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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徐雁平老师授权发布！ “文献集群”与近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 近代文学的“近代”牵涉清代的晚期、现代的前期、漫长帝制的终结期，与此前单一的易代之际有异，是“海水沸腾”（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谢遐龄编选《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的过渡时期。时代的特殊性造就了近代文学的独特面目，其丰富性与复杂性远远超过清中期，甚至也在明清之际或清初文学之上。尽管“近代文学”已成学界习用术语，但“近代”的起止时间仍有争议。分期的未定或微调，说明近代文学处于多种时间线索与多种文学传统之中，单一的线性勾勒已无法充分把握此期文学的脉动。近代文学的特质与“近代性”不能仅用已巩固的文学经典标准来衡量，还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文学评价维度。结合近代文学文献的特征、近代文学研究的趋势，笔者认为，高度关注近代文学的“文献集群”现象，将有助于推进近代文学研究的探索。 作为中国文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文学文献一方面承继了前代文学文献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因为所处时世特殊，故而自具面目，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近代作家著述存世几率更高，每一著述的版本形态也更为多样。文献的丰富数量、多样形态以及文献间的多重关联，催生了近代文学文献的集群现象。“集群”是指同类事物的丛生或聚集，此处引申其义，则文献集群的涵义，就其狭义层面而言，指一组同类型文献；就广义层面而言，则指一组密切关联的文献。近代文学中的文献集群主要包括四个系列：其一，某一作家较完整的著述系列，如诗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其他著作；其二，与某一作家交往的诸人也多有较完整的著述存世，据此可组织出交游网络中的关联著述系列；其三，某一作品的多种版本形态，如手稿初稿、定稿、初刊本、修订本等等；其四，某一主题或某一类型文献，这是在以人为中心之外，以事和文体等方式组织出的文献集群，如日记、家集、地方总集、闺秀集、翻译文学、海外游记、政论文等等。近代文学呈现引人注目的文献集群现象，是世变之际文学新发展的表征。 从文献集群视角重审近代文学，须在研究中重视文献的数量、类型及相互关联性。其中，文献的数量是关键。无数量则无集群，文学现象、文体特征、作家与作品的重要性等问题就难以深入分析；此外，无数量则无关联。这里所谓的关联，不是一个文献成为另外一个文献的脚注，而是互相解释，互相赋予意义，在关联中形成文学文献的整体观。笔者认为，文献不仅仅是研究赖以取用的资料，它还有其自身的逻辑和隐含的脉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自含观察方式、自带研究方法。提倡从文献集群角度切入近代文学研究，是期望研究者通过一定数量的文献磨练手感，形成研究技艺，发掘文献之间丰富的关联，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获得必要的文献感觉。另外，建立在多种文献集群基础上的近代文学研究，能够较为有效地避免在小题目内自说自话，从而培育深度对话的近代文学研究共同体。 一、文献集群的类聚性、关联性与近代文学特质的探求 从文献集群角度考察琳琅满目的近代文学作品，能凸显近代文学的“涌现特征”。近代文学作品未经过完全汰选，经典化过程还未完成或尚未展开，单篇（部）作品的内涵与精致程度往往不及此前各时代，而通过不同文献集群的整合与研究，有助于看清多类别文学文献的涌现特征。所谓涌现特征，是指文献因整体汇合而产生单一文献（或作品）所未有的文学景观与文学功用，如同自然界中的“椋鸟之舞”一样，因为汇合而呈现出只鸟不具备的、富于变化的“新群形象”与“集体功能”。总之，近代文学的文献集群自带或自置观看方式，有助于我们从类别与整体角度看出文学相对粗糙的原生状态以及社会生活中的文学之用。 开掘文献集群，是深度介入近代文学的有效手段。每一类近代文学文献集群的建立，均昭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诞生。