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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八十载 (2) 上路

 聂昌硕 2022-06-06 发表于北京

六七十年代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转折期,创作期,也是丰收期。当时并不这么认为,高考落榜是倒霉了,分到工厂当了工人是无奈。直到退休后才发现想问题的思路不对,应宏观回顾,在那近二十年中才华横溢的画家都落魄,上大学的同学亦如此,我却以工人版画家的身份迎来自己第一个创作高峰,是非常幸运的个例。一系列的巧合与偶得值得回味,其中包括的问题,非常有意思,这些感悟我先讲经历,文尾阐述三者的关系,它是图说八十载最重要的主题。


                                                我与张世强

1962年我高考落榜了,63年开始我与古干(张世强)同事长达16年,一起分配至北京印刷公司美术设计室,又一起分配至北京胶印厂,住同一间宿舍,直至1977年各自去了出版社。

在厂期间,我们一起分配在修版车间工作,古干在修版车间干了15年,我却走遍厂内各个车间,从修版到胶印车间、配墨房,最后又去了照相车间各种技术活、体力活,都胜任,融入工厂很深,师傅喜欢我,我也特别留恋与工人相处的岁月。




胶印车间的活儿要比修版累许多,徒工要洗墨,交班时卸下机台上所有的墨,洗尽,再安装好,是很累的体力活儿。手上的油墨用汽油洗,再用稀料才能除尽。徒工还要运纸,一摞纸几吨重,存放在木架子上,用铲车从纸库拉到车间机台旁。最累人的是上机台的续纸,一次持续4、50分钟才有人接替。续纸早已自动化了,那时靠手工。工人需要熟练拈起一张纸,不快不慢,不轻不重推至“规矩”,卡准,机器自动卷入墨滾印制。卡不准,一张画就作废了。当时印刷主席像,没套准的主席像工厂派专人收集,集中销毁,弄不好会成反革命的。
 
几年后我又去配墨房工作,配墨与画画调色是一样的,对我没有难度,配方按照斤两称准,倒入大铁桶中,用铲子调制专用色。量大,很累!

照相车间用补色蒙版分色,分离成黃、红、蓝、黑,四色胶片,修板对照原图调整四色的深浅度,调好,晒成印刷版,上机台,按照黃、红、蓝、黑次序套色印出彩图。

用放大镜可以清楚看到彩图中四种纯色点和四色混成的彩图。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清楚这个原理,反过来,用三原色画画就是点彩画,点彩画在先,彩印在后,两者的关联很清楚。

彩色刷只是将点彩法按工业规范缩小色点,原理全一样,之按这个原理发展成视频位图。我反复査阅彩印史与位图史,没有一家承认思路源于点彩画,为什么迴避关联,为了逃避专利费?画法没有知产权?


知识都有用,只是一时不知怎么用。一些无用知识经常会改变文明轨迹。点彩法由画家(修拉)创造的,后人都可以效仿。出了绘画界是一项无用知识,没想到这个方法日后在彩印与视频中运,影响波及全世界。由此,我在评述修拉的专中添加了节,点彩法对后的世影响。

胶印车间我的师傅朱广胜 (绰号小诸葛)

朱师傅对我很好,和气又严厉。初次上大夜班,恰逢女儿出生,晚上休息不好,续纸时身体不适,被朱师傅发现,上机台替下我,避免了我出工伤亊故。

父亲单位抄我家,抄走了我收集的军事资料,画的坦克. 军舰之类的图画,不仅于此,他们还到胶印厂调查我有无反动言行或特务跡象,想带走审查。胶印厂否认嫌疑并将我保了下来。亊后朱师傅听说告诉我,我才知道,真的感激涕零,幸免于难。

胶印厂厂长李春郂

文革开始我在厂里是牛鬼蛇神子女,造反派认为我应该造反,不造反,还帮走资派写大字报,他们找茬,在路上拦截,打我了我的自行车.....胶印厂领导没歧视我,累活儿自己带头干,为什么要打倒?反观造反派却是些流里流气的小痞子,我与他们不是一路人!我没造反,安守本分,使我收益匪浅。

胶印厂印毛主席像,承担着特殊的政治任务,很快军宣队进驻,保障工厂生产正常进行,社会上的打砸抢挡在厂外,胶印厂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度过十年浩劫。

