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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春天的时候，章士钊向毛泽东推荐了自己的好友李傥（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希望他能够帮助其谋一份工作。 毛泽东在看过了李傥的自传和章士钊的推荐信后，他一改“拒人于情”的态度，挥手在自传上批示： “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拟宜用之。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周总理在接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当即就为李傥安排了工作，让他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不难看出，毛泽东之所以愿意帮李傥安排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确困难，而且已经痛改前非；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因为此人是章士钊亲自推荐的，况且他“只荐此一人”。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章士钊的嘱托，的确非常重视。 要知道，毛主席一直都非常反感利用手中职权来帮助亲友谋职位，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与封建皇帝无异，这也是他平生最痛恨的行为。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不少韶山冲的亲友都曾找到他，希望他这个国家主席能够帮助安排工作，但结果无一例外都被拒绝。而在这些亲属中，还有着不少对革命有功之人，甚至有不少人比李傥还困难。 但无论是谁，情况如何，毛泽东都从国家层面来考虑，没有给予他们特殊照顾。这也使得不少韶山冲人都认为他不讲人情，甚至文运昌（毛主席表哥）一辈子都不能理解毛泽东。 那么，对于章士钊的嘱托，毛泽东又为何能够暂放自己一直秉持的观念，愿意“动用职权”帮他解决问题呢？ 本期文章，笔者将带大家了解章士钊和毛泽东的友谊，了解这对知音的传奇故事。  章士钊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是在杨昌济（杨开慧之父，近代著名教育家、逻辑学家）的安排下到来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两人还没正式见面之前，他们就已经对对方的大名有所耳闻了，而且互生仰慕。 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他就已经了解到这个同乡了（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他非常喜欢读由章士钊主编的《甲寅》、《苏报》等进步读物，而且经常一看就看到半夜。 国学大师胡适曾这样评价章士钊的文章：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充足…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 胡适的评价十分中肯，章士钊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喜欢他的文章，而他对章士钊的敬佩，也正是始于这一点。 到了1918年，毛泽东在恩师杨昌济的推荐下到北大当了图书馆助理管理员，章士钊也从这时起对杨昌济的这个得意门生开始有所耳闻。而且随着毛泽东的名气越来越大，章士钊对毛泽东的兴趣更是越来越浓，之后他还多次拜见杨昌济，希望他能够与之引荐。 有意思的是，当时杨昌济正好想找章士钊帮忙，因为杨开慧和毛泽东的感情迅速发酵，而他又非常中意毛泽东这个有志青年。不过本着儿女终身大事不能开玩笑的原则，他迟迟做不了决定，于是就想着让章士钊帮忙把把关。 虽然章士钊从别处听来过不少关于毛泽东的正面评价，不过自己没亲眼见过，他也不好轻易评论。为此，杨昌济连忙安排二人相见，也算是一举两得。 但值得一提的是，还没等杨昌济安排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章士钊就提前见到了毛泽东。  当时章士钊在北大开了一个讲座，而毛泽东作为他的忠实读者，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在上台之前，有人提醒章士钊，毛泽东也来参加了他的讲座，而且还将毛泽东所坐的位置远远地指了出来。由于讲课要开始了，章士钊便没时间去打招呼，但他却决心利用讲课的机会，好好打量打量这个杨老极其倚重的学生。 他发现，毛泽东不仅个子出众，在人群中非常显眼，而且他身上总是有一种气质。用章先生自己的话来讲，那种气质正是“帝王之气”。除此之外，毛泽东在听讲时全神贯注，时不时还会记上几笔，举止投足潇洒自如。 只这远远一面的印象，便让章士钊惊叹不已，同时对毛泽东充满了期待，他认定“此子未来不可估量”，必然会成就一番大事业。于是，讲座完毕后，他顾不上喝口水，便径直朝着杨家赶去。 看到章士钊急匆匆而来，杨昌济很是疑惑，他赶紧吩咐人给他看座。但还没等坐下喘口气，章士钊便对杨昌济说道：“杨老先生，您不要犹豫了，赶紧把小姐许配给毛泽东。” 看着满头雾水的杨昌济，章士钊这才把自己的毛泽东的观察说给了他听，并且他表示毛泽东有“天日之表，龙凤之姿”，这样的女婿可谓是天下无双。（ps：章士钊引用的是《唐书》对唐太宗李世民的描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 听过章士钊的叙述后，杨昌济更是对毛泽东喜欢的不得了，他当即表示愿意把杨开慧许配给毛泽东，并且取得了杨开慧本人的同意。 就这样，章士钊和毛泽东有了最早的接触，章士钊还算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婚姻的促成者。后来在杨昌济的安排下，两人正式见面结识，而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也由此开始。  