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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大约十年前，我混迹在中国楹联论坛，那时论坛开网络培训班，金锐约我写几篇关于如何写对联的文章，我郑重其事列了一个提纲，想说说关于对联风格、创新、形式、评论等话题的一些个人看法，但后来觉得，这些内容只是一己之见，恐怕误导他人，也就作罢。五六年前，突然觉得对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仍有一些“偏见”“不吐不快”，兴之所至，计划要写10篇，结果零零散散写了6篇就搁置一旁了，以为再无下文；这几日忽又兴起，一气写下剩余4篇，也算了了一桩心事。如前所述，这些小文仅是一些零散的思绪，大多颇可商榷，附存于此，以留鸿爪。有赖朋友指正，其中部分文章有删改。 No.1 不必苛责“无病呻吟”  关于“真性情”，不夸张地说，不少初学者将其奉为创作的圭臬。在文学创作中，以艺术的形式写出自己的心里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于作者而言，那是一种美的享受。 对联创作也不例外。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太多的对联评论惯用的手法，就是层层剖析作者写作时的心态，而后得出类似“令人涕下”“动人心弦”，甚至“字字是血”等颇为感性的评价，当然，不管评判正确与否，一般时候作者本人也不会跳出来指责评论者：我当时不是这样想的，打回重评！ 我们推崇真性情，就和我们希望对方对自己坦诚相待一样，不说假话、不说空话。这自然是很人性的思维方式。 只是有时候愿望很美好，现实却有些残酷。 有一回，在群里看见一个朋友发了一副写台湾某景物的联，言辞中似乎颇为纠结伤感，大概表达了类似余光中《乡愁》中的情感。我问他，你写的时候，有这么伤感吗？他颇为委婉地告诉我说：我是广西人。 其实，联是写的不错的。布局精当大气，言辞文质彬彬，情感充沛动人。但其中表达的情感，却不完全是他真实的情感，他一辈子没去过台湾，当时也并没有就此联想到自己流落他乡、感同身受，等等。 我以为，这样一篇“命题作文”，想让作者自己经历那种情感然后付诸笔端是不太现实的。当然，创作者写联时可以“情感迁移”，把自己人生阅历中相关情感移植到正在写作的题目中来。但这种情感的“复原度”到底会有多少呢——刚才你还在写“冬雪”，表达自己多么享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惬意，转身你看到一则消息：曼德拉去世。于是你眉头一皱、笔锋一转，不得不收起关于“能饮一杯无”的遐想，着手写曼德拉的挽联，开始想象他死得多么可惜，自己多么悲痛——恕我直言，平时一直关注曼德拉的对联创作者多吗？大概，很多同志也不会把曼德拉的死想象成自己姥爷的过世那般痛苦吧。在这里，难免有需要“造情”的部分。 看似有些荒谬，但现实就是如此。真性情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我们平时的创作，少不了“无病呻吟”，甚至，有时无病呻吟的作品反而比真性情的作品更为动人。 比如“失恋”这样一个话题，有些人真的情动于衷，很有感触，因为他交过八个女朋友，都失败了，至今还是单身，但由于笔力不足，他写不出动人的句子，他无法将自己的情感以艺术化的形式得以完全表达；有些人一辈子没失恋过，但他就是能将这种情感写得深入人心，令人拍案叫绝。所以，真正伤心欲绝的人，可能把自己感动得稀里哗啦，但却打动不了读者。 原因在于作者的写作技巧有高低。身为作者，我们都会去判断“读者需要什么样作品”“读者会认为什么样的句子是好的”，于是，我们为了达到读者心目中的那样一个状态，绞尽脑汁去遣词造句，去创作一副让人击节叫好的作品。就好像拍一部电影，导演需要研究观众的口味，需要知道观众“兴奋点”在哪儿，然后在剧本中适时创造“包袱”或者是悬念。 或许也有人说，我不需要读者与观众，我就喜欢完全顺着自己的内心来写，那自然也可以。但没有读者的联作，不能称之为作品。 大多数人其实都在这样一个规则下写作——有时会深有感触，完全写出自己的真性情，这自然令人推崇；有时模拟那种状态，部分融入自己的“情感想象”，去揣测欣赏者喜欢什么感情，或者自己觉得那种表述更动人，然后开始写作。