《保卫卢沟桥》和影片《八百壮士》的演出，在患难与共的岁月中感情日深。
然而陈波儿与袁牧之虽有感情，但当时陈波儿同丈夫并没有离婚，所以两人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这个朋友一做就是十多年，直到1946年，陈波儿去重庆走访老朋友时，得知任泊生已另娶妻，顿时心灰意冷，对旧情再无所留恋。1946年，陈波儿和任泊生最终分手。1947年的夏天，陈波儿与袁牧之终于完婚。他俩在哈尔滨举行了婚礼，成为一对影坛伉俪。 然而结婚才没多久，命运又向她伸出了毒手，陈波儿的身体在心脏病的侵蚀下，每况愈下。其实早在1943年陈波儿导演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时就已经查出患有心脏病，还在排练现场晕倒过两次。解放初期，陈波儿为筹备自己倡导的表演艺术研究所费尽心力，身体更是日益虚弱。
1944年，陈波儿编导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 1951年她在广州谈完珠江电影制片厂暂时停建的事情后，回家乡接母亲一同奔赴上海。在火车上，她向妈妈保证：“从今以后，我不会离开你。”然而这一句承诺，她食言了。到上海后，陈波儿在与专家会谈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再也没醒来。 1951年11月9日，病魔缠身的陈波儿不幸撒手人寰，享年仅41岁。其时，她身兼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表演艺术研究所所长、全国妇联第一届委员、中国文联第一届委员、中国影协第一届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等各种要职，同时代的女明星中，鲜少有几人能如她一般直到生命尽头依旧为文艺工作奉献余热。她的后半生，成功地完成了从一个女演员到文艺干部的蜕变，淡出光鲜耀眼的幕前，却在幕后找到了更广阔的人生舞台施展拳脚。 陈波儿签名照《电声》3卷46期（1934年11月30日） 邓颖超在《悼念陈波儿同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她的品质： “有的人在工作中有了某些成绩时，便容易滋生自满。这种自满的情绪，能使人停滞下来，不能再有更大的进步……波儿同志，20年来的历程证明你不是属于这一类的人，你坚持电影艺术工作岗位20年，并没有因为自己所已经达到的成绩而自满自足，相反，你正在不断的工作与学习中力求进步，思想不断发展，作风仍然朴素……”
不骄不躁，锐意进取，陈波儿的一生就是这样一场跋涉千里的旅途，从家庭的樊笼到学校的大门到戏剧的舞台到革命的战场，她的步伐从不停顿，她的天地越走越宽……每一步她都走得扎实稳健，每一站她都能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每一次她又都不满足于既有的成绩，不断踏上新的征程向下一个巅峰迈进。
陈波儿之墓 转自：泽畔时光、中国电影资料馆、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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