1920年1月，杨昌济不幸因病去世，他在临终前，曾用尽全力在病榻上给章士钊写了一封推荐信：“…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而这二子，正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我们知道，这二子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代表人物。如果说他们能够有此成就离不开杨昌济慧眼识珠的话，那么帮助他们成为璀璨明珠的，正是章士钊。 从1918年起，毛泽东与蔡和森创办的新民学会就掀起了一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想要援助一批有着救国志向的年轻人去欧洲学习。但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经费支持，他们根本连船票都买不起，更不用说出国留学了。 到了恩师杨昌济去世以后，毛泽东心情沉重地拿着那封推荐信到上海找到了章士钊，希望他能够予以帮助。不过，章士钊也只是一介“教书匠”，他根本无法拿出令人满意的数额。 于是，章士钊决定发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毛泽东筹集资金。 要知道在上海，章士钊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他是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又是名满南北的知名学者。所以，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看在了他的面子上慷慨解囊，没过多久就筹集到了两万块大洋。 这两万大洋，章士钊全部交到了毛泽东手上，并且他还声明：不用归还！ 在当时，两万大洋可是相当庞大一笔的资金了，毕竟毛泽东在那时的工资，也才一个月八块钱而已。 所以，这笔钱对毛泽东的意义可想而知，他对章士钊的感激可想而知。 也正是凭借着这笔钱，无数有志青年得以踏上出国求学之路，而毛泽东也得以带着经费回到湖南，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一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作为创始人之一，正式走进了中国历史进程。 而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期待，章士钊也对这个新生的党派充满了希望，后来他多次公开表示“反动而不反共”，从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上海一别之后，章士钊和毛泽东便再没见过面，他们都在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 不过虽然没有见面，但毛泽东一直都对这位恩人非常感激，他时常都对同志和朋友提起：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是对共产党有大恩惠之人。  等到两人再一次见面时，已经是抗战胜利以后了，那是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展开谈判。 作为民主人士的代表，章士钊对国共两党的谈判非常关注，而在得知毛泽东要亲自来重庆谈判后，他立即组织了一些民主人士，前往九龙坡机场接机。他的目的很简单，一来是表明民主人士的心愿，二来则是想见一见这个老朋友。 接机那天，天气非常炎热，已经63岁高龄的章士钊还是和众人一起汗流浃背地等待着延安的飞机到来。 让章士钊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下飞机后，一眼便看见了他，并且径直朝他走了过来。还不等人介绍，他就紧紧握住自己的手，惊喜地说道：“行老好，我们25年没有见面啦！” 章士钊猜到毛泽东会记得他，但他没有想到已经贵为一党领袖的毛泽东，竟会如此谦逊地尊敬他，而且连两人分别的时间都记得那么清楚。这一刻，章士钊心里非常感动，同时他确定了自己当初没看错人。 在激动和惊喜中，章士钊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还没等他说话，毛泽东便兴奋地回过头对周恩来说道：“他乡遇故知”。  在重庆会谈明争暗斗之时，毛泽东开始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而他最想要见面的，还是要属章士钊。 9月的一天，章士钊应毛泽东邀请到上清寺桂园作客，与毛泽东会面。这里原本是张治中的公馆，此时正借给毛泽东作为临时办公处所。 有意思的是，还没等章士钊跨进房门，毛泽东便出来与他握手，俨然一番候客之态。这让章士钊很是感动，他亲切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体，连忙回敬了几分问候。 就这样，两人的话题从寒暄中展开，瞬间畅谈了起来。直到半盏叙旧后，毛泽东才止住了话题，问了章士钊一个问题：“时局演绎到此，和谈进行到此，不知先生有何高见？” 其实这个问题，才是毛泽东邀请章士钊的目的，他迫切想要知道民主人士的看法和想法。 对此，章士钊也不含糊，沉思片刻后，他拿起桌上的一张小卡片，提笔写下一个字：走。 将卡片拿给毛泽东后，他小声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对于章士钊的这番回答，毛泽东有些意外，他略带凝重地看着章士钊，想要听听他的想法。 章士钊轻呷了一口茶，便开始向毛泽东谈了他对形势的分析：其实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他此时正在背后加紧准备内战事宜，所以主席应该乘蒋尚未准备就绪之际尽快离开重庆，回到延安主持军务，以防形势突变。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着章士钊的分析，不时点头表示赞同，在他讲完后，他打趣地说：“对于国民党，我们是再了解不过的了。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了。” 停顿了一下后，毛泽东给章士钊添了一口热水，然后对章士钊说道：“谢谢行老的关心，我们现在有1亿人口，120万军队，200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可能忽视，蒋介石其奈我何?所以说，我在这里是安于泰山的。” 