最好的境界当然是有感而发，而且还发得不错。但“无感”或“少感”而发，让读者“误会”你，理解你要表达的情感，甚至为之所动，这也是一种高明的创作技巧。 相信钱钟书先生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中的说法，能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 “所谓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词立诚’之说也，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文艺上之所谓'病’，非可以诊断得；作者之真有病与否，读者无从知也，亦取决于呻吟之似有病与否而已。故文艺之不足以取信于人者，非必作者之无病也，实由其不善于呻吟；非必'诚’而后能使人信也，能使人信，则为诚矣。” 诚哉斯言。 No.2 莫将“创新”变“作秀”  时下，不管在哪个领域，言必称创新，言必称改革，似乎不来点新鲜玩意儿，就显得落伍了，就对不起观众了。 小众的对联创作与评论领域同样如此。不管谁扔来一副联，我们可以不必看内容，不妨先闭着眼睛来批评它一通，或者“表意过熟”，或者“未能跳出窠臼”。睁开眼睛一看，嘿，果然老套！ 这种万能评价模式几乎屡试不爽。评论者总希望对方能写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句子，要“似未经人道”，不要写那些人家写过的意思，要有亮点，要不拘一格。而现实中，的确有很大一批联，“重复着昨天的故事”，说的是旧话，表达的是大家早就表达过的意思。 于是，创作者很担忧，因为一旦谁被贴上“没新意”的标签，仿佛低人一等似的。他们为了写出新意，每每挖空心思，为了说点别人没说过的话茶不思饭不想，不惜“铤而走险”，殊不知，久而久之，创作越来越畸形。 譬如，一个标准的美女站在眼前，出题者让你形容一下她的美，创作者们纷纷斗法，你要用“美丽大方”“沉鱼落雁”“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这样的表述，评分者大都会一脸嫌弃。所以，你得拐弯抹角去烘托她到底怎么个美法，比如让柳下惠这种君子都按捺不住了，比如让植物人都惊醒了，这才有点儿意思。总之，越是不走寻常路，就越能博人眼球。 在“创新至上”的理念引导下，我们开始思维发散，跳出窠臼，标榜个性，越来越少的人坚持传统的创作路子，各种解构也应运而生，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想象一下，当你登临滕王阁，意欲把笔题联，还可以怎么创新？该表达的意思大家都说过了，“恨不得将鹦鹉洲踢翻，黄鹤楼槌碎”这样的句子都已经诞生了，如果你非要较劲来点儿创新，那又该写什么？要么罢笔不写，要么钻点牛角尖，总之会觉得别扭。 还有一些人，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在一些历史问题面前似是而非，表达出“与众不同”的新观点，吸引眼球，却扭曲了自己的道德观（或者有时自己本身并不这么想）。 有创新当然是好事，不管在表意、结构还是用语上创新，只要恰到好处，都是值得赞赏的。但为了创新而创新，得不偿失。 有一些基本的情感是经久不变的，比如写故土，你会有思念与眷念；写古迹，你会联想到历史而抒发和古人相似的感慨；写当今的房价，你会和大家吐槽相似的感受……在这些话题面前，历史上与当今无数的人都会产生相似的共鸣，这些意义不宜被解构。即使有所创新，难道创新的艺术成就就比表达那些“过熟”的意思要胜出一筹么？ 其实，把平凡的事情做经典，把平常的感情充分表达，把平常的句子磨练到一定火候，是一个对联创作者最基本的素质。 仔细看看成就颇高的清代对联，有几副是新意盎然，语未经人道的？大多联都是在传统框架下的创作，表达的是寻常的意思，用的是寻常的句式和语言，并不以“创新”取胜，但那些“传统的”清联质朴、纯熟，少有轻佻浮夸的风气，不少作品呈现出大家气象。 今天的我们，还远远达不到随手一个题目就能写到那样纯熟的境地，但创作界的虚浮之风，让一些创作者不肯务实，耐不住寂寞，不肯扎扎实实地打好基本功，然后挂着“创新”的大帽子，行作秀之实。 在我看来，这不是真正的创新，而是一种倒退。 No.3 “联不如其人”又如何  某日早晨起来，联想到一件关于《大话西游》的小事情。 