清代尤其是近代能够较快搜集成型的文献集群较多，如结社文献、唱和文献、诗文选本、艺术类文献（如诗画合璧文献、文人肖像、雅集图）、题识评点文献、话体文献（如诗、词、曲、文、小说话）、日记、家集、女性作品集、书院课艺集、戏曲与小说序跋、竹枝词、歌谣、东亚近代汉文学交流互动文献等等。以上这些集群式文献的基本情况，有一部分尚处于混沌状态，研究者往往只知其有，然对其具体数量、形成原因、内容及特征则不甚了然。基于文献集群的研究，有助于打破这种含糊的研究局面，并通过重现某一类别或主题文献的规模与脉络，进一步提出新问题。 可喜的是，近年来一批研究者已将目光投射到近代文学的文献集群现象上，并取得不少成果。这些研究实例为明确以文献集群为导向的近代文学研究样式，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例如，吴钦根的谭献研究，以南京图书馆所藏57册稿本《复堂日记》为基础，通过广泛搜罗谭献各类稿抄本、刻本及友朋文献，立体搭建起谭献文献体系，从而揭示谭献如何塑造文本、如何“以诗词入日记”等结论。张剑在整理、叙录近代日记时，注意到1100多种近代日记中有不少是出自基层文人之手，从而为近代文人及作品研究提示了新的视野。经由日记这一“再生的日常生活场景”，文人生活、创作过程、内心波澜得以尽可能地还原，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可得到更为细腻的剖析。鲁小俊注意到近代蓬勃兴起的书院课艺总集，爬梳抉剔，发现现存清代书院课艺总集220余种，其中近代部分有203种，这为研究近代学术刊物的早期形态、近代书院与新式学堂的“课业”关系、文学教育的连续性与革新性，建立了一类文献的范畴和独特的观察角度。 与书院课艺总集文献集群一样，清代女性著述的集中出现也有时段特征。据张宏生、石旻研究，清代文学女性有3660余人，其中有别集著述存世者951人，这一群体中有高达429人的著述在近代刊刻或重刻。清代女性创作的勃兴，本来就引人注目，而她们的著述（大多是诗文集）在近代如此展现，其中应有潜流涌动，或者说是一种预兆。约翰·穆勒曾提及：“以妇女地位的提高或贬低作为从整体上说对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文明的最可靠的检验和最正确的尺度”（[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著，汪溪译《妇女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6页），此处不敢如此鲜明评判女性著述在近代集中亮相的意义，然以之作参照，我们至少能感觉到大潮初起的气息，还有传统内部已逐渐生成变革的力量。学界对近代女性如秋瑾、薛绍徽、单士厘等有细致研究，近代女性专门性著述也引起关注，如《近代女性日记五种》（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等汇编出版。最近，罗时进在《近代江南奇女子秦森源的“铸魂”诗》（《文艺研究》2021年第4期）一文中又发掘出秦森源，指出秦森源的诗歌创作是过渡时代浴火铸魂的典型文学样本。在奇女子、女烈士之外，其他女性的创作或不够耀眼，然将《清代闺秀集丛刊》及《续编》中所收别集作为整体观看，亦有“椋鸟之舞”的文学景象。从性别角度打开女性文献集群的视野，可见文学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近代文学的“近代性”还有一条被遮掩的脉络。 若将近代文学的文献集群置于中国文学传统中审视，也能较为稳妥地归纳出近代文学的基本特点，并最终绘制其“近代性”轮廓。以家集研究为例，笔者调查、叙录的千余种清代家集，符合设想中的较具规模的文献集群的体量要求，可以用来分析家集编刊的时段分布情况，进而发现“近代”对于家集文献的特别意义。晚清家集大量刊刻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其数量远超康熙、乾隆两个时段总数，结合在《中国家谱总目》所得统计数据，可下此断语：“民间还有自觉的文化抢救与保存，清代家族文献尤其是家集在大灾难后的恢复与新生，这一更广泛的文化自觉行为，是中国文化绵绵不绝、前薪后火、息息相继的内在动力”（徐雁平编著《清代家集叙录》“前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这种文化自觉行为或内在动力，亦体现在近代地方文学文献的编辑整理和文学创作之中。从太平天国战争这一“缝隙”投入的光线，可以照见民间传统的深广土壤。最近整合影印出版的72册《槜李诗文合集》提供了关于地方文学传统深度的另一有力证据。嘉兴近代文人群体之活跃，传承地方文学传统之积极，在这一大型文献及管庭芬、黄金台等人日记中，有既见整体又见过程的记录。笔者认为，文学传统的惯性不会随战乱和政治事件而轻易改变，若将家集和家谱的数据调查聚焦到1911年和1919年前后，情形亦是如此。