精益求精(1972年)这是胶印厂真实场景。

我喜欢与工人相处,他们简单朴实,都靠卖力气挣口饭吃。本份工作没的说,份外的活儿会计较,领导带头,工人才肯干。工人之间有困难,会帮忙,不惜力。

胶印车间出过一件亊,女工小国患感冒,她的师傅说有药,自己的感冒一吃就好,给她吃。她才服下就昏厥倒地,大伙儿惊恐,却反应有序,一人找车,一人找被,两个人去清道,立即用平板三轮将她送往医院。隆福医院离厂很近,大夫接诊后说这是青霉素过敏,庆幸送得及时,否则没命了。车间领导听说赶往医院,小国已经复苏。

师傅告诉我说小国是弃婴,无姓名,在孤儿院长大,因此姓国。她轻声细语,嘴角总带着淡淡的微笑,亊亊小心,缩在后面,显然缺乏安全感。我对儿有特别的哀怜,她们多数是女孩,是重男轻女传统的牺牲,是民族的耻辱与陋习,师傅告诉我她有男朋友,男友皮气不好,还没结婚就打过她?加重了我对小国的关注。

一天小国忽然问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吧,是我的好友,你见见?”当时小国总躲着我,挺郁闷!你不是不理我吗,看看就看看!

小国的好友邻厂的女工,也是孤儿,厂红卫兵的小头头。交往中她很主动,与小国炯异,没几天就自信地告诉我:“你是被我抢过来的!”“和谁抢啊?”我诧异,“小国啊!”她很得意:“小国告诉我她喜欢你,可她心中没底。你是个画家,才华橫溢。介绍我是想试探你的心思,我才不当探子呢……”我大惊,她是这样对待好友的!

恰巧朱师傅又告诉我,邻厂来人调查你的政治状况,师傅很生气说:“这个女人不能要!赶快跟她吹!”我特喜欢师傅这种皮气,直来直去,就立即断絕与这个女兵的往来。亊后想与小国解释一下,小国不见我,不久与那个打她的男友结婚了。23岁的这段经历算我的初恋吗?我与小国都没有约会过,也沒牵过手。


写生 厂里的汪师傅

 
工人中的八卦不断,有个女工细腰,肥臀,外号“臭豆腐”,她的绯闻最多,各种见到听到编造的猛料,整天在车间传播……还有个男工,江苏人,外号“假娘们”,有点女气,工人们整天拿他开心。一天夜班几个人竟然扒了“假娘们”的裤子,验证是男是女,还往“二哥”上抹油墨……这可害苦了他,用汽油洗不净,用稀料灼痛,如此过分他也不会急眼!

类似的亊在附中下乡拔麦子时我也见过。无意中看到四五个农村小媳妇将一个招惹她们的小伙子拉进麦垛子,扒裤子,闹得人仰马翻地滾在一起。……

这些“不雅”事件当时使我吃惊,小说中的情节,生活中都有,甚至更火辣。人生无意义,只是物种繁衍的载体,当看透世亊万念俱灰时,只要见到少妇怀抱婴儿,心中又会有爱,有乐,有生气。

人类的大俗与大雅都源于性。老子在解释“道”时居然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用女性生殖器比喻“道”之生生不息。宇宙最大的凝聚力是阴阳和合,两性相吸。原始部落都生殖崇拜,发现血亲繁衍产畸形儿后,才出现图腾禁忌约束族内性行为的。约束性行为,标示人类文明开始。人类的文学艺术在性约束与性冲动展开,在苦乐悲喜爱恨,各种矛盾中演化生成。


回味往亊,反思自己,八十岁了,没有接受过正规性教育才是个问题。


我与苏仲英19681215日结婚

没有婚宴,没有仪式,没休婚假,没通知亲朋好友,我与苏仲英偷偷领证结婚了,我没说是谁欠我一个婚假,是自己不敢。如火如荼的岁月,两个“狗崽子”正常上班,就可以在不惹眼下苟且。

当年我俩工资合起来72元,双方要赡养母亲,生活非常拮据,只有周日买二毛钱肉吃,天天靠大堆处理菜度日。两年后仲英有身孕了,70年7月31日凌晨开始腹痛,没惊扰我。三四点钟见红忍不住了才叫醒我。那天大雨倾盆,我立即冒雨骑车上街找出租车。深更半夜街上空无一人,在呼家楼东大桥一带来回转,转了好几圈才截获一辆出租车。我带车回到楼区,仲英在岳母搀扶下在楼门口等候,孩子已出生。坐上出租车,孩子还有哭声,咳了两声就没了,我心慌意乱怕出意外。出租车飞速送我们到朝阳医院急诊室,母子被护士接走,回看后车座脚垫子满是血汚。我手足无措,问司机这怎么办,司机说:“快去照顾老婆吧!”我付车费,向司机鞠了一个躬,就冲进急诊室了。

