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教科书：编写阵容豪华，作品惊艳至今

百家杂评 2022-06-06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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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解放战争如火如荼，三大战役接近尾声，新中国即将诞生，为了让中小学生能及时用上适用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的新编教材，中央高度重视，正式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叶圣陶担任主任。至此，拉开了新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的序幕。

所谓万事开头难，那么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教科书，是由哪些人编著的，编成了什么样，其中又有什么值得今人学习的地方？

由于距离当年秋季开学较近，于是政府要求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1949年秋季开学之前，编出一套临时教科书给中小学生使用。

民国已有中小学教科书，但新中国即将诞生，两者理念差别很大，因此数理化还好一些，可以适当调整使用，而语文、政治就不能再使用之前的教材了。所以，临时教材中需要重编的主要是语文、政治。

其中，语文教材编写中，叶圣陶出力甚大，主编是吕叔湘，编写速度很快，只用了几个月，名称叫《国语课本》。吕叔湘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曾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现代汉语词典》也是他主编的。关于《国语课本》编写得如何，可以看一看下图，左页的配图即便今天看来也毫不过时，画面温馨师生关系融洽，文字活泼押韵，又很有教育意义，至今读来依然惊艳。

1950年冬，专门负责统一编写和出版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叶圣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之后，中国开始正式编写第一套中小学教科书。那么，当时是怎么编写第一套教科书的呢？

首先，新中国高度重视教科书编写，各科主编都是当时中国的各科顶尖学者，很多人我们都耳熟能详：语文主编是吕叔湘，数学主编是华罗庚，物理主编是严济慈，英语主编是许国璋，地理主编是竺可桢，总编辑是叶圣陶。

第一套教科书时，虽然主编都是顶尖学者，但教材编写人员很少，只有30多人，后来在中央的关怀下，编修第二套教科书时，又将辛安亭、朱智贤、陈乐素等一批顶尖专家陆续调入人教社，其中辛安亭是著名的通俗读物作家，朱智贤是中国心理学（包括儿童心理学）奠基者之一，陈乐素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可以说，新中国第一套教科书编写人员阵容非常“豪华”，甚至到了奢侈的地步，后面能否超越者不知道，但肯定是前无古人。

其次，作为中小学教科书编写的掌门人，叶圣陶对编写工作非常严格，提出了二个基本要求：编辑要自己吃透课本，同时带着课文拜访学校，听听老师与学生的意见。

当时，担任各科教科书的编辑，基本都是一流专家，不可能不懂书本知识，而叶圣陶却还严格要求他们吃透课本，只能说叶圣陶对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态度令人动容，认真程度到了极致。任何困难就怕认真，在叶圣陶的这种工作态度下，工作成果可想而知，比如插图问题、莫名其妙的文章等又怎么可能出现！

近期发生的教材事件中，有学者辩解说教科书编写不需要征询家长、网友意见，因为教科书编写是非常专业的事情。但新中国第一套教科书编写时，叶圣陶就要求听听老师与学生的意见，那么如果当时有网络的话，叶圣陶会拒绝征求网民的意见吗？

其实，白居易写诗之后，往往会征求不识字的老妇人意见，所以他的诗歌通俗易懂、画面感很强。叶圣陶征求老师与学生的意见，与白居易征求老妇的意见一样，都是应该传承下去的优良作风。

第三，第一套教科书中，自然科学部分参考的是苏联教科书，但其他部分完全重新编写。需要注意的是，对苏联教科书是“参考”，而不是照搬。

1951年，国家明确指出：“参考苏联教科书，改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教科书。”因此，当时虽然翻译了苏联教科书，但还是需要根据中国情况进行调整。

与自然科学不同，语文教科书就比较复杂了：所选文章与插图既要遵循教育规律，又要有教育意义、审美意义、爱国意义等，工作量很大。至于插图，当时不少出自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之手。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室原编辑梁俊英回忆说：“他们（中小学生）不知道，在首都北京，人教社的编辑们，一直在为了编写出更好的教材而不断努力着。对孩子身心都有健康的这些小故事，我们再加以改写，一件事写成小短文。我们那时候阅读量挺大的，各种报刊、杂志都得阅读，然后从中选择。”

第一套教科书只有《国语课本》一本，但第二套时语文分为《汉语》与《文学》两本。尤其编写《文学》时，主编吴伯箫就不止一次请茅盾、老舍等文学大家召开编写座谈会。最终，在众多大师们的不懈努力下，《文学》课本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中外各种名著，至今读来仍让人震撼。后来，叶圣陶将《汉语》与《文学》合一，取之“出口为语，下笔为文。以语以文，方以传承”的意思，将之命名为“语文”。下图，央视《国家记忆》节目谈及“新中国课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