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作《论持久战》的报告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全体中国人都举起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大旗。
但是，日本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比中国强大很多，中国会不会亡国？抗战能不能取得胜利？
一时间众说纷纭，有的宣扬“亡国论”的悲观论调，这种论调尤其体现在国民党上层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主义势力当中，他们认为中国武器不如日本、战则必败，这种悲观论调也占据了很多平民百姓的头脑；“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进步力量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下决心抗日，全国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战局面，这种热潮让一部分人头脑发热，产生了“速胜论”。
他们认为苏联等国际势力马上就会出兵，到那时日本就必败，他们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势力对日本的干预上，他们甚至认为“徐州战役”就是中日之间的“准决战”。
8月，国民党提出对日作战的“持久消耗战略”，其办法是拖延时日以等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幻想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日作战的优势而最后取得胜利。
国民党虽然也认识到抗战是持久战，但他们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而是单纯依靠政府和正规军进行片面抗战，搞消极的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
很显然，这种战略不能解决抗战前途及战争指导的重大问题，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身上。
早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必须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阐述了抗日战争的一般发展趋势，这时已经初步形成“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观点。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陆续发表文章，阐述了持久战的思想，这些集体思考和探索为毛泽东系统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先期探索。
经过长期的思考、总结和探索，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写出了震古烁今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
据毛泽东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这些天，每晚坐在窑洞的书桌前，微弱的灯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连续好几天没有睡觉，只吃了很少的饭，一条湿毛巾放在桌子旁边，实在疲倦了就拿湿毛巾擦擦脸。
桌上还放了一块石头，手臂酸痛时就用力握几下石头，让手指得到放松。
苦熬了数晚，终于写成了这篇震古烁今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首先指出，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4个基本特点：
敌强我弱，
敌小我大，
敌退步我进步，
敌寡助我多助。
前2个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后2个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这场持久战必将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
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
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第一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运动战，再辅之以游击战和阵地战；在第二个阶段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再辅之以运动战；第三个阶段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阵地战将具有重要地位，再以游击战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
1938年刊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最后指出，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平等自由的新中国，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认为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是物而是人，所以，他一再强调要动员全国的民众起来抗日，造成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样才可以弥补武器等缺陷，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横空出世，异常清晰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却又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全体中国人对坚持抗战的信心和信念。
《论持久战》的横空出世，迅速征服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也迅速征服了许多外国人。
“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曾回忆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论持久战》的发表在国民党高层引起很大震动，蒋介石、傅作义、白崇禧、陈诚、蒋经国等人都曾仔细阅读，尤其是国民党军队中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对《论持久战》更是深为赞赏，不遗余力地在国民党上层不断宣传、介绍持久战理论，很快在当时中国军事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白崇禧还积极向蒋介石推荐《论持久战》。
在国统区的宋庆龄见到《论持久战》后，被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瞻远瞩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