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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a Heimann
宝拉.海曼（1899-1982）
Paula Heimann是英国精神分析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她是客体关系学派独立小组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PAS）著名的精神分析师与培训师。她曾是克莱因最亲密的伙伴,被认为是克莱因的＂女王储＂。
后来由于理论上的分歧,她离开克莱因学派加入了独立学派。而＂独立＂这个名称最早正是来自她的建议。
她最著名的文章《论反移情》，明确提出了反移情的实际临床价值。
作为深泉心理主办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比昂培训项目》-文献阅读清单中的重点文献，我们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了翻译。我们的中文译本原先仅提供给项目学员专业学习使用。为了让更多从事精神分析临床治疗的专业人员受益，我们分享给专业人士，仅供您个人学习使用。 On Counter-Transference
论反移情
Paula Heimann
译者：刘涵 章秀明
审稿人：刘胤佳
Paula Heimann关于这段论文的说明：
[ 该论文在1949年于苏黎世召开的第16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进行了宣读。在那次大会演讲之后，我注意到了Leo Berman的一篇论文，题为《反移情与分析师在治疗过程中的态度》（Leo Berman: 'Countertransferences and Attitudes of the Analyst in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 Psychiatry, Vol. XII, No. 2, May, 1949）。这两篇论文的时间如此接近，几乎同一时间有多名分析师都在各自探讨反移情问题。这一现象说明研究反移情本质与功能的时机已经成熟。Berman认为分析师不应该在情感上展现出冷漠，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关于分析师应如何使用自己对病人的情感，我的结论与他不同。]
我在研讨会和督导分析（control analyses）中的一些观察激发了这个简短的关于反移情的笔记。令我震惊的是，候选人普遍认为反移情只不过是麻烦的来源。他们很多人在意识到自己对病人的感受时，会感到害怕和内疚，因此他们力图避免任何的情绪反应，变得毫无感情和“分离的”。
当我试图追溯这种“分离的”分析师的典范来源时，我发现我们的文献中确实包含了对分析工作的描述，它们可能会引出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好的分析师对自己的病人除了始终如一的、温和的仁慈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在这种风平浪静的表面上，任何的情绪波动都会被视为需要克服的干扰。这可能是源自对弗洛伊德言论的误读，例如他将心理治疗与外科医生做手术时的心态相比，或者他关于镜子的比喻。至少，在关于反移情本质的一些讨论中我曾听到有人引述上述内容。
另一方面，有一种与之相反的思想学派，就像费伦齐（Ferenczi）。该学派不仅认可分析师对他的病人有各种各样的感受，而且建议分析师有时候应该坦率地表达这些感受。在Alice Balint那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基于费伦齐实验的移情处理》（“Handhabung der bertragung auf Grund der Ferenczischen Versuche”, Int. Zeitschr. f. Psychoanal., Bd. XXII, 1936）中，她认为分析师的这种诚实是有帮助的，这也符合心理分析固有的对事实真理的尊重。虽然我很欣赏她的态度，但我不能同意她的结论。也有其他分析师表示，当分析师向病人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会使分析师变得更“人性化”，可以帮助分析师与病人建立起一种更“人性化”的关系。
结合本文的目的，我使用“反移情”一词来涵盖分析师对病人的所有感受。
可能有人会与我争论这个术语的使用是不正确的，反移情仅仅指的是分析师的移情。不过，我认为前缀“反（counter-）”蕴含其他的因素。
