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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显正街东门左拐北行，东正街、洗马长街、高公街连成一条好长好长的街。这条街，仅以其长，就能见证此地历史文化的悠悠变迁。
1952年《新武汉市街道详图》上的汉阳 1957 年，长江第一桥从洗马长街横空而过，东正街、洗马长街的青石板路，为了方便修桥时的运输，提前改成了马路，到了高公街又是一街青石板直通集稼嘴。高公街与显正街、西大街同为汉阳最繁华的街道。汉阳的人们选择坐轮渡过汉江到汉口，到汉正街都必经这里。每当轮渡起航、靠岸，汽笛高鸣，人流如潮水一般。 1980 年代，东正街小学文雅精巧的西式校园，龟山东麓洗马长街的香瑞、湘乡、社稷坛“三古巷”，以及大革命时期中共汉阳县委机关、革命传记作品《我的一家》中欧阳梅生从事地下活动的那栋楼房，高公街上武汉机械工业先驱周恒顺的厂房遗址，明嘉靖皇帝赴京登基的南岸嘴（旧称接驾嘴）及鲍家巷（旧称报驾巷）、弹夹巷（旧称探驾巷）等 21 条纵横巷陌都尚存。
晴川阁与川主宫。田联申供图 从老照片上可以看到，洗马长街两边挤满高大的会馆、庙堂建筑。除晴川阁外，还有川主宫、湘乡会馆、敦本堂等。川主宫的大门不逊色于汉口的山陕会馆。东正街小学原是中华基督教会汉口会区于 1947 年开办的辅仁中学。东临长江，背靠莲花湖，几幢西式的建筑，虽破旧了一些，但仍感觉到既雅致柔美，又肃穆静谧。 1963—1965 年间，我弟弟建伟曾在这里读幼儿园全托班，父母忙时，每逢周六下午，就由我去接。10 岁左右的我，站在幼儿园不大的门口，目不转睛地等待弟弟的出现，生怕外人把他接走。那时社会流传“麻胡子”（专门拐小孩的）多，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得警惕性蛮高，母亲早就给我介绍过，教弟弟的是位家住杨先墩的何老师。接到弟弟后，我们一般是先到长江边看“兵舰”（大船），一定要守到有只大的船从眼前驶过，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再从东门走到显正街小学，在食堂吃晚饭，等母亲下班后一道回家。 我和弟弟每次都习惯坐在横跨在西式教学楼与办公楼二楼的木廊桥上，这里居高临下，眼观四方。有次天都黑了，其他老师和小孩都回家了，母亲与几位老师还在办公室忙。我和弟弟则悬坐在木廊桥上，不知怎么搞的，平日典雅明朗的西式教学楼，突然变得阴沉沉的，我们渐渐感觉有些冷，也有些怕了，眼巴巴地直盯着那间还亮着灯的办公室，盼望母亲快快走出来。 后来，东正街小学先后改为民办、永革、拦江路中学，现在是市二十三中的初中部。我每次路过，看到校门口停满汽车、围满家长接学生的情景，脑海里就浮现我们那个年代普遍的小孩接小孩的现象。我总有些莫名的感慨，“哪个要你生在那个年代！”
川主宫 我们那个年代，比新中国成立前的孩子又不知幸运多少。东正街小学不远的洗马长街上，一栋两层楼木质结构的房屋，1960 年代，因一部电影《革命家庭》的放映，在全国出名。大革命时期，这里是中共汉阳县委机关所在地。电影根据革命先辈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她与其丈夫欧阳梅生的革命经历改编。 欧阳梅生是中共汉阳县委五常委之一，他与陶承和孩子都住在这里，从事地下工作。他们的长子欧阳立安，十几岁时就成了县委机关的小交通员，曾机智勇敢地在这栋楼前与敌人斗争，后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时仅17岁。留下了一句“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的豪言壮语，曾激励着我们那一代人。我与同屋的石头，当年曾好奇找到这栋拍过电影的小屋，小屋还住着人家，仍然十分安静地坐落在龟山东南麓的树林里。
后来，看到有关史料，当年的毛泽东，也曾到过这栋小屋，他与欧阳梅生既是湖南湘潭同乡，又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他通过欧阳梅生在汉阳兵工厂内的关系购买枪支弹药。当年秋天，毛泽东用汉阳造步枪武装工人、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建立工农红军。这栋重要的革命遗址在 2002 年的南岸嘴市政工程中被拆除掉了，但这一块土地上的人们，永远铭记这个为中国革命不怕牺牲的革命家庭。 据记载，在建党初期，这里就开始有革命者活动的足迹。1922 年 12 月 10 日，离这里不远的汉阳老街三码头，汉冶萍总工会在这里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党初期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到会 2000 余人，代表 3 万余产业工人。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席李能至（李立三）到会发表演说。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后，成功领导了湖北和江西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 那时，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多历史故事曾在这条街上千古传颂。