同事曾经跟我讲她在北大上学时与周星驰交流《大话西游》的情景，当时大家都以为星爷会对那部片子刻骨铭心，但令人失望的是，主持人拼了命地提醒，台上的周星驰，就是记不得那部片子讲什么了，有人让他再说一说当年感动无数人的一段经典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正的爱情……），他支支吾吾，只能断断续续说出几个词而已。 不可否认，《大话西游》是一部看似戏谑、实则感人的作品，我们许多人曾为之流泪，有些痴情的观众更是不厌其烦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泪水流了一地又一地。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当我们为剧中人痛哭流涕的时候，主演却真的是在演戏，演过就忘了，因为他在那个年代经常一年要连拍好几部戏。 我们无法苛求一个演员完全以自己的真情实感来本色演出，因为他们要表达的情感状态太多太多。当然，我们也听闻不少演员陷入剧中角色的情绪走不出来的事实。——两种状态兼而存在。 只是，观众（读者）的分辨能力是有限的，观众也无需在观影的时候去考虑主演的真身是不是真心这样在想，真心在笑、真心在哭——只要自己觉得剧中人是真的很开心或者很伤心，他们就会随着角色而或哭或笑。换句话说，在《大话西游》里，大家看的是至尊宝，而不是周星驰。 其实，创作对联，又何尝不是自己在导演兼主演一出文字戏呢？ 戏演的好不好，有没有人来捧场，全在乎你的安排——读者是很挑剔的，他不会看着你写的一副水货作品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人品不错，我了解他现在的处境，他应该是想表达一种悲伤的情绪，我应该为之感动，读者并不傻。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首七律，以《秋菊》为题： 霜风吹老菊花枝，独立苍茫感岁时。一片寒光明夜月，满园秋色动清姿。陶潜自爱东篱下，潘岳空怀北海思。何处登高能纵目，不堪回首暮云迟。 就诗论诗而言，诗作水平虽不算太高，但客观而言，文辞还算雅致，从造句中你能体验到略带伤感的意味，换言之，这首诗多多少少还是有打动人的潜质。 得出这样的结论，体验这样的情感，我们需要知道它的作者是谁、有什么经历吗？如果非要知道，结果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因为它的作者是机器人，也就是近来颇为流行的“AI作诗器”。 所以，文与人之间，始终是隔着一层的。读者有时候又有点儿傻——当你把“戏”演好后，效果就又不一样了。 在对联圈子里，我们常常听说这样一些事，某人（尤其是初学对联的朋友）在网络上看到某“大师”的对联作品后，心动难耐，然后开始各种想象——写这副作品的人一定胸怀宽广，一定气质儒雅，一定高大威猛……正如我们看过了大话西游，会误以为周星驰也是那么情感丰富，会和我们一样会对那一段故事刻骨铭心。 殊不知，作者和他的文字，毕竟不能画上等号。 他的文字可能是儒雅高古的，但他本人可能猥琐不堪；他的文字可能是清丽脱俗的，但他本人可能庸俗难耐。 他可以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他的文字可能品格低下；他可以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但他的文字可能寡淡无味。 这就是“文”与“人”的不对等。 英国学者罗素写了大量有关婚姻与道德的文章，他一心构筑文字世界里的道德丰碑。然而，罗素在私生活上极为放荡，他一生结婚四次，有无数情人，还勾引过不少有夫之妇。 当年王蒙举荐郭敬明入中国作协，不少人高呼不能让抄袭他人作品的道德败坏者玷污这块土地，王蒙说，进作协不是“选道德楷模”。 尽管颇为滑稽，但你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文并不如其人，只是，我们并不在乎，也不必在乎。 No.4 你可能误解了“切题”  对联创作者常常被两条“万能评价”戳中泪点。 其一，“未能跳出窠臼”，前文已经述及。其二，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无论你多么辛苦写了一副联，总会有人背后跳出来说叨—— “你这联吧，看起来很牛逼，其实人都不知道你说啥！” “你不是写的嵩山吗？