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位淄博历史名人的著作，毛主席纠正了鲁迅的一个错误评价

毛主席曾说：“读书是我一生的爱好。”从马列著作到自然科学，从经史子集列稗官野史，他无不精研和涉猎。毛主席对中国古典小说情有独钟，对于清代杰出文学家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毛主席在青少年时代就认真阅读过，直到晚年仍然喜欢翻阅。

毛主席对《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津津乐道，提出过不少精辟的见解；对作者蒲松龄，也多次发表过褒奖之辞。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年－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

蒲松龄远祖蒲鲁浑与蒲居仁在元代曾官居三品。蒲鲁浑和蒲居仁是女真人，女真人从金代就开始汉化，在元代被划归为“汉人”。 蒲氏自明代初年，世居山东淄川城东满井庄，后以蒲姓繁衍旺盛，其他姓氏很少，“满井庄”遂改名“蒲家庄”。

淄川，在明清时期属于县，隶属于济南府。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淄川区，隶属淄博市管辖。因此，蒲松龄是如今的淄博市的历史名人，更是淄博市的文化“名片”。

蒲松龄的父亲名蒲槃，幼习举子业，乡里称博学洽闻，科举不利，弃儒经商，颇有盈余，'但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加以子女较多，家道遂逐渐衰落。

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年少时，李自成起义，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正处改朝易鼎之间，烽火动荡。他十九岁时参加县府的考试，县、府、道试均夺得第一名，取中秀才。

然而，蒲松龄在之后科举场中极不得志，满腹实学，乡试屡不中举，只有在四十六岁时被补为廪膳生，到了七十一岁时，才被补为贡生而已。

蒲松龄一生，除微薄田产外，仅能以教书、幕僚维生。康熙九年（公元1671年），蒲松龄在江苏省宝应县为同乡进士孙蕙做幕僚，后随往高邮，一年后回家乡，在一个姓毕的人家做私塾老师，在毕家石隐园绰然堂教学近四十年，直到七十一岁归家。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病逝。

如今，位于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的蒲松龄故居，已然成为淄博市的历史文化地标。

蒲松龄故居坐北朝南，两进，西有侧院，青砖黑瓦，木棂门窗，为当地民宅样式。郭沫若1962年题写的“蒲松龄故居”的金字门匾，高悬于故居大门。

故居正房为砖石、土坯结构的普通民房，木棂门窗，房内“聊斋”匾额迎门高悬，匾下悬挂着蒲松龄七十四岁时江南著名画家朱湘鳞为他画的肖像，两旁是郭沫若手书的楹联：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蒲松龄自拟了一幅脍炙人口的座右铭：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他的一生，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屡屡名落孙山，穷困潦倒，但是这些都掩盖不了他的绝世才华，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卧薪尝胆的毅力，笔耕不辍，创作了如今风行全世界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从二十岁起，就开始收集写作素材。民国时曾任《苏报》主编的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记载了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趣事，大意说：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用笔精确简约，他寓意的地方不着痕迹。他的笔法脱胎于诸子百家的文章，不只是与左丘明、司马迁的文章相媲美。相传蒲松龄住在乡下，境遇落魄，没有伴偶，性格古怪，当村中私塾老师。他虽然家中贫穷自给自足，但不求于人。创作《聊斋》时，蒲松龄每到清晨就拿一个大磁罂，里面装者苦茶，而且还拿一包淡巴菰(烟草的旧音译名)，放到行人大道旁，下面铺着芦草垫，坐在上面，烟和茶放到身边。蒲松龄见行人经过，一定强留他们和自己聊天，搜罗奇妙的故事，说一些奇异的传说。行人渴了就给他喝茶，或者奉上烟，一定让他们畅谈才罢。蒲松龄每听到一件奇异的故事，回去就用文笔修饰而记录下来。就这样，坚持了二十多年，《聊斋》这本书才完成。所以他的笔法非常绝妙。王阮亭听说蒲松龄的名声，特地去拜访他，蒲松龄故意躲开不见他，王阮亭三次来访每次都是这样。蒲松龄感叹道：“王阮亭这个人虽然风雅，但始终有富贵人家的习气，我一介田夫不习惯和这种人交朋友。”

还有一种说法是，只要说出一些神鬼传说的人，蒲松龄就送他一碗小米绿豆粥喝。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自序》里说：“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

蒲松龄四十岁时完成《聊斋志异》的初稿，该书共四百九十余篇。每成篇章，他便请同乡好友王士祯指正。

蒲松龄在世时，《聊斋志异》并未刊刻，仅在好友间传钞，并几度改易原稿，直至去世仍有增补。

王士祯十分推重蒲松龄，以为他是天下奇才，曾为《聊斋志异》题诗云：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已激起周边人们的浓厚兴趣，竞相传抄。《聊斋志异》刊行后，遂风行天下，畅销不息。

20世纪以后，不仅《聊斋志异》仍为人爱读，而且其中许多篇章不断被改编为戏曲、电影、电视剧，影响是深远的。《聊斋志异》很早便走向了世界，现在已有日、美、法、德、意、俄、越南、捷克、罗马尼亚、波兰、西班牙等近20余种语言的译本，精彩绝伦的聊斋故事流传于世界各地，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津津乐道。《聊斋志异》这部不朽巨著已成为全人类的宝贵遗产，蒲松龄是当之无愧的“短篇小说之王”。