顺便提一下，值得记住的是，移情的感受很难与那些并非将对方作为父母替代品而是作为另一个独立的个体时所涉及的感受，鲜明地区分开来。经常被指出的一点是，不是病人对分析师的所有感受都是因为移情，以及，随着分析的进展，病人越来越能够感受到与治疗师之间“现实的”情感。这一告诫本身就表明区分这两种感觉并不总是容易的。
我的论点是分析师在分析情境中对他的病人的情感反应是他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分析师的反移情是研究病人无意识的工具。
分析情境得到了很多角度的研究和描述，它们对分析情境的独特性都一致认可。但我的感觉是它们都没有充分强调分析情境是一种两人间的关系。分析情境区别在于其他关系的地方，不是病人一方有感受，分析师一方没有感受；而是首要在于体验到的感受的强烈程度以及对感受的利用，这两个因素相互依存。从这个角度来说，分析师自己的分析目的不是要把他变成一个机械的大脑，在纯粹的理智程序基础上产生解释，而是使他能够忍受搅动他的情绪体验，而不是释放它们（像病人做的那样），从而使它们服从分析性任务，治疗师在其中充当病人的镜像反射作用。
如果一个分析师试图不去咨询自己的感受，他的解释将是贫乏的。我经常在初学者的工作中看到这一点，出于恐惧，他们忽视或扼杀了他们的感受。
我们知道，分析师需要均匀悬浮注意（evenly hovering attention）来跟随患者的自由联想，这使他能够在多个层面上同时进行倾听。他必须觉察到病人说话的明显的和潜在的含义，隐喻和暗示，对过往咨询的提示，对当前关系的描述引出的背后童年情境等等。通过这样的倾听，分析师避免先占性地只专注在一个主题上，而是对主题变化、病人自由联想的顺序及间隙中所蕴含的意义，保持着高度的接受性。
我认为分析师带着这种自由的关注力工作需要有自由被唤醒的情绪敏感性，来跟随病人的情绪变化和无意识的幻想。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分析师的无意识理解病人的无意识。这种深层次的一致通过感受（分析师的“反移情”）的形式浮出表面，也即在面对病人时分析师注意到的感受。这是病人的声音传递到分析师身上最具动力性的方式。通过比较自己被激发的感受与病人的自由联想和行为，分析师拥有一个最有价值的方法来检查他是否理解了他的病人。
然而，任何形式的猛烈的情绪，爱或恨，助人或愤怒，令人见诸行动而不是去沉思，并会模糊人正确观察和权衡证据的能力，因此，如果分析师的情绪反应是强烈的，这会击败它的客体。
因此，分析师的情绪敏感性应该是广泛的而不是强烈的、区别对待的和易变的。
将自由的注意力和自由的情绪反应结合起来的分析师,由于他的感受与他所理解的相一致,故他不将感受视为一个问题，此时，分析工作将得到延展。但是，他被激起的情绪往往比他的理性更接近事情的核心，或者换句话说，他对病人无意识的无意识知觉比他对情境的有意识知觉更早、更敏锐。
想到一个最近的经验。涉及我从一位同事那接管过来的病人。病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起初因婚姻破裂而来寻求治疗。乱交在他的症状中显得尤为突出。在我对他分析的第三周，他在咨询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他要和一个他刚认识不久的女人结婚。
很明显，他在这个时候提出结婚的愿望取决于他对分析的阻抗和他需要把移情冲突付诸行动。在强烈的矛盾态度下，他渴望和我有亲密的关系的愿望已经明显出现。我有很多理由来怀疑他结婚意图的明智性，质疑他的选择。但是这种逃脱分析的企图在治疗的开始或临界点并不罕见，通常也不会对工作构成太大的障碍，因此不会出现灾难性的情况。因此，我有些困惑地发现，我对病人的言论感到忧虑和担心。我觉得他的情况里面还涉及了更多其他的事情，超过了一般的见诸行动，然而，我还看不见。
在他进一步的自由联想中，他聚焦在他的朋友上，他描述她，说她“历经磨难”。这句话被特别的标记，并增加了我的疑虑和担忧。我意识到，正是因为她有过一段磨难的经历才吸引了他。但是我仍然觉得我没有看得十分清楚。不久他前来告诉我他做的梦：他从国外得到了一辆非常好的二手车，被损坏了的二手车。他想修理它，但梦中的另一个人反对他，要他谨慎。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病人“让他感到困惑”，以便他可以继续修理汽车。
通过这个梦我终于明白此前是什么让我感到恐惧与担忧。问题确实比对移情冲突的见诸行动来得危急。
当他对我描述这辆车的特点时——非常好、二手、进口的——病人立刻意识到它代表了我。梦里的另一个人试图阻止他，他却想办法迷惑了那个人，那个人代表了病人的部分自我，这部分自我追求安全和幸福，在分析中是给予保护的客体。
