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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语文 || 引子:一代有一代之语文(03)

 立达语文 2022-06-06 发布于江苏

三、一代有一代之语文

毋庸讳言,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历经了中国文化从毁灭走向重建的过程。恰恰是在我们“幼学如漆”的年代,中国文化正处在被破坏最严重的节点上,荒芜、破败、荒诞、暴力等,充斥了我们的儿童世界与成长岁月。现在,我们回望过去,能够平心静气地发现一点:那时候,我们一直生活在废墟与生活不断制造废墟的历史语境里。所以,我们此后很长时间,都是努力为了与这样的语境、与这样已经根植于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剥离。否则,我们就不能得到文化的重生。这样,我们的“我为(wèi)语文”的过程,与生于1970年代以及其后的各个年代的语文人相比,就显得相对漫长而艰难。
也因此,写这一部书的意义,对我个人而言,一来是想对自己的语文教育史有一个交代,二来是希望年轻的语文教师能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语文教育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以更好地为语文事业奉献。
我说过,这本书多少带有点自传性质,但是,我是想借这本书,借我所经历的三十多年丰富而多元的语文教学生涯,对中国语文进行发言。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语文自立科以来,尤其是我与我的从教生涯相互重叠与覆盖的这三十多年里,中国的教育,中国的语文教育经过了一段很为尴尬的时期,人人都可以对语文评头论足一番,而最没底气的反而倒是语文教师本身。
其实,语文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并没有人能说得清。那么多专家、学者、教育行政官员及普通教师,都在对语文发言,可是语文的问题却是中国教育最重的问题。
当然,关于语文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我觉得,我,以及与我一样广大一线的语文教师,其实是在用自己的青春与生命诉说着语文、表达着语文。而在这样的人生行为与教育历程中,我觉得,我已经将语文是什么以及语文中存在的问题全部都触摸到了。
也就是说,语文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是我们,也只有我们,才能够说得清道得明。但我们人微言轻,无法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也无法让自己的想法成为更广阔层面上的现实。
说自己人微言轻,这绝不是谦虚的说法。


