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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陕西，漫步关中，你会发现：八百里秦川腹地，自阎良到三原，自蒲城到富平，到处都有山东庄。其村民操山东方言，袭齐鲁之风，置身其中，仿佛踏入山东的飞地。出西安古城，入关中环线，只须一小时路程，我们就会到达陕西最大的山东村——谭家。 谭家村原属临潼，1987年划归阎良管辖。该村有四千余山东移民聚居。让我们以此为据，进入他们的世界，开始一次发现之旅。
■ 关中环线自谭家村穿过 据不完全统计，在渭北，有四百多个山东村，仅在西安市阎良区，就有山东村九十多个，六万余人，占全区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在该区振兴街道，山东移民约占半数。实际上，关中多地均可见山东人村落，但以临潼、阎良、高陵、三原、富平、蒲城、大荔等地最为密集。 这些山东村，大多形成于百余年前的清末民初。 当年，山东地区兵乱不断，灾荒频仍，人们背井离乡，另谋出路。一部分人去了东北，这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闯关东”。鲜有人知的是：还有一部分下了南湖（洪泽湖一带），另有一批人选择西进，来到了陕西。遗憾的是，对于山东人“闯关中”这一事件，由于此前研究者甚少，故史书上少有记载，地方志上语焉不详。 这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这是近代史上的一段传奇。 清朝同治年间，战乱频仍，狼烟四起，自古以来号称富足之地的关中地区，已经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光绪初年，又连遭数年大旱，颗粒无收，几乎寸草不生。时兵盗四起，饥民四处奔逃，致田野荒芜，几绝人迹。其时先后任三原、临潼、富平、咸宁（今西安部分地区）等县县令，被誉为“山东移民之父”的焦云龙，本是山东淄博周村人。他见所到之处一片荒凉，村庄寥若晨星，又知山东人口稠密，土地瘠薄，此时也连遭灾荒，无法度日，大批人前仆后继，“闯关东”以谋生路。焦云龙遂上书清廷，请求移民，充实关中。光绪六年（1880）起，即有湖北、山东人前来垦荒种田。焦云龙还托人捎书带信，并借回家守孝期间亲自说服动员乡亲来陕西落户，宣传陕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说关中是“包子山，馍馍岭，要吃香油用手捧”，并说“落户西安府，人人有地种，天天吃白馍”，此话在当时的山东人中广为流传。“西安府，好埝子（方言，好地方之意），顿顿都吃大卷子”，来陕较早的山东人也纷纷给老家去信，述说在陕情况。亲友相邀，邻里串联，落户陕西的越来越多。
自清末至民国的数十年间，一批又一批的山东人变卖房屋及田产，怀揣梦想，或经河南，或经山西，走上了一条闯关中、谋生存之路。 闯关中的山东人，大致可以分为“富闯”和“穷闯”两类。有的人原本在山东日子还过得下去，来陕是为了开发建业，如谭家村的立村之人谭清俊（原名谭际俊），在他临终前所留的《自诉一生》中写道：在山东时听说陕西“地如何贱，粮如何贱”，遂把一切卖完，赶着驴车，“快快乐乐来此”，这属于“富闯”陕西。而绝大多数人则未必如此幸运，“穷闯”的皆是为谋一条生路。他们挥泪惜别亲人，拖儿携女，推车挑担，踏上征程。他们徒步千里，餐风露宿，有的在路上生病，死在半途，有的卖儿卖女，打工讨饭，来陕之路是一条血泪铺就的艰辛路。山东昌邑塔耳堡的范邦佐，因在老家生活不下去，一家五口一边乞讨逃荒，一边走上来陕之路，走一段路停下来打一阵工，前后历时三年，在“不到陕西不罢休”的信念指引下，终于来到阎良。
山东人移民陕西，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1880年至1900年为初期，此阶段来陕移民多因清廷宣传动员而来。1900年前后，陕西遭遇大饥荒，移民曾一度中止，且有回流现象。1908年到1912年，在前期移民生活已经稳定，且取得一度成效的感召下，大批山东人来陕创业，形成移民高潮。半数以上的山东移民是在这个时期自发来陕的。此后至1950年，仍有部分人来陕，但数量不多，闯关中的热情渐渐消退。 在陕山东移民，主要来自山东高密、昌邑、昌乐、潍县（今潍坊市）、平度、安丘、青州、益都、淄川、博山、沂源、寿光、广饶、临朐、诸城、莱芜等地。 我们无法想象创业者的困苦和艰难。 山东移民初到时，此地荆棘丛生，人烟稀少，蒿草过人，寒风萧萧。除了要抵御自然灾害和匪盗的袭扰，在先期移民流传下来的故事中，还时常有狼的影子出没。这种凶残的动物，也是移民重点防范的对象，大人被狼咬、小孩被狼叼走的事情经常出现，移民养殖的猪羊牲畜也常遭灭顶之灾。 初期移民凭着一把锄头一双手，先开荒地，后建家园，他们掘地为穴，覆草为屋，由于白手起家，他们在垦荒种地之余，还要出去扛长工，打短工，卖豆腐，做粉条，纺线织布等以谋生计。前面说过的范邦佐一家初来陕西时，全家五口盖一床被子，八岁的儿子光着身子磨豆腐，光脚割荆棘以做柴烧。