由此我们正可体察旧文学传统在过渡时代的顽强生命力，反思新文学影响层面的局限性、文学革命的艰难性。 梳理研究近代文学的各类文献集群，是不断开掘近代文学议题的重要手段。利用文献集群研究近代文学，已有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如近代文学与文学发展的整体观、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何为主流、文学创作如何促进国族意识的形成等等；然近代文学尚有诸多文献集群亟待开采，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也亟待探索，如近代战争与文学记忆，报刊与政论文关系，“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孙中山1896年作《自传》，黄彦编注《自传及叙述革命经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背景下走向世界的文学叙写，还有文学如何表现以轮船、电灯、电报、照相、新式印刷为代表的现代物质文化和技术文明等等。从文献集群关涉的问题出发，能重新思考、再实践古代文学界不断重提的宏观、中观、微观研究。以文献集群为导向的研究，还能在宏观与微观两端进行合理调适，这样既可避免研究中的粗线条或碎片化，还能具体展现近代文学的构架与肌理。 二、利用文献集群探索近代文学的“理想型”研究 在近代文学研究中提倡研究者建立各自专属的文献集群，并非刻意打造新的学术增长点，也不是引导研究者陷入类分文献的泥潭，而是试图寻找“理想型”研究对象，在诸多关联和动态过程中揭示近代文学的特质。文献集群所指向的理想型研究对象，若要举例显示，最典型者莫过于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这里所说的理想型研究，简言之，就是文献齐备，研究者因而能对其进行多层面、多面向的研究。这种理想研究对象，在清代以前少见，而在近代则颇有其人，如何绍基、曾国藩、莫友芝、王韬、李慈铭、吴汝纶、沈曾植、林纾、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及声名稍逊者如管庭芬、黄金台、萧穆等，都是绝佳样本。研究某位近代文人时，由于其诗文集、书信、日记，以及作品的稿钞本、初刊本、修订本、批注本大多留存于世，而其行迹，除自家文字记录外，还部分留存于他人的各类记载中。对同一事件展开研究时，也可关联使用多人的不同记录。近代的人和事皆在茂密的“文献丛簇”中，这是过往任何时段难以比拟的文献优越性。理想型研究，无论是针对专人、专题，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皆有实践的可能。 以理想型研究对象为目的而组建的文献集群，其内部本身蕴涵诸多关联，研究者须顺此脉理进入，深化关联研究法，并将其作为近代文学研究中一种常规的“推促技术”，促进近代文学文献的整体运用。关联研究法在此前时段文学研究中虽也是常见之法，然近代文学文献的丰富性与关联性前所未有，故而可提炼出更细密、关联范围更广的“升级版”方法。凭借此研究法在近代文献丛簇中精心结构、编织，则近代文学的文人群体研究和事件研究才能既有大格局又见细密肌理；如此一来，在关联中彼此成就的人与事，以及表现人与事的文学，自然也被赋予“现实的品格”（杨国荣《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69页）和“时代感”。 近代文学研究中的诸多文献集群均暗含理想型研究，其中以日记这一类型文献尤为突出，因具体日记及日记文献群内部存在一与多、包含与被包含、动与静等多重关系，故而较能呈现以文献集群带动研究的理想特征。翁心存、翁同龢1860年至1862年同在京城的日记是一个难得的研究入口，以翁氏父子日记中辨识度高的北京沙尘天记录为考察范围，通过批量记录比照，结合其他文人同时期在京日记，我们得以深入认识日记各有叙写法则，这些法则对文本的信息和文字风格有内在的规定。通过翁氏父子日记的比较研究，可更新此时段北京年均沙尘天数的相关研究结果，证明以前仅以翁同龢日记研究清代北京沙尘天存在不小偏差。这一研究略具方法论启示，具体体现在文学研究运用较充分的数据、文体学方法解决了跨学科问题，并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建议。 文人心态史研究，是文学研究中新起的问题，近代文学研究因为有丰富的日记和书信存世，可充分阐发日记形成法则的涵意和所记录内容的用意，建立近代文人心态研究新范式，由此使日记从此走出“史料仓库”的局限，从文体和文献特征方面显示多种研究方向的可能性。近代许多文人将日记视为著作，或者创作的“长编”，将诗文创作或者相关评说皆载录其中，待编定某种著述时，则从中选取材料，加以剪辑、润饰，作品遂从日常写作中“脱颖而出”。