新千年后的一天，“武汉市汉阳江滩规划设计论证会”在汉阳江滩办公室召开，会后我乘着夜色，沿着东门长江边朝南岸嘴方向散步。聆听江涛，拂感江风，顿时心旷神怡。论证会上赞美的、在这里千百年来曾活跃的历史人物仿佛款款向我走来。 在历史的镜像里，洪荒时代的大禹手执尺、绳等工具，栉风沐雨地走过来了，他曾到此疏江导汉，朝宗大海。古称大别山的龟山，“为禹导水所憩之地”，后在山麓建禹功矶、禹稷行宫等人文遗迹。 春秋战国时代的屈原持着剑，衣袂翩翩、忧国忧民地走过来了，他曾在龟山（时称“大坟”）披发行吟，是一位让中华儿女年年记起的先祖。 三国时期的关羽提一把青龙偃月刀，庄重英武地走过来了，他曾率万余水军驻守汉阳，营帐设龟山东北麓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 年）洗马长江边。洗马口、藏马洞等遗迹和传说，则由人们代代相传，延续千年。 唐代的诗人崔颢拿着一支毛笔，步履矫健地走过来了，他的著名诗词《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后人取其中“晴川”之意，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 年）建晴川阁。晴川阁与黄鹤楼一道形成楼阁夹江的格局，被誉为“千古钜观”“三楚胜境”。
清代的张之洞手拂长髯，风仪峻整，疾步走过来了，他在任湖广总督期间，于 1890—1894 年在龟山北麓、汉水南岸倡建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开近代民族工业先河，“汉阳造”声震国内外。 现在在东门江滩建的“大禹神话园”“历代名人咏汉阳诗廊”“关羽洗马铜雕”等，又把当年各位历史人物的英姿和思想都定格在这里，供人们世代敬仰。 遥想当年，东门江边的晴川阁，张之洞曾宴请来访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清军水师 40 艘炮艇在江面一字排开，鸣放礼炮，从码头到晴川阁，彩旗飞舞，晴川阁内金碧辉煌、宫灯高悬。当时报纸评：“凡此皆所以壮中国之光，非专以尊皇子已也。” 史载，咸丰八年（1858 年）张之洞曾到过汉阳。30 多年过去了，他自己恐怕也没想到，会在平行于汉阳城显正街以北的汉水南岸，建成了一条这么宏阔的工业长廊。龟山在街、廊之间，长江在街、廊之东。
有一位日本人，在看了汉阳铁厂后“嚇倒了”（吓倒了），他描述道：“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这条工业长廊从生产钢铁到枪炮、火药，又从南岸嘴沿汉江上行十余里，发展到黄金口。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汉阳造”。“汉阳造”是武汉迈进近代化城市的最大格局改变，为辛亥革命打下基础，催生出世界级的特大城市。据统计，1900 年，全世界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共有 11 个，武汉三镇位列其中；1915 年，武汉三镇人口达 175 万，已远远超过上海的 100 万人口。 以“汉阳造”为首的机器制造业，是近代汉阳工业的支柱行业。当时湖北名列民营机器厂之首的周恒顺机器厂，1866 年从武昌大堤口搬至汉阳的双街，开始用土法铸制香炉、神钟、汤罐、鼎锅等日用铁货，现存黄鹤楼大铜顶，归元寺大香炉鼎，晴川阁一尊大铁钟，上还刻有“双街黄鸿泰炉坊”字样。周恒顺后来生产了中国第一榨轧油联合设备、抽水机和卷扬机，陆续又生产蒸汽机、制茶机、造币机等。 周家第三代出了个周苍柏，大家称他为武汉著名风景区“东湖之父”，也是当时著名银行家，第四代则又出了个周小燕，著名歌唱家。位于高公街上周恒顺机器厂的遗址， 1998 年还在，后也抵不过时光的无情。 据载，民国时期，汉阳已逐步形成机器制造业、纺织业、砖瓦业、粮油加工业、竹本加工业等“五大行业”。新中国成立后，在汉阳铁厂旧址上，建成了武汉市第一家大型国营工厂——武汉第一棉纺织厂，拉开了武汉地区工业建设的序幕。至 1970 年代末，汉阳形成了工厂密集的庙山、七里庙、鹦鹉洲 3 个工业区，汉江沿岸形成了工业带。
1953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来武汉视察工作，第一站就来到汉阳。他乘坐“延安”轮从长江进入汉江，上行约二十里，视察了汉阳的工业长廊。船到高公街靠岸后，又视察了清代的汉阳铁厂、兵工厂遗址和国棉一厂。 走在显正街和它延伸的街巷，一不小心，就会踩在历代名人曾走过的青石板，走一段路，都可听到古城砥砺积淀的千古流芳故事。绵绵数千年，历代先贤名士屈原、蔡邕、祢衡、孟浩然、崔颢、王维、李白、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苏轼、黄庭坚、岳飞、黄榦、汤显祖、康有为、张之洞等都曾到这块钟灵毓秀之地，并留下诗词歌赋、散文游记，成为这条街、这座古城的宝贵记忆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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