■ 初期移民用过的小木机 从土地瘠薄的老家，到植根于土层深厚的黄土高原，憨厚忠直，勤劳简朴的山东移民的第一要务是种地、置买土地。也许最早到来的移民清政府是配发了一些土地的，但后来者都需要从所有者或管理者手中购买。早期的土地很便宜，一亩仅数百文，但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地价也在不断升高。1898年谭清俊在阎良镇西（现谭家村）买地四十亩，每亩1000文，而十年之后，据当年在此地教书的李知经的一封家信可知，此地地价已升至每亩三四两银（其时每两银折换大钱1500文），升值五六倍之多，而“离高陵地五十里，三原地七十里，渭南地八十里，蒲城地百里……其地价更有一二两银，且有几百钱者”《李之经家书》，这促使人们向周边辐射，走向更多未曾开发的地区垦荒创业。这种对土地的狂热追求和致富梦想，其迸发力度是惊人的。 以谭家村为例，到新中国成立时，这个建村仅数十年的山东庄，其村民拥有的土地已达上万亩，北至富平境、西至三原地，南至清河边，十数里范围内，都有他们的土地，甚至有人投资去百里之外的蒲城购买。
1900、1929年间，陕西发生大饥馑，来陕山东移民纷纷回老家度荒。据谭清俊《自诉一生》回忆，1900年麦旱秋霜，他逃往西安吃舍饭度日。次年七月回村时，村中仅剩四户人家。1929年，山东移民扶老携幼，颠沛流离，徒步回老家避难。一批难民行至洛阳车站时，爆发卧轨事件，迫使执政者调集火车遣返。灾年过后，这些难民大都又再次返回陕西。 至民国初年，在陕山东移民已有一定规模，原来的不毛之地，形成多个移民村落。历经多年的劳作及积累，一些移民户已家道殷实，小有资财。此时关中地区匪盗横行，为保护创业成果，维护安定生活，稍大些的山东村遂谋划修建城堡，以御贼寇。 谭家村的城墙始建于1917年，当时这个村约有七十户，数百口人家，劳动力不过百余。但就是这区区百人，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挖土筑城，完全用人力，在南北堡子筑起城墙两座。北堡子城墙东西长700米，南北宽300米，南堡子城墙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50米。城墙高五米，厚五米，上有女墙及道路，下有深两米宽四米的城壕。城墙修至一定高度时，供土极为困难。村民伐木做梯，手提装满黄土、重达百斤的蔑筐攀援而上，奋力甩向顶部。久而久之，竟然举重若轻，上下木梯快步如飞，宛若平地。此工程即使放在完全机械化施工的今天，仍堪属巨大，令人咋舌。当年，费用如何分摊，劳力如何调配，城墙所占土地如何征用，如何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持之以恒，筑城不止，我们已无法得知。但我们在赞叹山东移民不畏困难、愚公移山的精神之时，更应看到先民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该城墙已失去原有防御功能，故而拆除。谭家村的山东移民，把城墙墙土全部拉走，当做基肥施入农田。完成此项工作，足足用了八年时间。 来陕山东移民大都聚居而自成村落，有些就以原籍县名作为村名：如“淄川堡”、“莱芜庄”等。大多数村庄为了纪念山东人来陕创业时的团结、义气、不畏艰苦和合作共事精神，取名多带有“合”“义”等字，如“双合村、双富村、双义村、三合村、仁合村、太合村、仁义村、聚贤村、永安村或太平庄”等。在渭北地区，凡村名中带有“合”“义”“东来”“太平”等字样的，基本可据此判定是山东村。
由于居住集中，尽管已过百年，但大多数山东移民后人仍保留着老家的口音和习俗。在陕山东移民原籍不同，方言各异，但以潍坊和“西县（青州）”口音为主。经过一百多年的融合和演化，移民口音均接近于山东高密、昌邑一带方言。专门研究方言的陈荣泽称此现象为“方言岛”。他认为，再经三代或四代的演化，在陕的山东方言可能逐渐消失，而谭家堡将成为最后一个保留山东方言的村落。一些老家的儿歌、故事及游戏仍在山东移民村流行，有些逐渐失传，有些产生了变异。 移民保持了山东的饮食习惯。1900、1929以及1960-1962年这三次饥荒中，山东的小豆腐显示了神奇的功力。这种度荒食品以各种野菜及蔬菜的下脚料为主要材料，磨豆浆煮之，既有一定营养，又改善了野菜的口味，成为度荒的主要食品。小豆腐变废为宝，点石成金，显示了山东人的聪明智慧及适应能力。