我看换成写华山、高山、大山、XX山一样是可以的，太泛泛了！” “虽则联意高古、句式整饬、意境超拔，然未能稳切题旨，有放诸四海而皆准之嫌，乃一大憾事也。” “雅则雅矣，唯恨不切。” …… 评论者们费尽心思换着各种说法，总之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的联虽然看上去文采飞扬、内涵深刻，但非常遗憾的是，文不切题，终究落了下乘。 令人颇为懊恼的是，面对这种批评，创作者往往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却又无从反驳，更有稀里糊涂跟着点头的——还真是不切题，得改！ 其实，创作者与评论者的两种不同态度，乃是缘于对于“切题”的认识并不一致。 我想，如果不是刻意为之，也不是因为急着交卷导致审题不清，大多数创作者很难眼睁睁地把写嵩山的联写成华山、五指山或者其他山，更不会写成西湖或者日月潭——遭致“不切题”的批评，缘于部分同志惯用“倒推法”来评判一副联作。 不看题目，且看内文： ——有没有哪些文字提到了它地处河南登封界内？ ——有没有哪些表述证明它是五岳之一？ ——有没有哪些文字说明它与全真教和少林寺的关系？ ——有没有哪些文字述及到它的历史？ …… 就仿佛三维空间的定位一样，评判者依据地理位置、人文典故、历史渊源等因素，绘出X、Y、Z轴上的几条射线，最终在交汇点找到答案——你看，除了嵩山，还能是哪儿？ 如此，对联评论仿佛成了猜谜一样。创作者得提供足够丰富的信息（还不能直接提供答案），让人在时空定位中找到你表达的一个点，除了它，就是它。如此方能称作“确切不移”。 我以为，这是一种过于苛刻的“切题”要求，甚至走入误区，并不值得提倡。需要声明，我这里绝不是提倡“不要切题”，而是要探讨“何谓切题”以及“如何切题”。 切题不应是简单而显性的“猜谜式”的行为，如果写嵩山必然要提到类似“北瞰黄河，南临颍水，东接汴梁，西连洛邑”等字眼，必然要要提及“五岳之中”等等，创作有了这些“定位”所需的规定动作，未免失去了意趣、限制了表达。 真正的切题，乃是在联文精神上与题目相对接，而不是单纯地追求“一对一”。 顺手翻开《对联话》第一页，看看其中的联作——“月明如昼；江流有声。”只看联文，谁能判断它是写金山的明月亭？“倚槛苍茫千古事；过江多少六朝山。”安庆大观亭固然有此意境，但金陵的其他临江的亭台楼阁，也同样有不少当得起这十四个字的。 我们何以从未觉得这些联“不切题”？还在于联的内容与题目是相互呼应的，我们不必因着内容去猜题目，但看了题和文，我们觉得他们的意境是同一的，并没有隔离感。这样，便已经是真正的切题。 这其实不难想象。对于一些众所周知的人与景，譬如写“黄鹤楼”，我们写它地处龟蛇二山，写仙人驾鹤、吕洞宾吹笛等这些典故，尚且很容易精确定位。但对于一些并不知名，也鲜有人文典故的风景，恐怕很难真正做到“看到联就知道写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也无须深究。 所以，写点哪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字，只要他足够表达你的题意，契合题目的意境，那便是切题，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而揪心。 No.5 对联评论不能搞“一千个哈姆雷特”  世界大了，人心散了，眼界宽了，口味杂了。当我们变得有个性，有想法，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于是，各有各的观点，谁也不信谁、谁也不服谁也就成了人间常态。 最简单的，常常听人评论一个人的长相，吵吵嚷嚷不可开交，你夸赞杨幂美如天仙，她却认为貌比无盐，最后争得脸红脖子粗。 大概，真的是“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但仅限于此，行吗？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事物的看法，都因为这句关于“哈姆雷特”的著名格言而变得稀里糊涂——这件事背后的价值取向到底何在，我们也不去深究了。 