一代伟人毛主席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是熟悉的。

1939年5月5日傍晚，毛主席到延安城北门外的鲁迅艺术学院，去看望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青少年时的好友萧三，谈话中他们论及了蒲松龄和《聊斋志异》。毛主席说：

“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

《聊斋志异》故事中，讲神鬼精怪者为多，人们常将此书归入志怪小说一类。鲁迅在他早年写成的《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聊斋志异》“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但是，毛主席目光如炬，洞察到蒲松龄的深远用意，他认为《聊斋志异》是一部反映现实矛盾的社会小说。他在同萧三的谈话中说：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毛主席曾说，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非常推崇鲁迅先生。但是在对《聊斋志异》性质的定位上，毛主席不赞同鲁迅的观点，认为他“搞错了”，并提出了独特新颖的见解，体现出卓越的独立思考精神。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揭露封建社会政治黑暗和官场罪恶，讽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即遍是描写花妖狐鬼与人恋爱的故事，也是要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人情的束缚这一严肃主题的。作为蒲松龄的“异代知音”，毛主席对《聊斋志异》主题的认识，尤为深刻。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邀请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和戏剧系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几位党员教师，到他的住地杨家岭谈话，其间谈到蒲松龄和《聊斋志异》。毛主席说：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作《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席方平是该篇作品的主人公，其父憨厚老实，因受同乡财主羊某的欺侮而惨死。席方平去阴间为其父鸣冤告状，从狱吏、城隍、郡司，直至最高统治者冥王，都因羊某实施了贿赂而贪赃枉法，对告状人席方平不但不予受理，而且用酷刑迫害。席方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阴曹之昧暗尤甚于阳间！”

毛主席认为这篇作品含义很深，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人间酷吏官官相护、残害人民的控诉书。毛主席还对其中一个艺术细节的描绘表示欣赏，就是写到两个鬼奉冥王的命令把席方平锯成两半时，对席方平表示同情，故意锯偏，以保存席方平有颗完整的心。毛主席称赞这个细节写得好，并且说，这篇作品应该选入中学国文课本。

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还举出《聊斋志异》中一篇题目叫作《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来赞扬作者蒲松龄作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难能可贵之处。

毛主席给何其芳等人具体讲述了这个聊斋故事：

有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一只狼紧追着他。道路旁有夜晚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通过草帘子伸了进去，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于是就用这把刀子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屠夫走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跟小牛一样，腿伸直不能弯了，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屠夫就把狼背回家去了。

毛主席讲完这个故事后，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回忆说：

“毛主席同我谈不怕鬼的故事，有两个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一个是《狂生夜坐》的故事，一个是《席方平》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出自《聊斋志异》中。……毛主席说，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跑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给征服了。……毛主席讲《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说，老实的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冤案终能昭雪。他还说，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通报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当讲到1958年8月23日炮击金门之战时，他绘声绘色、饶有风趣地讲述了《聊斋志异》中《青凤》篇里“狂生夜坐”的故事。他说：

“《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他两个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越不能活，它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同年5月6日，毛主席在会见十一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及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时，又讲述了一遍“狂生夜坐”的故事。

毛主席还建议把中国古代小说和传说故事中有关不怕鬼的内容，编成一本小册子，用以教育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鼓舞人们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把这个编书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

何其芳组织所属人员，从我国古代各种笔记小说中选出了人与鬼斗争的故事近百篇，其中选自《聊斋志异》的有《妖术》、《耿去病》和《捉鬼射狐》三篇。书名拟为《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一篇近万字的序文，呈送给毛主席审阅。

1961年1月4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何其芳时说：“你写的序文中，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里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何其芳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又对序文作了补充修改，然后再次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经过认真修改审定之后，《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于1961年2月正式出版，并且翻译成了英文、法文等多国文字，在国内外广泛发行。

毛主席曾对他的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说过：“《聊斋志异》这部书写得好，可以读。其中那些善良的做好事的'狐仙’，要是多些就好了。”

《聊斋志异》第六卷《小谢》，写倜傥正直的书生陶某，身处鬼魅惑人的宅第，不受女鬼小谢、秋容的诱惑，教她们读书写字，通事明理，使二女鬼由敬慕而爱恋上陶生。后陶生因事入狱，小谢、秋容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祠西廊黑判抢去，陶生准备“仆其像，践踏为泥，数城隍而责之”，吓得黑判将秋容放回。后一道士闻知此事，认为“此鬼大好，不宜负他”，施展法术，助秋容、小谢还阳，促成她们与陶生结合。

毛主席读到这一故事，批注道：

“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对于蒲松龄的封建主义思想，毛主席也给予了批判。《聊斋志异》第六卷《白莲教》，写白莲教首脑涂鸿儒“得左道之书，能役鬼神”，以迷信方法，聚党徒万人，与官兵作战，派两个女子骑木马、挥木刀与官军将领周旋，竟将该将累死。在这一故事中，蒲松龄称徐鸿儒为“盗”，称白莲教为“寇”、“贼党”，但也写了白莲教起义军的勇敢机智，因而毛主席读这一故事时，批注道：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这个评价体现了毛主席历来所主张的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是很中肯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