仲英生了个女孩,护士在孩子屁股拍了两下就哭出声来,什么亊都没有,命大哟,真是诞生在风雨中的孩子。我喜出望外,又跑出诊室去看出租车,车已无影无踪。我真是感怀,无以言表!后悔没顾及问姓名,也没记车号。这个司机四十岁左右,如今过去了52年,该90多岁了,我不知师傅还好吗,给您添了许多麻烦,换椅套脚垫花了不少钱吧?是单位付的还是付的?我们欠的,一直想回报,今日我们借网络给您隔空拜谢吧!
 

孩子出生母奶不够,牛奶需凭证供应。办证后也要从月初开始送,于是初为人父的我天天骑车到东四买奶给孩子吃。我俩是患难夫妻,经历过最艰苦最拮据的生活,因此俩人最大的共同点是节俭,节俭的生活习惯深入骨髓,至今不变。

附中的课堂作业.创作.我的父亲

父亲聂文权出身寒门,为人纯朴,祖父是基督教传教士,死于岳阳传教徒中。祖母一人带三个孩子,生活极为艰难,靠教会接济维持生计。父为幼子,去教会学校勤工俭学。别的孩子下课可以玩耍,父亲要给校长家扫院子,浇水,松土,收拾花圃,用劳动换取学费。教会学校用英语教学,父亲的英语基础扎实。自我懂事之后,遇到生字,父亲总是用英汉字典查找中文,这在中国人中是罕见的。我同他比赛,我用中文字典,他用英汉词典,查找同一个汉字,结果总是父亲的速度比我快,可见他在英汉词典上下过苦功夫。

父亲的英文几乎是母语他熟知英美的语法,语调差异,可以轻易找到译文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父亲为洋人当翻译,水平之高名声在外。正因为此,53年应外文局邀请父亲携家调至北京;也因为此,1955年父亲成为肃反对象,审查是否里通外国长达八个月,好在有两位政法系统高官督查,并签署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审查结论。尽管如此父亲在外文局呆不住了,转辗多处落脚在X医学院。

此后父亲便木讷,上班不说话,开会无言论,反右时无事。文革造反揪出两位高官,父亲被牵连进了牛棚。工宣队进驻X医学院父亲首批平反。出牛棚不到两周脑溢血身亡。

父亲去世时我守在床边,他的脸通红,喘着粗气,像深睡的鼾声。突然一口气梗住,蓦地坐了起来,力大无比,我与姐姐按不住,他倔强地坐直,在挣扎,而后,渐渐地瘫软,躺下,红扑扑的脸色迅即退去,变白、变灰,丰满的两腮慢慢塌陷,他去了,到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纷争的“世界”中去了一个英文专家只翻译了董存瑞黃继光,去世时的职称为讲师。

父亲就这么走了,临终没有留下一句话。他一辈子吃过很多苦,享受过什么?没有!外出旅游?没钱!唱歌跳舞?不会!麻将扑克?不爱!抽烟喝酒?戒了,思索再三,倒一点香油,舀一勺白糖,用馒头沾着吃,算是他的享受,再想不出其他了。一生只是干活、挣钱两件事!

父亲留在子女心中的常态是微笑。他看邻家小孩玩耍,微笑,看枝上小鸟唱歌,微笑,看花枝出芽,微笑,看蚂蚁打架,也微笑!这微笑是那么灿烂、慈祥,只有心灵深处没有一点邪恶的人才会有如此坦诚、如此宽厚的微笑!他看自己的子女都是得意的杰作,从不苛求、从不责备,从不教训,需要自己去做的,他会毫不迟疑地做。他没有身教意识,只有爱,大爱无言,一生的目标就是家人幸福。

父亲是我的楷模,老了之后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像他。也没个人爱好,麻将扑克不沾,歌舞吃喝偶而应酬,自知不善交际顺势宅在家中,书画写作自享侘寂之乐。

父亲去世前两天,周日我陪他去红领巾公园散心

父亲工作的X医学院知道,囚犯有病獄医必须给予治疗,造反派不给高血圧病人吃药是不对的。母亲没工作,父亲去世后X医学院一直给母亲生活补助(二十元左右)长达四十多年,直至去世。这种亊例也不多见。

