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红礼堂 “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县听，围着县城转一圈，走路用不了十分钟。”这句顺口溜流传了很久，带着调侃，带着讽刺，也带着一些当时的酸涩。 小城真的很小。一条东西主马路，通着几条南北向小胡同，就再没有扩展了。马路大约有二里多地长，东头连着庄稼地，西头还向西北甩了个弯，弯头与临淄通往河口的省道接成丁字形。据说弯弯路是有意设置的，那时候美国、苏联都封锁中国，敌我关系紧张，将路设置成弯型，以利战备需要。 这座小城就是垦利县城。 原来的县城在黄河入海口的友林村，因黄河经常发大水，友林地界每每都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县里决定搬迁到西双河，以解水淹之困。 我第一次走过县城是1964年的入冬。因为遭了涝灾，庄稼绝收，母亲带我和二哥去永安镇给人纺线挣地瓜干渡荒。母亲背着一铺被窝，量着小脚，走到了永安。为不至于迷路，母亲是顺着虹吸沟领我们去的。虹吸沟正好经过县城的南侧。来到那里歇脚时，见堆着很多石头、青砖、沙子，我就跑到上面去玩。母亲喜欢搭讪，和一位建筑师傅拉呱，师傅说县城搬西双河来了，脚下这里要建县委大院，先迁来的有县委、县人委、县武装部三个单位，其他的部门以后再陆续搬来。师傅给了我半块白面卷子，那可是过年都不一定吃到的好东西。 那时候农村的孩子很少出远门，能去的不过三五里的邻村，或赶集，或串亲戚，偶尔也会追去看电影，很少有机会去县城玩，对县城的向往不亚于现在去北京、上海。新县城有多么大，多么好，很多没去过的发小、同学都不知道。我曾经跟着母亲经过那里，在小伙伴们面前比划着描述一番，心里美滋滋得很有优越感。 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父母跟人学会了磨豆腐，每天起早带晚挑水、磨浆做好两块豆腐，父亲再顶星起早送往县城的单位，挣些钱补贴家用。有一天父亲回来说城里盖了一栋能盛一千多人的大屋，很高很宽，就在招待所院子里，我的好奇心一下动起来，摁不住了。那是什么样的大屋？盛一千多人得有多大呀？什么时候去看看？我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1970年初冬的一个星期五，父亲跟母亲说，明天的豆腐要送给二轻局和招待所。招待所？哎呀，那不正好能看那栋大屋吗？我眨眨眼，斗着胆子说：“娘，我想替爹去县城里送豆腐。”母亲用惊诧的眼神看着我：“你要去送豆腐？”我点点头。 “那可是二十多里地，推着一百多斤重的豆腐，才虚岁十二岁的人啊，你行吗？” “行！”我坚定地说。 “不小心就会碰坏豆腐的。” “我会小心的。”其实碰不碰坏豆腐真的没想过，能看看盛一千多人的大屋才是我的目的。 看着我坚定的样子，父亲发话了：“让他锻炼锻炼也好。”母亲虽然担心，看到我的精气神挺足，就默许了。村西头的张大爷每天也去送豆腐，父亲就把我托付给他，带着我一块去县城。 周六，我早早地被叫醒，出门看看天，天上的参门才刚刚偏西，外面黑漆漆的，只有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一个寒颤，我感觉到了冷。 父亲推过独轮车，帮我装好压实的豆腐，母亲嘱咐说：“跟紧你张大爷，记好路！”我跟上张大爷，出了门。推独轮车我是有经验的，原来就到生产队的场院里推过分得的粮食，只是粮食不怕摔，豆腐是父母累一天的成果，还能换钱，推着走路必须格外小心。出村就要上大堤，用力气推，一个斜坡拱上来，身上的冷就已经消失。顺着大堤紧跟着张大爷一直走，过章丘屋子泄洪闸，到西尚村，再到冯家庄子，东方开始发亮，远远看到县城里真的有一间很高、灰屋顶的大房子，我知道，那就是父亲说的大屋。不知不觉我浑身好似增加了力量，两腿也加了速，还没到上班时间就赶到了招待所，走过大屋，真想进去看看啊，可是豆腐还没卖掉，那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幸好司务长早来上班，帮我卸下豆腐，过磅点钱，收了钱，就赶往二轻局，一样的流程，最后装好拢豆腐的笼子、盘子，身上一阵轻松。二轻局的李叔是一个村的乡亲，热情地把我招呼到屋里，端上四个大白面卷子，一盘炒好的咸菜，让我吃。我狼吞虎咽，四个卷子一扫而光。李叔看着我直笑，可我没在意，也没说声谢谢，我的心其实早已飞到了大屋那里。告别李叔，推起独轮车飞也似的又回到招待所。放下推车，目测了一下大屋的样子，它坐东朝西，有两个电讯杆空那么长，一个电讯杆空那么宽，十来人高，青砖墙，屋脊很陡，盖的灰色大瓦片，东头接着一间大平顶房，西头是门脸。门脸由三顶式女儿墙垒成，中间高，两边低。中间高的部分四柱三页，正中页上面凸出来一个很标准的红五星，下面用毛体书写了“东方红”三个大字；两边是毛体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据说是由县文化馆的画家陈丕玉仿写的。两边矮些的女儿墙有嵌进去的竖长版面，写了毛主席语录，一面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面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随着形势发展经常换内容。