因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还不能止于“各花入各眼”，否则，一切说辞都是自说自话。在文学评论过程中，我们有时还需细究“哈姆雷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形成相对一致的认识，不然也失去了作品本身所要传达的意义。 由是想到，今天我们写对联，到底如何利用与面对评价这把尺子？评判一个人的相貌，尚且还算容易，评价一副对联作品，则要相对复杂得多。 经常遇见这些事： 比如，A先生写了一副作品，一群人纷纷叫好，A先生颇感快慰，正自得意，这时候B先生泼来一瓢冷水：要么是新意不足，要么是对仗太宽，要么是言辞粗糙……总之，有不少毛病，不值得如此夸赞！于是，另一群人开始尾随B先生：真的是这也不行，那儿也不好——什么玩意儿！A先生大怒，率领支持者奋起反驳，到后来，一场针对联本身的争论演变成了一场骂战。 再如，各地征联大赛每逢结果揭晓，各种对联论坛里总能热闹一番，有愤慨于自己的“优秀作品”没能得奖的，有质疑得奖作品水平偏低的，有怀疑评委暗箱操作的。总之，得了奖的作品被批得体无完肤是常事，评了奖的评委被骂得狗血淋头也是屡见不鲜。肇事者一副“舍我其谁”的姿态，仿佛自己没得奖就是蒙受了天大的冤屈。 还有，网络上举办各种对联评选活动，邀请诸多联友评选诸如“我最爱的XX副联”、“XX奖”候选名单，最后的选择也是五花八门，你眼中的第一可能在别人眼中是最末，你觉得好的我觉得一文不值，你觉得烂的我反而要奋力追捧。 令人疑惑的是，一副对联，当它以成型的文字出现时，何以衍生出这许多可能？难道一副联是好是坏果真如此难以判断吗？ 还真是不那么容易判断。曾经，和一些写联已久的朋友们探讨这个话题，分析来去，后来我们得出一个自认为比较合理的判断：具备相当（较高且相对一致）写联水平和鉴赏水平且能够保持独立评论姿态的评论者，在正常发挥的情况下，对同一副联作水平的评判会大致在一个区间。我们认为，这个判断规避了几种可能的状况：其一，鉴赏者水平不一，导致评价一副联出现偏差；其二，鉴赏者对写作者持有某种特殊情绪，要么多给人情分，要么因不喜欢作者而刻意压低分数，导致评价失当；其三，评委因为天气、心情等因素发挥失常，导致评价有失公允。 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场对联对抗赛中，几位当今联界一流的评论者（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前述判断的基本条件）对比赛中的各副联作水平高低的判断，几乎莫衷一是，甚至意见相左、互相冲突，远没有达到我们想象中的“大致在一个区间”。 这似乎成了一个死结。面对这一类现象，评论者往往“有苦难言”：的确是费尽心思，说的是我心里的话，给的是我想给的分。而联作者往往还并不买账：给的分怎么这么低！而且说的都是啥呀！不是我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我其实这副联想表达…… 对联评论中出现的种种怪现状，我想可能包含以下几个原因： 一则在于我们缺少相对的规则意识，尤其在比赛场合。不妨看看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从切题、立意、结构、语言等方面确立了几大标准，并确立了六个等级，每一等级应达到什么要求，每一等级的分值在哪个区间，均有一目了然的规定，这样，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教师在高考阅卷时对学生的公平。而在联赛中，我们对一副联作的评判，往往更多的是凭感觉、凭经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套自己的评价标准，你偏重意境，我偏重章法，他偏重技巧，终于，大家各执一词、难于统一。 二则在于“作者自作、评者自评”致使写与评的分离，评价难以深入人心。对联与其他文体不同，因其短小精悍，许多创作者内在的感情无法铺陈其中，很多时候，作者自以为于作品中融入了许多复杂的感情，但评论者却往往是以自己的经验与价值观来与之对照，得出与创作者并不一致的认识。当我们不了解创作者创作的背景、动机、心态时，也就很难得出与之心灵契合的准确评价。正如没有足够的资料佐证，我们直到今天也无法完全判断李商隐的《锦瑟》究竟在表达何种情绪，当今的评论者大多从中读出的是自己的感受。