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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是比贫穷影响更大的决定性因素。伊娃·博茹昂就职于维也纳的维特根施泰因人口学与全球人口资本中心，她说“不确定”一词在她的研究中反复出现。“这是核心问题，在疫情暴发前就已经存在了。如今的经济构造方式催生了很多不确定性，对年轻人来说尤为如此。”博茹昂指出，整个欧洲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欧盟的数据显示，大约310万15岁至24岁的欧盟公民目前无法找到工作。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的生育率一直没能恢复。人口学家们也一直在研究感知到不确定性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深度衰退以各种不明显的方式削弱了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 笼罩全球的不确定性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疫情到底何时结束？森林火灾、极端天气事件、新型人畜共患病、空气污染、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究竟还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多大影响？社交媒体上围绕是否坚持“不生育”的言论，暴露出个体的恐惧是如何与焦虑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一系列程度更深的焦虑就源自疫情、经济和环境。Reddit论坛上的一个帖子写道：“这场全球危机让我坚信不生育是正确的选择。”另一个帖子写道：“我真的是因为气候变化才选择不生孩子的。看着孩子们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真担心他们深陷危机。我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还有一个帖子写道：“我觉得选择为人父母需要信念的飞跃，相信一切都会顺利……如果我要对一个小生命负责，却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我确定我会陷入难以承受的焦虑。”   出生率会在危机爆发后立即下降，但通常会迅速恢复，就算出现“婴儿潮”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著有《生育控制与美国现代性》一书的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助理教授特伦特·麦克纳马拉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危机迫使人们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举例来说，公民可能在战后觉得自己与国家或社区的关系更紧密了，于是他们可能会决定生个孩子，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强大的社会体系作支撑。他们或许还会觉得抚养孩子属于爱国或者亲社会行为，因为他们养育的是未来的公民。然而，麦克纳马拉认为，疫情过后人们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新冠病毒充当了社会分裂者的角色，它让人们身处异地，还暴露并扩大了经济和政治上的裂痕：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疫情环境之中。有些人甚至从未亲历过疫情，对他们而言，他们正生活在政府编造的巨大骗局中。 此外，麦克纳马拉认为，文化层面的变化也会让疫情后的“婴儿潮”更难出现。如今，各领域的长期趋势全都指向“小家庭”。据麦克纳马拉观察，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人们倾向于把自己视作“成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无需孩子来“补完人生”，也不需要借此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他们对“家族链延续不断，自己不过是其中一环”的观念也没什么兴趣。 今年5月，《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了疫情之下的美国“婴儿荒”。文中粗略提到了在一个医疗保健、幼托服务和高等教育都极其昂贵的国家，养育一个孩子要花多少费用。受访女性皆出于对孩子负责的考虑决定推迟生育。一名25岁的医疗研究员说：“我太年轻了，无力对一个孩子负责。”一名29岁的IT从业者表示赞同，她说：“我们都在推迟生育计划。”然而，这篇文章忽略了一点：她们的选择看似简单明了，但其实深受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毫无疑问，年轻人推迟生育计划也有积极的理由：他们想享受自由。不过，在育儿成本低、工作政策有利于家庭生活，且社会安全体系健全的国家，或者在不强调精细育儿和母亲牺牲自我的国家，为人父母的重任并不会那么令人却步。我们总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个人，所以遭到指责的总是“不愿放弃自私”的女性，而不是让许多人无法想象为人父母，尤其是为人母的社会经济现实。 职场世界仍构建在假设之上，假设每一名员工的背后都有一位家庭主妇，她能消除人类面对的一切不便，比如做饭、购物、打扫。结果，上班族父母在托管孩子方面犯了难，因为每种选择都花费不菲，而短期托管又无法与上班时间协调。人们很少认识到这是结构性问题，他们大多认为这是自己失败的体现。于是，人们会说自己还没准备好要孩子。至少目前没准备好。 | 围绕生育的讨论与纷争 |如今，有关生育的讨论常被框定在特定术语体系中。几年前，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她的Instagram上向粉丝发问：“还可以生孩子吗？”（她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她怎么能说“不可以”呢？但她说，只要人们还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质疑生孩子是否合乎道德就是“合情合理的”。）《纽约时报》的伦理专栏也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鉴于全球现状，生孩子是不负责任的事吗？”（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文章明智地总结道：“因为只有从某个神秘变量的角度来看，渴望生孩子才是理性的。”）在问答平台Quora上，一名困惑的网友问道：“生孩子和不生孩子，哪个更自私？”（更多的网友认为生孩子是自私行为。） 但生不生孩子是人们的私事。这个决定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关乎女性的身体自由。然而，这个决定极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当生孩子被视作一项社会义务或一种自恋行为，女性的选择权就容易受到损害。整个美国和欧洲的生殖自由早已遭到侵蚀，既有公然破坏，也有暗地削弱。今年5月，针对美国宪法赋予美国女性的堕胎权，由保守派大法官主导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听取相关质疑——这是逆转女权运动成果的前兆。今年早些时候，波兰政府实施了几乎全面禁止堕胎的法案。   与此同時，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人口增长会付出生态代价，网上的生态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生育运动也在激增。他们毫无掩饰地鄙视和厌恶“繁殖者”，并以人类灭绝为最终目标。 我们该何去何从？有的国家，比如瑞典，试图通过温和的方式刺激生育。这类国家出台了更有利的育儿假政策、更强效的再就业政策，并由国家提供幼托服务。可惜，这一系列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往往十分有限。于是，达雷尔·布里克和约翰·伊比特森在他们2019年出版的《空荡荡的地球：全球人口下降的冲击》一书中指出，低出生率的富裕国家可能只剩下两条路，要么效仿日本，要么开放移民。日本曾通过各种非强制性措施刺激生育，但都失败了。而即使年轻人口萎缩拖累了经济增长，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程度难以估量的影响，日本仍然严格限制移民。到头来，日本或许会变成一个缺乏创新力和创造力的老龄化国家。低出生率的富裕国家还可以选择向低收入高生育率国家的移民开放边境，那样就相当于引入了劳动适龄人口（假设一直开放到发展中国家也变成低生育率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客应该更坦诚地谈谈为什么要欢迎移民。 为人父母也可以是件乐观向上的事，是对美好未来的承诺。若你决定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世上，那2100年的世界就不会只是一场抽象的思想实验，而是一个关乎个人利益的紧迫问题。全世界正深陷疫情，此时有许多的理由害怕生孩子，也有许多理由决定生孩子。毕竟，生孩子永远需要信念的飞跃。 [编译自英国《新政治家》] 编辑：马果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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