见到毛泽东胸有成竹的样子，章士钊也不好再劝什么，不过他还是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润之先生身系天下之安危，朋友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再说，谈判即使达成协议，我看蒋介石也会撕毁。” 对于章士钊的这个看法，毛泽东是完全赞同的，不过他还是积极向其展示出了共产党人积极的一面。章士钊见罢，也慢慢被他感染，聊得也是越发轻松投入。 在两人不断倾吐想法的谈话中，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甚至天色晚去，他们都浑然不觉。直到警卫员进来告诉毛泽东要去赶赴张治中举行的晚宴了，他们这才从沉浸中惊醒过来，而这场久别重逢的谈论，才不得不告一段落。 到了晚上，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和王若飞后，他还悄悄从口袋里拿出章士钊之前写的字条给他们看，并感慨说到:“章行严，真朋友也！” 后来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蒋介石果然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内战全面爆发。 就在毛泽东领导解放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时，章士钊一直都在为着国共合作事宜奔走，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还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以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积极促进双方协商。 不过章士钊虽然作为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但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还是更支持毛泽东，更支持共产党的。特别是在1949年1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他多次辗转长沙和上海，为劝说程潜、陈明仁这二位国民党元老和平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于章士钊所做的这些，毛泽东全部都看在了眼里，他也是打心眼里对章充满了信任和敬佩。 所以在多年以后，当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误解他时，毛泽东还斥责她：“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而这些事，也不见得是错的，比如他参与国共谈判。我问你，你知道行老多少革命事迹，知道他做了多少好事？” 那些好事，可能章含之不知道，可能全国百姓不知道，但毛泽东，他一直都知道，他也从来没有忘记。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特意邀请了章士钊出席开国大典，后来他还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从此定居北京。 由于两人都在北京，因此毛泽东便经常邀请章士钊前去谈话，一来二去间，他们的友谊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升华。 有一次，毛泽东还借用了“曹操给桥玄送鸡”的典故，托李银桥给章士钊送去了两只鸡。这两只鸡是感恩之意，但李银桥不解，就向章士钊讨教。虽然章士钊尽知其中深意，他却笑而不答，只留李银桥一头雾水。由此可见，这对知音的“高雅”乐趣，也足以令人称绝。 对于毛泽东这个知己，章士钊一直都是敬爱有之，但他从来不会居功至伟，凭着主席对他的厚爱而为自己谋福利。 他曾找主席帮过两次忙，一次是帮好友李傥求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而第二次则是为了溥仪的三妹韫颖求工作，他们两人甚至都不认识。 章士钊找主席帮忙，全是因为他的的古道热肠，而毛泽东对此也是深表理解。所以，当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出帮忙的请求时，一向不愿动用私权的主席愿意为了他而破例，由此可见章士钊在其心中的地位。 除此之外，毛泽东对于章士钊的支持，还充分体现在了“还钱”一事上，这也是最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件轶事。 其实早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就向章士钊说起过“还钱”一事，这笔钱正是当初章士钊帮助他筹集的两万大洋。不过章士钊当时就表示了回绝，且不说当初声明了不用还，就算没有声明，那笔钱也是筹集而来，并不属于他自己。 但尽管如此，毛泽东依旧没有放弃这个念头，而且后来他还说服了章士钊，于1962年开始“还钱”，并且约定每年还两千（从自己的稿费里面出）。  对于主席的这个做法，负责为二人传信的章含之很是奇怪，她还向其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对此毛泽东微笑着回答她：“你难道也不懂，我这是用我自己的稿费给行老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是我能用人民币来偿还的呢？” 直到这时，章含之才明白，自己的父亲原来并不是像别人说的那般不堪，更不是鲁迅笔下所抨击的“落水狗”。 他，是真正的战士，也是共产党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之一。 此后，毛泽东每年都会从自己的稿费中抽出两千块钱“还”给章士钊，甚至在十年期限还完以后，他依旧以“还利息”的名义继续给他寄钱。这不得不让章士钊感动。 而收到主席“还款”的章士钊，也没有将一分钱花在自己身上，他依旧古道热肠，尽他自己的能力帮助主席解决他“解决不了的事情”。 不得不说，两人的“一唱一和”，构成了一幅“高山流水”的美卷。 而这幅画卷，是阳春白雪，也是下里巴人，总是令人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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