而当我们了解了李白的人生轨迹，才可能得出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其中蕴含着“蔑视权贵、不屈于世俗的叛逆，渴望济苍生、安社稷、辅佐明君治理天下”等种种情感。 三则在于当今对联界缺少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形成“以理论指导创作和评论”的风气和意识，当我们缺乏理论上的高站位，没有一套“可以服众”的学说，无论创作和评论，都难免自说自话，夹杂不请，谁也说服不了谁。 由是，我想，对联评论要“向前进”，并不是孤立的一个环节，它需要我们完善评价的机制，加强创评的沟通，构建评价的理论。不论在现实还是在网络，当我们少一些破坏，多一些建设；少一些娱乐，多一些研究；少一些争吵，多一些宽容时，我们会逐渐发现，我们会有理有据，对一副联作出令人满意的评判。 No.6 功力固有深浅，风格岂无高下？  有一阵子，网友山东刘忠乾先生在论坛掀起了一场关于“对联风格”的讨论，参与的人不少，大抵各有观点、互起争执——在我的印象里，网上纯粹就对联创作与批评而引发的百家争鸣的现象，相比以前是沉寂了许多，所以，有争论是好事。在这出讨论中，除了一些较为大胆的看法，有几点几乎是共识：一是写对联应该形成自己的风格，二是风格的形成和作者有意识（或在潜意识里）地用词造句、安排脉络、创造意境等相关，三是风格没有高低之分，写好了都是极品，不好说谁好谁差。 关于前两点，我是赞同的。但对第三点，存有一些疑问。 如果理解得没错，风格无高下，大致是说不管是浪漫、奇崛、豪迈、冲淡、高古、瘦硬……创作一副对联，如果都能在其中某一风格上苦心经营到极致，彼此之间是不分轩轾的。 但在文学发展历史上，以诗歌为例，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而言，似乎走“正常风格”路线的诗人们更受欢迎，比如，大多数人，或者说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推崇李杜、陶渊明，总是甚于推崇黄庭坚、皮陆（皮日休陆龟蒙）、李贺这些人，李杜陶自不必言，在浪漫、沉郁与冲淡的风格上都趋于极致，然则黄庭坚诗歌的干瘦、皮陆的险怪、李贺的奇峭，差不多也触到了天花板。 何以我们更推崇前者？恐怕不仅仅是“读者喜好”四个字可以概括得全。对联与诗歌一样，如果承认它的文学性，我们就应为其“文学的美”负责，浪漫、豪迈等类似这些风格的作品，往往更能产生激荡人心灵的美感，而一旦走入死胡同，以走极端的形式追求险怪、奇诡、典重、露骨，即便将这些风格发扬到极致，不过是难以言状的佶屈聱牙，甚至恶心人，失去了大众视野中的文学美感，恐怕就落了下乘。我们喜欢唐诗胜于宋诗，缘何？唐诗豪迈大气，美在其中，宋诗枯燥寡味，说理太重。尽管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而言，宋诗的结构文法等并不逊于唐诗，但也难以挽回其整体成就低于唐诗的评价。在我看来，既然风格包含了作品中的气质、格局、风骨，自然也可以说是风格是有高下之分的。 想起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谈到山中老人自创了一门极其阴毒的“圣火令”武功，曾经让张无忌吃了大亏，但这门武功不过是剑走偏锋，和正统武学巅峰比起来，毕竟差了不少。书中说道：“张无忌深明九阳神功、挪移乾坤，以及武当派太极拳的拳理，圣火令上的武功虽奇，究不过是旁门左道之学而达于巅峰而已，说到宏广精深。远远不及上述三门武学。” 这当然不能作为什么论据，但其中的意思，想必相通。 再者，即便就同一种风格而言，比如浪漫主义，中国诗歌史上追求浪漫这一风格的作者不在少数，但何以又以屈原、李白“浪漫”的成就为最高？屈李的浪漫是浪漫，他人的浪漫同样也是浪漫，但由于屈李格局更大，他们的想象更为丰富，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更为突出，所以，他们的“浪漫”也就比别人的“浪漫”更“浪漫”一些。以此看来，同一种风格，由于作者功力的深浅不同，也会有高下之分，或者可以说，就同一风格而言，功力的深浅，决定了风格的高下。 对于对联创作而言，我想道理也是相通的。尽管我们需要各种对联风格“百花齐放”，但窃以为，过于险怪的风格，还是不要沉迷为好。 No.7 为“老干体”说几句话  为“老干体”说话，是要冒风险的。因为在推崇“文学性”的创作者眼中，“老干体”的缺点实在太过突出。