上文曾经说及,我曾有幸参与到教育部的部长级基金课题(即教育部“十一五”重点课题《科学教育与少儿潜能的开发》中。这一课题的背景是: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提出开发右脑的要求,希望由教育部设立一个课题,组长为周德藩。主事者周德藩曾与我说过他是那种身居某种位置可以传播得更为久远、也更有影响的一番话。这使我明白,他才是有影响力的人——一个在国家层面上提出过素质教育理念的人,一个曾经的教育大省江苏省教育厅厅级官员,他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影响力的人。事实上,在我们中国,也正是这样的情形:人微言轻,居高声远。
但是,我发现,即便是周德藩,这个当年的木匠,后来的物理教师,再后来的教育厅官员,也未能引发中国语文的更为深刻的革命。这位老人家一直为此感到十分遗憾。
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反求诸己了。我们努力做好自己,努力将自己的语文教学打造好,并以此来影响身边的人与我们的学生。
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功德无量了。
扪心自问,我心稍安。因为,不管是我为(wèi)语也好,还是我为(wéi)语文也好,我一直在努力。
三十年来,我在用自己的青春与生命诉说着语文、表达着语文。
所以,现在,我想将我三十多年的语文教学生涯以文字的形式献给读者,作为一个三十多年中学语文教学的亲历者,我想请大家看一看语文是如何书写着一个教师的生命之旅的,我同样想请人们看一看,一个语文教师又是如何在不断在建立自己的语文观并从而给出他对“语文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的。
我不否认,我一直对中国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抱着一种诗意般的追求。这也许是一种片面,因为,语文是理性与感性共存的。也就是说,语文是可以言说的,可以探究的,可以商榷的。
但我已经经历的语文人生已经无法商榷。
因而,在这本书里,我不想对语文教学与理论进行深入剖析,我只想表述我所实践着的语文,我所从事着的事业。从这里商榷什么、挖掘什么、探索什么,是理论家们的事。
虽然,我也已经具备了从理论高度深入剖析与言说语文的功力,但我更希望更多的人们看一看这三十多年我所建构的中国语文,并进而理解那些像我一样正在从事着语文教育的语文教师们。
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有其他非常着迷而焦虑的东西。譬如,像我们六零后的一代,可能对身份的焦虑、对生存状况的忧虑,比其他任何年代出生的人都来得更强烈些。
也因此,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每一个语文老师,都有他自己的语文。
也就是说,每一个语文老师都可以说:我就是语文。
过去,我曾执着地认为:我经历了语文的苦学阶段,我经历了非常专业的文学训练,我有过基层教师所不可能经历的阅读生涯,我直接面对了中国当代文学生态与生活,我与一百多位当代作家进行过深度对话,我书写了教育,也书写了文学而且还对当代文学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与批评……因此,我可以说我抓住了两个世界。也因此,我就成为语文的代言人,因而发出了“我为语文”或“我就是语文”的宣言。
也许,这只不过是一种自己的一厢情愿。
说到底,我仍然只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语文教师。我对语文的确定性与边界性,了解得非常清楚,然而,越出这样的边界,超越了这种主体的确定性,我则似乎比较茫然。我得坦率地说,更年轻的一代语文名师,我发现他们的探索更加勇敢,也更有深度——当然,他们的探索也更具有意义、更其宝贵。
因而,这里势必出现一个新的语文现象:语文也是有代际的内涵的。我们这一代人的语文,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语文。我们与我们的上一代不一样。有人曾用“那一代”表述过我们上一代人的语文。我们与我们的后来者也不一样,我们的后来者,正在成长,正在成熟,也正在渐次成为语文的核心力量。
语文教师本身的代际,决定了代际间的语文有所不同。一代有一代之语文,也因此,一代有一代之语文教师。而每一代语文教师都应该对语文的内涵或扬弃或丰富。而一代之语文教师,也因为各自的个体经验、教育背景等,形成各具特色的语文,并因此形成一门学科的历史走向。
一代之语文教师的语文观与语文实践,构成了一代之语文教师共同的历史总体性。但是,谁都明白,总体性是包含着内在紧张关系、错位和变异的某种“类整体”,而所有的“类整体”的组合,才可能构建成一代又一代的语文教师和语文世界。所以,我相信,在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中成长的学子,如果将来选择成为语文教师,那将会远胜于我们当初成为语文教师时的那种文化底色苍白得近乎寒酸的一代人。
我不知道我们的语文名师,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自省意识与自我认知的能力。
还有一些旁逸斜出的语文名师与语文过程,也总是会出现的。直言之,就是,有语文,就有对语文的叛逆。但是,正面、侧面与反面的击打,正如经典文学一样,它们都构成了经典作品的内涵,而在语文,这些叛逆性的元素,在我看来,同样构成了语文的内涵。
如此看来,语文与人一样,永远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但是,有一个结论是可以下的:代代传承的语文,才真正构成一部真正的语文教育史。
而代际语文的话题,我相信,必将在今后很长的岁月里,成为我们教育者的一个普遍关注的话题。


严格地说,我现在是一名独立语文教师或自由教师。但是,这样的独立与自由状态,使我终于实现了打通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目标。
这样,语文的另一种状态也就随之出现:边缘化及自由独立状态下的语文。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们探讨的一种语文主体。
或许,终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一个真理:一个语文教师,只有在边缘与自由的独立状态中,才有可能让自己抵达一种真正的语文教师的状态。
如果人们联系孔子时代的游学,联系我们古代漫长的书院文化,联系私塾化的语文学习,也许,从对语文状态的研究角度出发,人们应该会认真思考我的这种观点与看法。
至少在我,我的“姜广平大语文课程”能够日益成熟,并臻至一种美好的境界,完全是在一种边缘与自由的状态下实现的。
我因此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像我这样,去研究语文的历史、状态,并随之认真挖掘、整理、构建真正的语文内涵与语文结构。
这也许是我上文所说的语文总体性的问题所涵概的全部内涵,虽然,它或许已经逸出了总体性的框架。
最后,我还想表达一点,可能,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我这本书将会越来越多地呈现我在教育文化上的努力与思考。
是的,这是我的企图。我希望这本书更多地呈现出文化质地。因为,我希望我们的语文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文化的品质,同时,我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们,体认到我们的语文所具有的文化品质,认识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语文名师,自觉地将文化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语文,说到底应该是一种文化。
在我这里,语文还是一种历史,是一种我们这一代语文人所经历过的历史。也就是说,我努力呈现的,是一种历史进程中的语文,也是语文所历经的一种历史。
所以,我是在书写语文,但是,我也是在书写语文的历史。
唯愿我的读者们,在这其中读到真正的历史进程中的语文,并进而思考,我们的语文如何书写未来的历史,书写其本质意义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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