精益求精(1972年)这是胶印厂真实场景。

生活第一个转折点

借中国美术馆西厅我画了张巨幅主席像

60年代末我特别想画油画,向厂领导提出厂院西侧墙一幅主席像。厂领导同意了。十多米高的大画到那里去画?我借了中国美术馆一个大厅,一个人在大厅中画了一个月。那时中囯美术馆被造反派占领,美协主席江枫在院中扫地,大画家王雪涛看传达室,……这种异常情形古干知道后,就带着笔墨纸砚到传达室请教雪涛先生。雪涛先生起初害怕,不敢,后来还真的提笔一一示范了。去了数次,收获颇多,古干如获至宝,深感幸运与自豪。

这幅主席像画完,立在厂院西墙上,东大门正对美术馆后街,路过的车辆行人远远就会瞩目,由此名声鹊起,为工厂争光了。厂领导很高兴,此后放纵我宣传毛泽东思想,出版社来函,我多次借调到北京出版社创作组画画,可惜风云变化连环画都没能上市。

在胶印厂期间我画了不少写生

六十年代我与古干王仲彭世强四人在八达岭长城.

古干经常皱眉、抿嘴、目光坚定,是个早熟的才子。我恰恰相反,至今仍未“熟透”;他在二十多岁已经看透认准了人生的基本轨迹,我却由性肆意还在“盲人模象”,由此俩人纠葛不断,是半生交集、一生缘的挚友。

烽火连年今安在 (1975年)

60年代末,一次与古干聊天,谈及我俩应该选一个画种为主攻方向。古干早已选定是国画。我呢?他毫不迟疑回答“木刻”。我很吃惊!只是近年应景我才刻过几幅啊?我表面上他服,心底里知道古干想问题比我深,既然他那么肯定,我愿意试试。从1971年开始我专攻木刻,72年木刻创作就入选北京美展,73年入选全国美展,就此屡屡参展,至1985年左右创作了四百多幅木刻作品,迎来我人生第一个丰收期

 鲍荻埃(1972年)

胶印厂领导支持我创作木刻作品参加美展。由此我以工人画家出名的,画界不少人只知胶印厂有个搞木刻的人,没记着叫什么名字。

王琦先生

我与王琦先生在七八十年代交往很多,其实谈不上交往,我只是王仲的同学,自己从未单独求见过先生,自始至终称先生为伯父。

 王琦先生当时住在西总布胡同一个四合院中的北屋与西屋,王仲住在后院一间小屋中,几个刻木刻的同学到王仲的小屋聚会,带着新作相互切磋技艺。
 
临走时王仲带我们到前院看望王琦先生,请先生看看我们的画。或许是文革环境的缘故,王琦先生很少讲什么,只是看,看得很认真,偶尔讲一些鼓励的话。有了第一次,之后我常去。刻了新作就想给王琦先生看看,像一个孩子愿将自己学习成绩给家长看看那样!王仲帮我向先生借了不少过去的《版画》杂志。我如获至宝,回家抓紧时间临摹。我靠临摹自学,那个时期临摹了大量版画作品,多数是从王琦先生那里借来的,这对我掌握版画语言帮助巨大。
 
八十年代初,我参加了当时版画界的一些活动,参加了两次出国美展。我知道是先生的推荐与王仲的帮助,但谁都没有点破。从内心深处对先生与王仲十分感激。
 
随着文革结束,我与王仲都离开工厂有了新岗位,各自都忙,交往少了,我也没有去过王琦先生的新居。后来王琦先生入主美协,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找他的人纷至沓来。我不谋官,不图利,又无公务,只叙旧情,感觉会打扰他。

离开了美术界有时会想他,去美协时都会去看望他,他的屋中每次都有人,看一眼我就走了。只有一次他在门口,我问候了一句,才离开。美协新年团拜时,我都会上前问候。一次四周人少与王琦先生说了几句,他开口就问我:“还刻木刻吗?”我说:“很少!”他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去搞服装了?”我回答:“是!”他再没说话,似乎对我无话可说了。我违背了先生的愿望,怯惺惺地离开了!就此,我不太敢见王琦先生了。
 