进门处有十几级台阶，台阶两边种上了两棵巨大的冬青。仰头看着，第一次见到这么高大，这么雄伟，这么有气势的大屋，让小小的我平添了一种神圣感。 我一边看，一边要往里闯，不料被工人大叔拦住。我说想进去看看，拦住我的人说：“孩子，里面正在施工，有危险。” “叔叔，这大屋为啥写上“东方红”呢？” “孩子，这叫东方红礼堂。” “礼堂？”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我有些茫然。 “礼堂就是县里开大会、演节目、放电影的地方” 能演节目，能放电影，我更想进去看看了。工人大叔笑笑，似看懂了我的心思说：“你这么好奇，就领你进去看看，但只能在门口。”我爽快地答应，跟着叔叔上了台阶，进门是一面影壁，拐过影壁向里一看，哇，又高又宽敞，好大呀，地面空空的，西高东低，成斜面伸向前头，最东头建一个大台子，台基差不多有我的个头高，上面很平整。很多工人站在搭建的架子上给大厅屋顶钉着木条。看我疑惑，叔叔告诉我，他们正在天棚上安装隔音木条，地面上还要安装很多椅子，能让观众坐着看戏，看电影，开大会。东头那台子是舞台，装上大幕、边帘就可以演节目了。听着叔叔的介绍，我入了神，心想什么时候我能够来礼堂里看一场节目啊。为了安全，叔叔催我出来，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 推着独轮车，一面往家走着，一面想，父亲就没打听清楚，这哪里是大屋，人家叫礼堂嘛，回家一定和父亲说明白。 那时候经常举行群众集会，没地去，只能安排到黄河边上的树林子里开会，夏天有树荫遮阳，冬季就不好办了。1969年县委决定建大型会堂。因受三年暂时困难的影响，中央三令五申禁止一切楼、堂、馆、所的建设，对外只能用“大屋”这个叫法审批、立项，怪不得父亲也说叫大屋。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垦利的县城虽小，职能却一点不少。记得马路北面从西往东有县食品公司、粮食局、公安局、县革委大院、银行、邮电局、县一中等单位；路南从东往西有气象站、新华书店、水产公司、百货公司、药材公司、土产公司、招待所、照相馆等单位；至于农具厂、兽医站、机械厂、印刷厂、电影院、水产公司、医院等单位都设在南北胡同里。这些建筑均是青砖红瓦盖成的平房，自成院落，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唯有坐落在县招待所东北角的“东方红礼堂”成了最耀眼的新地标。 尽管二十多里路，一口气回到家也没觉得累。亲眼见到了气派、雄伟的东方红大礼堂，心里透亮、高兴，有饱了眼福的自豪。 那时候每年的秋后，生产队干部都要到县里开会，有县、社、队三级干部会，也有加上小队长的四级干部会，队里的干部们回来说白天开会传达文件，晚上就在东方红礼堂看电影，看宣传队演节目，说得唾沫星子乱飞，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勾得我心里也直鼓涌。什么时候能去礼堂看戏看电影又成了难以了却的心事。 期待也好，向往也罢，要完成一个心愿得有成熟条件，碰上合适机遇才可以。第一次进东方红礼堂看戏还是在等了七年之后，我高中毕业在东张中学当老师的时候。 1977年10月的一天，因学校的事要到县文教局找我的老师张红。事情办完，张老师说晚上县文艺宣传队要在东方红礼堂演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演得不错，希望我们能看看，随即送给我和同来的闫老师一人一张票，没得说，晚上扰了张老师一顿面卷子就去看戏了。 晚上六点半，我和闫老师凭票入场。礼堂内吸顶灯全部打开，照如白昼，月白色的顶棚也反射着柔和的光，红色的灯芯绒大幕紧闭着，整排的座椅静静地列在那里，等着观众的到来。人们陆续进场，我和闫老师按票上的号数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等待着开演。说实话，在决定留下来看话剧的问题上，闫老师觉得让张老师管饭过意不去，倾向于及早回家的，我好说歹说才说通他留下来陪我看戏。戏，原来看过，但不在礼堂，是在老家的土台子上看的。 那时候时兴京剧样板戏，县里的宣传队下乡到俺村，生产大队派劳力找一处宽敞地埝，利用一处堐头，在堐头的四角埋上四根大杆子，搭成方形架子，拴好宣传队带来的红色大幕，吊上两盏汽灯就可以开演了。看戏的人们都想距离舞台近一些，拥着挤着，前面挡后面，里面挡外面，一会儿这里闹起来，一会儿那里又闹起来，骚动不堪。护场子的人手里拿一根蚊帐杆子，朝着骚动的人群啪啪啪打过去，被打的地方就会安静一会儿。还有人为看戏闹得大打出手，头破血流。一出戏演下来，演的啥，从未看全乎过。 在礼堂里看戏我已有七年的期待了，好不容易如愿以偿，这样的机会我是不想失掉的。赶上了有台好戏，还有张红老师的热情赠票，闫老师的宽容相陪，才让我有了这次坐在宽敞明亮的礼堂里安静地看一台话剧，品一品戏味的机会，顿时感到浑身松缓，心情舒畅，陡然觉得自己有了城里人的享受一般。 七点，礼堂的电铃响起来，三遍电铃响过，报幕员一撩大幕出来，随着她报出今晚演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大幕徐徐拉开，演出开始。