■ 山东村里的妇女在制作饽饽 在陕的山东移民，每年春节前都要蒸饽饽，这是过年待客或送礼佳品。饽饽手工制作，需要多道工序，也考验人们的耐心。成品饽饽热食可揭层，凉吃面如栗，可视作山东人面食制作的最高境界。 单饼，按制作方法分，属手工擀饼（不是煎饼，切勿混淆），是山东潍坊地区特色食品，在高密人莫言的小说里经常提到。这种食品随着山东移民传到陕西，却被以讹传讹地称作“山东大饼”。如今，山东大饼更为当地诸多陕西人所喜好。进入谭家村，山东大饼的招牌赫然可见，这里的每家酒楼餐厅，都经营这种特色食品，闻名遐迩。
■ 制作手工擀饼（山东大饼） 酱是山东移民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山东人离不开的标志性佐餐食品。这里说的酱，不是人们熟知的“大葱蘸酱”，这种酱通常攥成圆球状，有人称之为“酱蛋蛋”，因其形如石榴，酱中的豆瓣极像榴子，山东人多称其为“酱其榴”。这种酱酱香极为浓郁，后味悠长，可与多种食材搭配，均是美味。酱炒鸡蛋、酱爆茄子都是山东移民心中念念不忘的特色名吃。对于在陕的山东移民来说，大酱捣蒜的诱惑绝胜于陕西人对油泼辣子的向往。 婚丧嫁娶习俗受陕西当地影响较大，但仍不同程度保持了原住地的特色。如女方出嫁后的“叫二送三”。婚礼后次日女家来人（一般是叔辈或堂兄）把新娘子接回，这是“叫二”；第三天再把新人送回男方家中，这便是“送三”。参与“送三”的，应是新娘子的至亲：父母、兄弟姐妹，亲姑亲姨等，实际上，“送三”是一种认亲仪式，故这一天的接待最为隆重（远超婚礼当日）。 看过电影《红高粱》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影片结尾的那一幕。九儿（剧中的“我奶奶”）不幸中弹身亡，随后出现的镜头是：铺天盖地的红高粱随风翻滚，光头男孩对着落日撕心裂肺的呼喊着：娘，娘，上西南！……不知道你看懂了没有，这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当地民俗，“发盘缠”。在陕西，很多山东村至今在举行葬礼时， “发盘缠”仍是不可或缺的程序。这是一种仪式，是专为亡魂升天而提前所做的准备打点。“发盘缠”在葬礼的前一天晚上举行。仪式的主持人（一般是村内德高望重的老者），引领众孝子，携各种纸扎，到十字路口或村外空场（旧时是去土地庙的），焚香，叩头，然后由主持者宣读路引（又称马票，可看作是去另一个世界的通行证）。随后点燃纸扎，寄托哀思。仪式的末了很重要——孝子要站立于高处，大声呼喊，叮咛亡魂：“娘（或爹），娘，顺着大路上西南啊！”至于为什么上西南，已超出本文范围，恕不赘述。
入陕近百年来，山东移民的土墙草房一直独具一格，备受瞩目。其建筑技术炉火纯青，制作原料就地可取，所需木料极少。草房内置连锅炕，冬暖夏凉，常令当地人叹为观止。草房后来改进为“风火檐”，又称“金镶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这种住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建筑。草房土墙，只能去人们的记忆中寻找。
山东移民来陕时，大都携带了族谱。动乱年间，这些谱牒大多被毁。近年来，一批批山东人回原籍寻根问祖、认亲续谱，家谱传承在山东人心目中占有很高地位。山东移民春节拜年时要挂“轴子（家堂）”，祭祖有严格的仪式和要求。 山东移民来陕定居，得到了陕西原住民极大的支持和包容，两地民众在生产和生活方面互相尊重，互帮互学，取长补短，相处融洽。山东移民能吃苦，善抱团，勤劳肯干，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得到了当地人的赞许和肯定。为了逃离饥馑灾荒，山东人有的闯了关东、有的下了南湖、有的进了关中，在这三个选项中，应该说进关中是最为幸运的选择。 来陕百年，山东移民仍然保持着不变的乡音，老家的风俗，保持着祖籍地的饮食习惯。这场百年之前的轰轰烈烈的大迁徙，随着山东移民的到来，使关中地区的村庄得以重构，促进了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实现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无论于当时抑或是现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 | 高铭昱 | 陕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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