这个梦表明，病人希望我受到伤害（他坚持认为我也适用于他用来描述自己新女友的那句话：“历经磨难”）。出于对他的施虐冲动的罪恶感，他被迫作出补偿，但这种补偿是自虐性质的，因为必须想办法迷惑内心的理智和谨慎。迷惑保护者这一元素自身包含了双重内容，也即是他本人内心中的施虐与受虐冲动：意图摧毁分析的这部分，表达了病人的施虐倾向，也即是他在婴儿时期对母亲的肛欲攻击模式；在意图抛弃对安全与幸福的渴望这部分，表达了他的自我毁灭倾向。补偿演变成自虐行为，难逃仇恨的滋生，这样的做法远远不能解决他的破坏性与内疚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病人想要与新认识的经历坎坷的女性结婚，就是受了以上两种动机的驱使。他将移情冲突见诸行动也正是由于他自身这种特定且强大的施受虐系统。
当时，我的无意识已经立刻捕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此我才感受到了那种担忧的感觉。但是我的意识层面感知相对滞后，所以我只能在会谈进行了一段时间，更多材料呈现之后，解析出病人的信息和他发出的求助信号。
通过给出某次分析会谈中的要点，我希望能够说明我的观点，即分析师对其病人的即时情绪反应是对病人无意识过程的一个重要指针，并能够指导他走向更充分的理解。它帮助分析师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病人自由联想中最紧要的元素上，且对材料解读的选择是有用的标准，我们知道，材料本身总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
从我所强调的观点来看，分析师的反移情不仅仅是分析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病人的创造，是病人人格的一部分。（我这里讲到的内容可能涉及到Clifford Scott博士所提出的身体图式概念，但是沿着那条线讲下去就会偏离我的主题了）。
我提出的反移情方法并不是没有危险。它并不代表一道遮掩分析师缺点的屏障。如果分析师在他自己的分析中已经修通了他婴儿期的冲突和焦虑（偏执和抑郁），那么他可以很容易地与自己的无意识连接，不会将自己的东西归于病人。他将获得一个可信赖的平衡状态，当病人在分析关系中将冲突戏剧化时，他能承接病人给他的——也就是说投射给他的——病人的本我、自我、超我和外部客体角色。在我给出的实例中，分析师在多数情况下是在病人好妈妈的角色中被摧毁、被解救，同时担任病人的现实自我角色，试图反对他的施受虐冲动。在我看来，弗洛伊德要求分析师必须“认识并掌握”自己的反移情，并不意味着反移情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分析师应该变得毫无感情和疏离，而是咨询师必须使用情绪反应作为钥匙，通往病人的无意识。这将保护分析师不以共同演员的身份进入病人在分析关系中重演的情景，及避免分析师利用这些满足个人需要。同时工作中也会有足够多的刺激，让分析师一次次地责备自己，并继续分析自己的问题。然而，这是他的私事，我不认为分析师和病人交流自己的情感是正当的。在我看来，这种诚实更多的是供认的性质，同时也是对病人的负担。无论如何，它会导致偏离分析工作。如果将分析中激起的情绪作为洞察病人无意识冲突和防御的又一个来源，这对他的病人是有价值的。同时，这些被解释和修通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病人自我的变化，包括现实感的增强，从而他将他的分析师当成一个人来看，而不是理想化或妖魔化，然后自然而然就能在分析情境中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切并不需要分析师诉诸精神分析以外的方法。
精神分析技术产生于弗洛伊德放弃催眠治疗，发现阻抗和压抑之时。在我看来，反移情作为研究的工具能够在他描述自己获得基本发现的方法中得到认可。当他试图阐明癔症病人已经遗忘的记忆时，他觉得来自病人的力量在阻碍着自己的尝试，他必须通过自己的精神工作来克服这种阻抗。他的结论是，正是这种力量对关键记忆造成了压抑，并导致了癔症症状。
因此癔症性遗忘的无意识过程可以由它的两个方面来定义，一个是向外的，被分析师感受为阻抗；而另一个是向内的，也就是压抑。
而在压抑的情况下，反移情以感知到大量能量、一种阻力为特征，其他的防御机制则会导致分析师的反应有其他特性。
我相信随着更多人通过我这个角度去彻底研究反移情，我们会更充分地理解反移情如何针对病人当时的无意识冲动和防御机制进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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