然作品看似“光鲜”的脱离独立，却失去了赖以获得丰充、稳定意义的语境。吴钦根利用南京图书馆藏谭献稿本日记对谭献创作的系统研究，既对谭氏日常所撰诗词文进行了系统的编年和现实语境的还原，还通过已刊作品与日记所载初稿的差异比照，揭示出文学文本产生的一般规则，以及通行本《复堂日记》这一“再生文献”的编辑策略和明显局限。这种深度还原语境的研究方法，既可用于相近的专题研究，还可以推广，如对清代手卷和别集中的序文等研究就有启发之用。此处举一例，以见此法的落实与应用，如可考察别集序如何请人写成、如何编组及其背后的讲求，以及这些序脱离语境被收入作序者别集中是否导致意图模糊、修辞细节暗示的遗落。凡此种种，可衍生出诸如文学作品“多次脉络化”、语境观、场域性、物质性等问题。 虽然近代文人别集中多选录书信，书信的手迹也有较多留存，然若仅看一种别集中所录，所见只有一面之辞，交流无疑是单向的或残缺的；若利用近代文献保存完备的优势，并凭借日记记录的细节，便能部分复原书信往来过程，重建若干文学交流的脉络，书信遂从零碎的独语跃升为局部的对谈。语境的还原，使书信连缀成系列，并且在往来中勾勒事情的进展以及措辞的照应。由此，静止的书信从一通进入一往复、一系列，因而进入动态的对话状态，并将更多其他作品关联其中，这样，书信就在彼此及上下的系列中或整体作品中获得更多的意义。因为注重日记、书信文献的自身特征，我们得以还原场域、文本比较、左右参照，逐步形成一种更为精细、重现过程的综合性文学研究法。
三、近代文学的文献集群型研究展望 从文献集群角度研治近代文学，学界尽管已取得一定成果，且已总结出一些较为可行的方法，然面对庞大的近代文学文献，文献集群型研究仍有诸多值得开拓的园地。重返近代文学学科的基础性思考，有助于显示前进的方向。近代文学研究的框架，《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以12卷30册的篇幅初步建立；近代文学的分期，季镇淮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序”中已提出“三变”说，即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始变”、戊戌变法前后的“巨变”、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的“缓变”。由此可见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框架：以文献为基础，以分期为纲目，通过历史事件建立动力论的文学史叙事。这一框架为文献集群型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即始终注意文献、文人、事件及其在历史层面上的“内在关联”。兹以这四个方向为范围，略作展望，以为文献集群型研究之鼓与呼。 其一，新编多类别、多专题文学文献集群，充分揭示近代文学的独特性。王重民《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一书对清代文学研究新问题的发现多有助益，应作为文献集群型研究的“使用指南”。该书虽只收录428种别集、12种总集，然以学术文、传记文、杂文三大类、若干小类的分类系统能新旧融合，从文献层面帮助研究者了解各类文体的发展情况、清人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在王重民《索引》基础上编纂的规模更大的“新编”《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即将面世，杜泽逊主编《清人著述总目》（著录22万种，其中别集68000余种，流传于世36000余种）据规划在今年或明年出版。在这类不同规模数据和文献中，近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得以充分展现，而有价值的、有个性的专题文学文献群，还要研究者依据学术兴趣和力所能及的原则自己设计。在这种大格局中，文体学类型研究、文学批评演变研究、作品经典化研究当有跃升空间。 其二，在文献整合层面上更新近代文人年谱编撰和交往关系研究、文学活动研究。大量大型文献丛刊的出版与近代期刊报纸数据库的开放，能为我们展现远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更为丰富的文献世界，可持续加深研究者对文献之间关联程度的认识。在这些大型文献和数据库中，日记、书信便可作为文献、人物、事件之间的“关联引擎”，也可作为各类文献集群的粘合剂与联系线索。这种近代颇有优势的“关联引擎”文献，若灵活运用，能推进或更新已有的系列文人年谱和交游研究，为研究文学活动和文人群体提供更多过程和细节，逐步用更具“在场性”的网状呈现取代线性描述。