这是由编剧金振家和喜剧演员王景愚创作的喜剧，剧情揭露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科技领域的流氓分子陆峥嵘们怎样玩弄骗子伎俩伪装自己、嚣张至极的丑恶嘴脸，讲述了正义的科技工作者冯云彤等同骗子们巧妙斗争的故事。人物性格鲜明生动，矛盾起伏跌宕，让人在笑声中受到教育和感化。 莎士比亚说过：“戏剧是时代的综合而简练的历史记录者。”《枫叶红了的时候》反映的背景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有着很强的历史烙印的那个时代，符合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判断。演出在进行，我和闫老师一边看，一边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已。全场的观众，无一不是让剧情带着或气或笑，情绪激荡。两个小时的演出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看得出观众们意犹未尽。闫老师更是激动，回家路上，热聊着进礼堂看戏的感受：“这台戏没有白看，不但剧情好，让咱捧腹大笑，更应该激动的是在礼堂里看戏身临其境，现场感强，也是一次艺术的享受，以后有机会一定还要去礼堂看戏。”其实我心里比他还激动，他哪里知道这一次去礼堂看戏，圆了我七年的梦。 从前村里放电影一年也就一两次，放映员赶一辆马车来村上，银幕是方的，影片盛在一个方铁盒子里，说是十六毫米的胶片，中间放完一本要换片子，耽搁时间。听说在东方红礼堂放的都是三十二毫米胶片，有两架放映机，不间断。连续看完的感觉一定很爽，必须要去感受一回。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骑车直奔县城，就为去礼堂里看一场电影。记得是宽银幕影片《冰山上的来客》，果真不用换片子。礼堂里看电影就是安静舒适，音效纯正，视觉和听觉的享受那是露天不能比拟的。正看得起兴，一架放映机突然着了火，幸好放映员扑救及时，未酿成火灾。后面的片子只能一架机子放映，没想到这种胶片尺寸很短，一会就要换一次，那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第三次进礼堂是1982年，作为青年代表参加了全县团代会。会议休息间，我被推荐上台表演节目，唱了一首中音歌曲《大连好》。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舞台下坐满了人，自己心里直打鼓。我虽然喜欢唱歌，但很不专业，什么咬字吐字的方法，什么口腔、鼻腔、胸腔的共鸣一概不懂，就知道亮开嗓子模仿着唱。快到我了，我有些不自然，两腿有点颤抖。那时候没有音乐磁带，更没有乐队伴奏，走上舞台就是干嚎。完全没想到，几句唱下来，台下竟然响起了掌声，我大了胆子，更有信心地放开声唱，掌声热烈，还有人叫好，我知道，这是青年朋友们给我的支持和鼓励。接下来的演唱更放松了，顺利完成任务，宁海代表团的领导还表扬了我。 到县吕剧团工作后，管理操作过音响设备，进礼堂参加活动就经常化了。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十一国庆节，大凡节日都有我工作的身影。工作之余，我审视着礼堂巍峨的身躯，回忆着自己曾经对这间“大屋”的期待、向往，无名地留恋起这座让我魂牵梦绕的建筑来。在这里，有我工作的踪迹，有我劳动的汗水；在这里，传达过多少次中央的重要指示精神，召开过多少次庄严的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在这里，报告过多少次先进事迹，演出过多少新创作剧目。她，见证了垦利每一次重大改革的决定，见证了垦利文化艺术的创新成就；见证了垦利的一次次发展……她，已经成为垦利历史的见证者。蓦地，我对“东方红礼堂”产生了一种崇敬感，多么希望她能够留存下去。 2000年以后，“东方红礼堂”没了归宿。先是承包给一位个体户建超市，将里面的所有设施破坏殆尽，没有一两年，超市倒闭，偌大的礼堂面目全非，遂被遗弃，最终要被拆除。多少人为之唏嘘，多少人为其遗憾。为保留这栋历史建筑，我曾经以政协提案的方式向领导反映，可惜，回答很简单：建筑老化，存在隐患。 后来，东方红礼堂在开发商的隆隆机器声中倒下了，倒塌声震得我心疼。就在礼堂倒下的前几天，有摄影人抢拍了照片，为后人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东方红礼堂没了，至今垦利再也没有建起一座能容纳千人的剧场。 （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简介：刘芳华 男，1959年10生。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田汉研究会戏剧委员、山东戏剧家协会会员。曾任东营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二级编剧。戏曲剧本《老憨上任记》《劝赌》在中国《剧本》杂志发表。吕剧《邵本道》在中央电视台11频道多次播出。
《东营微文化》投稿要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