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的知青生活（上）

宣城历史文化 2022-06-08 发布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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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ANCHENG WENSHI

我的知青生活

胡祖谟

微信版第1156期

1968年10月底，在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指挥下，皖南广德县数百名城关知青，在南门大礼堂门口场地上，参加本县首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我们都背着早已准备好的简单行李，按要去的公社排队站着。有关领导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讲话，但，谁也没有心思听清站在高高台阶上的领导们在说着什么。周围站满了知青的亲属。大会一宣布结束，我们顾不上跟亲友依依惜别，蜂拥而出，各自奔向贴着目的地纸牌的停在南门街道上的一溜排敞篷汽车。汽车一开动，亲属们依依不舍，有的不停地挥手，有的跟着跑了很远，直到远远地淡出大家的视线……

我们下放的是城郊不远的高湖公社。汽车行驶不到20分钟，就到了目的地。公社大院里早已等满了各大队、生产队来接知青的人。一下车，各自找到了要落户的生产队来接的人。条件好的队开来了手扶拖拉机，差一点的拉来了板车，更多的则是带着扁担和绳索（因为很多生产队不通车）。我们同村的两人把极简单的行李放在一架破旧的板车上，就和来接的队长匆匆上了路。

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来势迅疾，各级都尚未做好接待知青的准备工作，尤其是住房来不及建好。刚到村里那段日子，我们都暂时借住在老乡家。

我们共有两次住猪圈、一次住牛栏的经历。刚到队里，被安排在一个下放户家。这户人家有三间土墙茅屋。有一间是半间灶屋，半间猪圈。主人将猪栓在外面，把猪圈清扫一遍，安放两个单人竹床，就成了我们的宿舍。住了不长时间，大概是影响了主人家积猪粪挣工分，队里又将我们安排到当地一户家的两间矮小的草屋里。这里外间是鸡笼，里间是猪圈。队里在外面打了一个土灶，里面就是睡觉的地方。又过了一段时间，也许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又搬到生产队的牛栏。这里也是三间土墙茅屋，两间为牛栏，一间看牛人住的让给我们。农忙时节，每日清晨天光熹微，放牛娃就来牵牛出去吃带露水青草，必须赶在下田前将牛喂饱。久而久之，我们也逐渐适应了清晨的喧闹。因为这里是公房，也就成了我们相对稳定的住所，直到新的土坯草房盖成。

也许读者要问：住在曾经的猪圈、牛栏，难道没有一点难闻的气味？要说没有也不是事实，但我们确实并不在意，即使有也不能有太多的表露。因为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如果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那将给队里留下不好的印象，这是任何一个知青都不愿见到的。这就是那时的我们，由此不难看出知青当时纯朴无暇的心灵。

下乡后第一次的劳动，是和妇女、老人一起摘棉花。棉花不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每年种一些，主要是为了社员家庭使用着想。干这种农活，看似轻巧，但弯腰久了，就会感到腰酸背痛，两腿麻木无力。但比起其他农活，显然轻松多了。

在劳动过程中，一位光着头的老者，显示出对我的热情。记得刚到生产队，队长介绍全队阶级成分时，曾指着一位光着头的老人，说是大队的贫农代表。与眼前这位老人十分相似。于是，我就谦虚地与他交谈起来……

放工返队途中，一个年轻人（可能是民兵班长）特地走近我，说那老人是四类分子，责备我为啥与他谈得那样热火？我说那不是贫农代表吗？他告诉我两人的区别：一个矮些、胖些，一个高些、瘦些。要我以后认真加以区分，不能再犯这种原则性错误。我有口难言，刚到农村，满眼陌生。一眼望去，除了性别易分，高矮胖瘦了然，老人都剃着光头，穿着蓝色自家缝制的对襟掛子，深色的宽腰半长裤子，大都未曾正式照面，哪能刹时分得一清二楚？但无论怎么说，那位年轻人的忠告，还是为了我好，我也打心眼里感谢他。

从此以后，我就接受了教训，在与社员的接触中，格外注意，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我们所下放的生产队，离县城不远，只有十几里地，而且就在公路旁，交通十分便利，坐车也只要两毛钱。但当时客运班车少，购票不易；主要因为囊中羞涩，连两角钱的车票也不能经常付出，所以每次往返只能大都是步行。无论严冬酷暑，我们三五成群，乐此不疲。当时年轻气盛，身体健康，丝毫不觉得疲惫，有时来回二十多里路一点也不觉得累。刚到生产队，正赶上出工，我们放下东西，拿起工具，就奔向大田，以博取贫下中农的好评。

下放后的第一个冬天，连飘几场大雪，村里的茅屋、光秃的大树以及远近广袤的田野到处都披上了银装。社员们也都窝在屋里，大门不出。同队的几名广德知青，也无所事事，大家都想起了回家。正好队里刚进行了年终决算，我们挣的工分都是超支，只有按人口分到少得可怜的实物。大概有几斤鱼、几斤黄豆、棉花和小麦等。东西虽少，但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正好带回家，略表寸心。