王琦先生很慈祥,对我正式的教诲只有一次,反对我搞理论。那天我告诉他想写点东西时他坚决反对:“多刻木刻,不要搞理论!”我说:“您不是又刻木刻又搞理论吗!我想学您!”他说:“不要!多画画。”语气肯定,态度坚决,完全像父亲般的表态,他的神情至今记忆清晰。父爱关注子女的人生道路,好的不喜欢表扬,与他经验相佐的会提出意见,态度严厉,深藏大爱。

但是我未遵循他的教诲,还是走上读书、写作、研究理论的道路。我不甘于只画画,是受我外公的影响,他是个著名的文史学家,知识极其渊博,我不可能像他那样,但一定要有足够的知识与见解。先生不愿我搞理论是怕我被人揪小辫子,我挑选了一个风险较小的时装杂志研究文艺理论去了。
 

 

最后一次见王琦先生在美术馆他的作品展中,厅中人山人海,我与许彦博一直不得近身,后来先生在四子王焯搀扶下到贵宾室休息,宾客争相与先生合影。我找到王焯,告诉他,我与许彦博想与先生合影,王焯与先生耳语,先生立即向我们招手,让宾客退去,我与许彦博才得以挤出人群靠在先生两侧留影。先生用手轻轻拍了我手背两下,这种示意、其中的意味深长,令我心慌、恍惚!至今刻在心。那么多美术界的头面人物争先恐后想与先生合影,先生似乎更看重两个老学生的“旧情”!我算是先生的学生?算的话!就应当有名师之徒的模样!

 


这是七十年代我临摹王琦先生的套色木刻

这是七十年代临摹从王琦先生那里借来的国外木刻资料。

因特别喜欢,还刻印出来。

这些是七十年代临摹的版画作品,多数是从王琦先生那里借来的

麦绥莱勒的作品

1978年春节,四人帮倒台了,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尽情燃放烟花爆竹来庆贺。我在母亲家吃了“年夜饭”回家,小区楼间鞭炮比激战还猛烈,“弹片”四溅,从四面八方袭来,这回可把我吓着了,护着眼睛,“抱头鼠窜”逃入家中。

除夕在民俗中本意是用爆竹驱鬼的,老百姓借题发挥,宣泄对十年浩劫的愤懑。凌晨达到极限,“万炮”齐鸣,天宇震颤。突然一炮击中我家玻璃窗,尘土墙灰纷纷坠落,惊得我跳了起来,细查玻璃竟然无恙,只留下黑灰一片。

我对民俗一窍不通,玻璃没碎就是大吉。朋友听说却纷纷道贺,认为这是财神撞上门了。我不以为然!不想,数月之后收到了第一笔稿费,3元钱。有稿费了,生活从此大大改善。

这是我在北三里屯陋室中的书桌旁。

八十年代初买书看书,自学美学心理学在这张书桌上,大部分木刻作品刻印也在这张桌子上。桌上有一款双卡录音机,可以将借来的磁带转录下来。这张桌子是外公的遗产,后来搬家至刘家窑仍然用它。

这是我珍藏的磁带,有些还画了封面。

有余钱了就是去买音乐磁带。当时录音机是奢侈品,磁带也昻贵。自学音乐从双卡录音机开始,按照西欧古典音乐名曲名单收集转录,十年左右基本完成,尽管不少音质差,但基本主题在。之后逐步提升质量更新版本。

当时收集名曲主要渠道不是买原声带,而是靠乐迷之间相互转录。借到一盒自己渴望的磁带,常常兴奋许多天,不但录制,还创作磁带封面,自得其乐。高燕是我的音乐挚友,他是著名的插图连环画家,同时也是个音乐发烧友,我常去他家。

著名的插图连环画家 高燕

古典交响音乐是汪洋大海,需要找到浅滩下探。我买了两本音乐词典,几本名曲介绍,照着书本去寻找名曲。外文书店的磁带太贵了,处理品还要3、50元一盒,正品有的需200多元一盒。在80年代初这是天价,一年只能去选购一两次。买了之后舍不得听,听一两遍就珍藏起来。同学告诉我,磁带容易消磁,影响聆听效果,我就用铁制点心盒收藏。不想几年后,出CD了,磁带过时了,心疼得我后悔不已,早知如此,不如当初多听几遍呢!