远考兵书，近研文物，凡储必珍，群心共济，万象奇瑰万象辉。
No.8 内容未必大于形式  形式与内容之辩，原无必要。倘若要某人承认世间万物大多形式大于内容，大约要被千夫所指。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崖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把酒对琼楼玉宇，莫孤负天心月到、水面风来。
No.9 警惕对联创作的“语言堕落”  对联是语言的艺术，我们写对联，总要琢磨如何写出漂亮的句子，反复推敲，有时为一两个字“捻断数根须”是常有的事。 但写得多了、手熟了，有时会不小心掉入一个陷阱：语言堕落。 何为“语言堕落”？我以为就是让写作变得平滑、俗滥、炫技，让语言变了味。大约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重复使用某些“金句”，直到把“金句”变成“水句”；二是避不开陈词滥调，写作陷入套路化；三是为了别出心裁写一些看似很炫、实则不知所云的句子，不少新手在创作对联时会误入这一歧途。 说“堕落”有些言过其实，相比于抄袭、洗稿而言，“语言堕落”或许只是作者陷入创作瓶颈期的一种表现。 比如，在作品中反复使用某些句子，并非今人才有的。王水照先生在《苏轼评传》里说，苏东坡的作品中，单单“吾生如寄耳”这一句就重复出现了九次。当然，东坡先生是为了宣扬自己“寄寓”的人生观，我们今天写对联的“重复”，则避免不了“偷懒”或是“功利化”的嫌疑。 好些年前，我记得是重庆联友一散人率先在某次征联中使用了“一脉人文”四个字，这副联后来获了奖，大家都觉得这四个字典雅、文气。实事求是而言，在当时这四个字确实很能吸引眼球。但后来，“一脉人文”就开始泛滥了，“一脉人文开气象”“一脉人文，播火传薪弘大雅”“总会绵延一脉人文”“一脉人文追远古”……铺天盖地的“一脉人文”，逐渐将这四个字的内涵消解，让人很难再有为之“心中一动”的感觉。 不独“一脉人文”，对联创作中的“拿来主义”还少吗？你无法定义它为“抄袭”，但再好的词句，也经不起如此滥用。 语言堕落，还体现在我们习惯性地使用某些句式、结构或意象等，几乎不假思索就能给写作对象安排上一套框架。这一点，“老干体”首当其冲，不用告诉我要写什么，“…气象新”“…更辉煌”“…中国梦”“…千秋业”等等句式早就在那儿摆好了等着呢，请君入瓮，这一点不再赘述。至于“逢秋悲寂寥”“折柳送别”等这些传统的“关联场景”，我们更是用得多，当然客观而言，这一类“套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风”，即便用了，也并不需要大加苛责。我所警惕的，是作者在写作中没有自我的思考，顺手就将那些稳固的意象与含义化用进自己的句子，登高必“负手长啸”，临渊必言“清浊”，见菊花就说要归隐，说起梅花就是“洁身自好”，看见丁香就想起姑娘……这些句子写出来后，可能文辞清秀、像模像样，但实则迷惑性很大，因为句子的出炉没有经历“自我深思”，而只是在别人的框架中拼积木，这不也是一种“语言堕落”吗？ 近年来，流连联坛日少，有时观摩联友们的大作，深感才人辈出，但偶尔也微感困惑——有些联，看不太明白。一副联，“看不懂”或者看得人晕晕乎乎，用典过多是其中一类，另一类则是造句颇为“奇幻”。偶然在联里看见“开元七级”“六道动乾坤”“虚荒紫陌向天歌”一类的词句，总觉得虚无缥缈，这一类语言大约是作者凭空造出来的，想要营造一种虚无的意境，但未免有“言不达意”之害。 由是观之，“语言堕落”的症结实则源于思维的惯性、惰性，当大家都爱“捡现成的”，创作终有一天将陷入僵化之境。如何走出“语言堕落”的陷阱？我以为无他，无非就是“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 No.10 “复古”还是“革新”：十字路口的抉择  从事传统诗词对联创作的人，今天已是少数。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今是小说家、散文家的天下，这是时势使然。 诗词对联尽管从未缺席，但因时异境迁，从事古典文学创作的，时常遭人攻讦，或是不理解。