蒋寅主持的“清代文人事迹编年汇考”研究，其中近代文人事迹的梳理，因得日记、书信等文献集群之助，编年的细致程度明显高于此前时段。然而，日记、书信等文献具有零碎、散布的特征，往往被作为藏品以收藏家或收藏单位的名义打包和刊行，如何将零碎、散布的文献和记录编辑缀合、形成主题型或关联型的文献集群，尚待学界探究。 其三，既要重视文学如何反映近代史中的“事件”和“时刻”，又要聚焦属于近代文学的“事件”和“时刻”。王国维论清代各时段学术，以为“道咸以降之学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为何新？因变而新、因剧变而骤新。八十年间震撼性大事件的“密度”远超过往，系列事件必然引起文人内心世界的震动、刺激思想的变化；就自然灾害而言，据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所梳理，已让人触目惊心。天灾人祸如此频仍，文学如何表达？我们如何从近代文学文献整合的角度考察？文学表达中的政治热情与国计民生意识是否能确定为近代文学的主潮？这类问题已有罗时进等学者投入研究，还可继续开拓。与此同时，要从近代文学的日常性活动中寻找出、或再研究对文学史有结构性影响的“事件”，如1895年的公车上书、1898年《天演论》刊行、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以及近代文学的“时刻”，如林纾刊刻《巴黎茶花女遗事》的1899年、梁启超写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少年中国说》的1900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的1904年。近代文学的开启，因为有文人群参与政治，脉动强劲，从道光年间宣南文人群及相关的春禊派和顾祠会祭发端，演进到1895-1898年间的文人集结、结社、创办报刊、参与政治等等，终形成近代文学的剧变期。正是在文人的关联、互动或谋事、做事这一层面上，1897年才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群星闪耀的一年。简言之，我们要用“事件”“时刻”两种线索编辑专题文学文献集群，重现近代文学的荣光。 其四，通过问题的关联、研究方法的融合来激发更多问题、贡献更多方法与理论。从跨学科角度，文学史与艺术史的结合，在近代有更多文献便利，譬如文人自画像、群像图、读书图、课读图、填词图、宅园图等图绘的流行，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延展的纷繁题咏，既是一种新颖的传记，又是近似追求声名的视觉文化，他们似乎在“追求不朽”时，也在用心塑造一种公众形象。文献的“有意制作”肯定隐涵文人的“近代意识”。（[法]安托万·里勒蒂著，宋玉芳译《公众形象：名人的诞生（1750-1850）》，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书籍史近年被多个学科关注，书籍史的观念与方法在近代文学研究中也有一些运用，当下更有必要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思考方法融合到研究中。笔者认为，就研究效果而言，单一的书籍史研究往往难以深入细致，书籍史欲在中国语境中不断深化，应当持续推进“书籍史＋”型研究，在与书籍史能紧密关联的诸多问题中，近代文学当是一个优先“合作对象”，如报刊杂志对文学功用的再定义，新型编辑、印刷与传播对文学阅读群体的塑造等等，皆有待进一步发掘。如此结合，能更好地考察文学对个人情感世界、价值观念的浸染，以及对“群”和国家认同感的塑造。 总而言之，以文献集群展开的近代文学研究，首先在研究中要尽量穷尽梳理某一类别和专题文献，其次是要实践深度关联研究法，并结合理想型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有所创新。笔者相信，通过文献集群去追踪或带动文学观念、文学语言、文人群体、文学书籍类型变化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流动、传播研究，有助于激发近代文学研究的活性，揭示属于近代文学的近代性，形成近代文学研究的自家面目和格局。 【作者简介】 徐雁平，1968年生，湖北浠水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清代家集叙录》《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等。 相关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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