有了录音机,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放音乐。除了睡觉,耳边音乐不断,用了近10年时间熟悉了大部分古典名曲,有的熟悉到只需听几个小节就可以知道是谁的作品。

交响乐有复杂的结构,从不懂到自由欣赏,体会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全过程。接受新事亊物,最重要是建立在先的心理图式,在先的心理图式是入门钥匙,用它去同化顺应其他就容易了。八十年代中读到皮亚杰的理论,立即在欣赏西欧古典交响乐实践,体验,效果极佳。

音乐传达出的各种情感都会在我心中引发共呜,我会随之振奋、忧伤,甚至落下泪来。我常为大师们自豪,历经数百年,他们的作品跨越种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传统传播着,感动一代又一代的听众,净化着人们的灵魂,它的感染力与影响力是绘画无可比拟的,或者说两者的感染方式迥然有异。

音乐是作曲家发掘自己的生理、心理节律外化为音律织体,好的欣赏者能够将听到的音律有意无意地疏理自己的生理与心理(节律),在体悟中获得共鸣。

这幅写生标志了我的又一个人生转折点,调离胶印厂到朝阳区文化馆当美术干部了。

1976年我到处找门路想从事美术工作。曾经找到一家劳保杂志,这本杂志美编没有什么可以施展的余地,对于画画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差的工作。业务很快通过了,政审卡壳,被一脚踢了回来。挫折归挫折,调离工作还紧锣密鼓地进行。我找到一个参加过军管的官太太,求情、送礼(当时化了200多元可是不小的数目喔!)。最终调至朝阳区文化馆当美术干部,辅导区内业余美术工作。能够获得这么一份工作,我心满意足。上班才8个月,77年年底朝阳区人事局来人通知我,调至全国妇联。

我很幸运,历史变革改写了聂昌硕的人生,走上了一个从未想到的舞台,也施展了自己的一些特长。

七十年代在东单公园

“势”“位”“缘”

这是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悟出来的,九十年代开始有蒙眬的感觉,退休后逐渐形成框架,并著文黑白时代的幸运儿“势”“位”“缘”的关系是这次回顾一生时才清楚的。这里简述,之后会专著。它与易经无关,是对现代人生路上三大问题的剖析。

“势”是内外势能互动形成的动态大环境,一般人对它无力改变,只有适应。至于什么适应,什么拒绝,适应程度是可以选择的。观察分析“势”的动向在科技迅疾发展的当下尤为重要,它决定了万千种才能有的可以大展宏图,有的将被淘汰。

“位”“势”中所处的位置。方位不同,得势不同,可借势的度也不同。同时要清楚自己当下“势”位置。人生奋斗目标就是为自己“位”,是还是守,是顺“势”位,还是逆“势”位“位”中有两个要素,谋利与适合自己,它由个人的三观决定。人生大错常常过于重利而忽视了适合自己。

在谋“位”的过程中会有各种意外与选择,便是“缘”选择与不选都是“缘”。是“缘”在调整人生轨迹。人生幸运与不幸绝大多数是机缘巧合。一切必然由偶得呈现一切偶得中都有必然,积德或缺德积淀于必然,偶得是后果。顺势取位,不失天机,才能才会得以显。不是努力奋斗即可达到的。



木刻在中国曾经两度繁荣:一次在上世纪3、40年代;一次在7、80年代。两个高峰都是特定的历史产物,受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烙有时代印记。
 
文革开始后宣传需要木刻,最初是红黑套色木刻,作为街头巷尾张贴的宣传品。这个势头带动了木刻以革命的身份进驻主流画界。美展需要用艺术反映生活,报刊需要各种题材丰富版面,中国木刻第二次繁荣期就这样出现了。我恰在“势”的当口,从落榜开始,进胶印厂,画主席像,古干的点拨,王琦先生的助荐,收获了所有善缘,又拒绝造反,克守本份,以工人木刻家的身份参与,占有方位之优。所以我只是个幸运儿,才气在次。

当时的报刊是黑白的,特别适合刊载黑白木刻,尤其小木刻,刊载在纸媒上几乎不失真,作者与编辑都高兴,读者却不一定。
百姓不喜欢黑白,对此我很清醒。黑白木刻获得了生存空间不得已而求其次,它的繁盛期很短,从72年开始87年结束,前后十多年我全程参与,发表不少作品,是“势”“位”的受益者。一旦经济发达彩印进入纸媒,人们很快会将木刻抛弃。“黑白时代”结束了,花枝招展的时装正在形成大潮,我转入时装业是对“势”的判断,接受邀请去时装杂志是随“缘”“位”之举。貌似积极主动,更大的推动力是适应时势。

聂昌硕写于2022年6月6日

图录八十载 (2) 附图:木刻作品
图录八十载 (1) 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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