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稍作准备，即刻上路。我们背着东西，扎紧棉衣，踏上了归途。天，灰蒙蒙的。放眼望去，一片银装素裹，到处是白色的世界。一层厚厚的白雪，似乎想把整个大地封锁得严严实实，惟有那倔犟的麦苗、油菜以及那到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艰难地向外探头探脑。大自然的顽强生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看在眼里，烙印在心上，心中不由得升腾起一股暖暖的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

天空又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撒在脸上让人顿时感到一阵爽心的清凉。远处的城廓渐渐露出她亲切的面庞，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向着心中的家快步走去……

1969年—1972年期间，上海、合肥、芜湖等大城市知青，陆续分期分批下放到广德。据不完全统计，到1976年最后一批为止，外地下放到广德的知青计有11300余人。那时的广德县城范围小，街道狭窄，短短二三年时间，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下放学生，确实给这个皖南小山城带来不小的震动。随后，这些知青又很快分散安置到最基层的生产队。

时间慢慢到了农村最繁忙、最辛苦、最难熬的“双抢”季节。根据季节特点和农事需要，必须在立秋前短短15天时间内，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早稻的颗粒归仓和晚稻的栽插任务。这就要求生产队所有人员（包括下放知青），起五更，睡半夜，连续超强度地辛勤劳作。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即使土生土长的农民，体质弱的也叫苦不迭，难以坚持。知青们为了表现自己，争取贫下中农的好评，大部分也都能咬牙坚持，和贫下中农同甘苦，共奋斗。为咱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双抢”，贡献我们的青春和汗水。

当然，毋庸讳言，也有极少数知青，害怕吃苦，逃避劳动，到处游逛，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本也是意料中的事，而且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可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凡事必须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对待。因此，就有人无限上纲，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必须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以挽回影响，肃清流毒。

事情过去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让人啼笑皆非，久久难忘。

知青下乡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吃和住。住的情况前文已述，本文就聊聊有关吃的情况。

一开始，我们就搭伙在那位芜湖下放户家。农村人吃的米由生产队根据工分和人口分配，蔬菜则由自己家菜园出产。一般祖居农村的人，经过长期的种植实践，大都能将自家的菜园侍弄得青枝绿叶，丰富多彩。每个季节都有应时菜蔬自给自足。但下放户就迥然不同了。他们刚到农村，农活生疏，菜园也常青黄不接。我们在此搭伙，一下增加两个食欲很好的大小伙，确实难以应付。虽然我们并不讲究，只要下饭即可。生产队也只是仅仅将我们的口粮补给他家，菜却要他家解决。大概是他家向队长说了自己的困难，过了一段时间，队里将我俩换到一户本地农户家。但由于这家光靠女主人一人里外操持，一段日子后也感到力不从心，队里索性又将我们两人分别分到当地两户农家。不必说在当地农户家伙食大有改进，更不必说由一家改为两家，伙食更是蒸蒸日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队里给我们盖好草房为止。

曾经，我们两个知青也在一起共过伙，但终因多种原因始终不能默契，直到队里给盖了两间小草屋，我俩才分开各自起火。

各自起火的困难和窘境真是一言难尽。我们在家时也是横草不拿、竖草不捡的，突然面对什么都要自己动手，而且一切从零开始的局面，真是束手无策、求告无门。首先是烧柴问题。这里是畈区，能当柴烧的只有凭工分分的稻草、麦草以及庄稼的秸秆。而我们工分少，分到的不能维持多久，就出现断柴的情况。其次是蔬菜，菜园刚分到手，菜种刚播撒，无菜可取；还有油盐酱醋……也不齐全。诸多的困难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们。天无绝人之路，关键的时候村民们向我们伸出温暖之手，有的给柴禾，有的拿蔬菜，有的送油盐……我们在众人的关心、帮助之下，慢慢地度过了难关。

现在回想起来，真正从心里感谢那个年代，它教会了我们从一无所知到能掌握基本生活要领，它磨练了我们脆弱娇嫩的性格；更要感谢那些曾经在我们遇到重重困难时，无私无欲给了我们温暖与帮助的、善良的村民。

我们下放的大队离县城不远，而且就在公路两旁，交通的便利自不待言。比起那些下到偏远闭塞、交通困难的深山孤村的知青，我们的出行确实避免了很多麻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住处也常常成为一些插友的歇足之地。尽管我们生活也十分拮据，但我们仍然本着“来的都是客”,粗茶淡饭，热情招待。

整个大队面积不大，总共约1.5平方公里。共有11个生产队，围成了一个大圆，六七个自然村相距不足一里。互相走动非常方便。中间一条公路南北各有一座桥，就似圆上的两个点，两桥间公路恰似这个圆的直径，把圆分成两半。一边五个队，一边六个队。无量溪河绕东边半个村而过，另有一条支流围绕西边半个村。全大队以水稻、小麦、油菜等种植为主，境内还有几个较大的塘堰，是个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这里基本可以旱涝保收，土地也并不贫瘠。然而，在“公社化”的大呼隆年代，我们与社员们一道起早摸黑，挥汗如雨，备春耕，战双抢，到头来却是大部分家庭都“超支”。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连基本口粮都挣不回，却成了入不敷出的“超支户”。究其原因，是社员们没有以对自留地那样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对待集体劳动，从而造成劳动生产效率低下所致，深层次的原因当然是那时的体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