胡适先生当年明确提出“文学革命”，列了“不用典、不讲对仗、不模仿古人”等“八项规定”，按照这个标准，对联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至于今人，也不乏指责坚守古体诗词对联创作者“陈腐守旧”的。 网上有一则诗话记载：湖南名家熊东遨为某初学者改诗，以“离退”直白，谕之改为“解甲”。吾闻而笑曰：“彼非将军，如何解甲。离退虽直，意思恰当。如熊君所改，则酸气逼人矣。” 持此论者，更列举当今“守旧派”创作者作品中少不了“征骖”“浮槎”“丹墀”“泮池”“黉宫”一类字样，以为“脱离时代”“虚假不堪”。 遭致这些批评，旧体诗词对联创作者们，往往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 毕竟，历经数百上千年的发展，诗词对联创作形成了一套较为专业的语言系统，想要改进或者创新，说来容易做来难。 譬如古人诗云“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意境绝美。但今天的我们早已不用煤油灯，再无“灯花”一说，强而用之，确实失真；如若不用，“闲敲棋子电灯明”可否？一下子没了诗味吧。况且，半夜约着在电灯泡下下棋的场景已经少见，如今网络如此发达，还不如钻被窝里拿起手机打开QQ游戏，什么棋都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联创作语言要不要革新？如何革新？我们见过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以新诗句法入联的，雪舞麝梦题《柳》一联云： 多少年过去，我守着阳关，看你离开的方向； 东西客走来，谁停下脚步，折些伤痛的情怀。 这样的联，古时没有。用了新词汇、新句法，而且还能保持联的韵味，传达出动人的情感，很难得。 但这究竟只是少数，大部分有心革新语言的朋友，往往最后写成了“四不像”。比如前述批判“守旧派”的那位，曾被评为“十大新派作家诗人”，他的“新派诗”写得如何呢？不妨一观： 如梦令·四大名爹（新韵） 四大名爹牛了，红遍一时网络，谁敢惹他们？ 堪称中国特色！骂过，骂过，空有一腔怒火。 作者还很是自鸣得意，说“'大俗即大雅’很有道理”。但稍通文墨的人看得出来，这样的语言浅白无味，与“新旧”已无关系。 这些年的一个大体观感，将新语言纳入传统创作，成功的案例着实不多。即便是雪舞麝梦本人，也只是将《柳》的写法当作一种实验，其联集中大多仍是“传统路数”。如同大部分创作者一样，他们因循明清以至民国佳联的路数，尽管不少人在句式、写法、题材上都有所创新，但整体而言，“复古”“袭古”仍是基本盘。网络上，我仅见过燕子王、王不二等寥寥数人常常尝试以“新语言”入联，并形成了一定的风格。 当然，“复古”不是贬义词，也绝非逆潮流而动，因为当今对联创作者亟需补上“学古”一课，才能一探古人联作的精微奥妙之处，尽量缩小与古人的距离。我们今天研究明清与民国对联，断然还没有达到宋人对唐诗的体悟那样深刻，因而离别开一派尚有距离。“习古”仍任重而道远。 但与此同时，新事物、新题材层出不穷，革新的使命也已经时不我待。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王兆鹏先生说，我们提倡尽可能将语言和意象与现代社会结合，尽可能熔铸使用现代生活气息的语言。他是就诗歌创新而言的，但同样适用于对联创作。 站在“新与旧”的十字路口，对联创作的方向确实有些模糊。尽管我们知道答案是“最好是兼而有之”，但自觉的创作行动目前尚不成气候。 有时候，我们需要丢掉包袱的勇气。我记得某次外出，偶尔见到一本诗词杂志，看到《诗潮》杂志主编刘川写的几首小诗，兹录几首。 《赠友》云：开门看大江，入室翻微信。世上几多人，时遥又时近。 《室》云：桌上半包烟，床头一杯酒。室空人未归，钟在转圈走。 《忆当年看<水浒传>连环画》云：幼时知善恶，全靠小儿书。今日观人世，只当看插图。 《道士下山买玉溪烟》云：高声询店主，答之已断货。买瓶烧酒吧，山上雪将落。 这些小诗固然成不了主流，这样的写作也需要承担风险，但仔细品读玩味，还真是用当代语言写出了当代人的生活、情趣，别有一种风味。 我们的对联创作，可否也会出现这样一些新象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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