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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清代光绪年间机制的铜元，虽然存世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却改变了流传两千余年中国以范铸技术铸造铜钱的历史，重塑了中国近现代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又充分显示了铜元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地位。 彼时在中国，铜元的铸造权并不统一，除了中央政府铸造外，各省地方政府也纷纷铸造自己的铜元。在这些铜元中，由于各种纷杂的原因，导致了其中的 一些铜元流传至今，成为了收藏界所追求的珍品。今天，我们不妨在此介绍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其中三种， 以飨读者。  安徽铸造铜元开始于清代光绪年间，进入民国，时铸时断。民国八年（1919）考虑到“频年入不敷出，积欠债款甚巨”“皖省铜圆久经停铸，查看市面， 颇有缺乏之虞”，8 月10日财政部币制局同意安徽督军倪嗣冲和省长吕调元的请求，在安庆设立造币分厂， 鼓铸铜元，但规定“其行销区域，即以该省为限，一 俟该省辅币，足敷流通，或中央实行整理币制并铸币机关时，即将该分厂立时停止”，允许铸造铜元五年。同年12月1日安庆造币分厂开炉铸造，“并以新币式样呈请省长考核”“皖厂新铸者，并无安徽二字”， 每日铸一百万枚，预算可获利二三十万。 对于安庆造币厂的重设，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夫中国已有充足之铜币，足资流通且可以供日后之需要，此人所共知者也，然则新造币厂又何为乎来。岂中国他处皆患铜元充斥，而安徽独嫌缺乏，故其督军省长乃不得不请设一新铜元局耳。”虽然按规定， 安庆造币厂铸造的铜元只限制在安徽省内流通，实际上这个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安庆造币厂不仅铸造了大量轻质铜元在省内使用，而且还向其他地区输出，对铜元比价和当地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 民国十年五月十二日财政部币制局“近以长江一带， 铜元充斥，并发现多数轻质铜元，特于本日电令南京、 安徽、湖北、湖南各造币厂即日停铸，并查禁轻质铜元。”安庆造币厂至此再次停铸。 就财政部币制局的命令而言，安庆造币厂铸造铜元的时间差不多只有两年的时间，没有达到当时批准的5年时间，但安庆造币厂始终并未真正停止铸造过，否则，也不会以后发生英国要求北洋政府清查安徽铸造铜元、银钱公会要求币制局禁止安徽滥铸铜元和财政部吊销安庆造币厂币模的事了。 虽然上面我们说民国时期安庆造币厂开始铸造铜元是在民国八年（1919），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安庆造币厂就已经铸造铜元了，只不过当时的铸造并没有得到财政部的批准而已。1913年4 月13日《申报》刊发消息称：“皖督孙毓筠委吴藩任铸币局局长，并筹备重开银元、铜币，以周转市面。”铸币局局长吴藩举荐李国杰出任造币厂厂长，并安排专人去上海购回千余吨铜料，开炉试铸出十八星“开国纪念”十文铜币。《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一书中著录有这样一枚十文铜元，应该与此相关，正面珠圈内中心为六瓣星纹、绕镌“安徽铜币”四字，珠圈外上端镌“中华民国”四字，珠圈外下端镌“开国纪念”四字，左右两侧为表面值的“当十”两字；背面中心珠圈内为十八星图案，珠圈外上端镌有英文地名“AN-HWEI”， 珠圈外下端镌有表面值的英文“TEN CASH”。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十文铜元，铸造的厂家不止一 家，我们基本上可以以正面“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的书体，将其分为两大类，一大类为楷书体；另一大类则为隶书体。在楷书体类中，又可以正面有无珠圈分为两种，有珠圈一种的背面在珠圈外又有镌“中华民国”英文和镌蔓叶纹之别。在隶书体类中，可以背面珠圈外镌“中华民国”英文和镌蔓叶纹分为两种，珠圈外镌蔓叶纹的一种因背面珠圈内嘉禾叶子的不同而有所分别。有人提出，这两大类开国纪念十文铜元分属于江宁造币厂、安庆造币厂和武昌造币厂的作品。 就这两大类版式，我们认为，楷书体中背镌蔓叶纹的一种，和隶书体中背镌蔓叶纹的一种，它们的铸造厂 家应该是同一家。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正面图为徐世昌像的十文铜元有明确的纪年，主要区分在其背面装饰图案的不同，一种背面“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文字为楷书体、装饰有双旗、牵牛花；另一种背面珠圈外都镌蔓叶纹，中心镌嘉禾，但因面值书体和嘉禾的叶子不同又可分为两种。所以，算起来，徐世昌像十文铜元一共有三个版式，这三个版式上海博物馆都有收藏，分别为孙鼎和李伟先捐赠。      除了与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十文铜元楷书体类中装饰双星、背面珠圈外镌 “中华民国”英文一种外，这三种版式都能从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十文铜元其他版式中找到关联。 关于徐世昌像十文铜元，在学术界和收藏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在天津造币厂铸造的，另一种以为是在安庆造币厂铸造。提出徐世昌像十文铜元是天津造币厂铸造看法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民国七年（1918）徐世昌做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天津造币厂曾铸造过徐世昌像银质纪念币，这种看法没有一定的文献支撑。提出徐世昌像十文铜元是安庆造币厂铸造看法的理由，主要是根据安徽督军倪嗣冲与徐世昌的渊源关系。从道理上，在目前缺乏直接文献印证的情况下，这种看法似乎应该可信。 有人分析了安庆造币厂铸造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十文铜元的情况，认为安庆造币厂铸造的“开国纪念币书成楷书，国字成有楞有角，丝毫皆有自然状。背面五谷枝叶特别更形尖锐。唯十文字迹略嫌不正”，并指出“后期安庆厂制（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时）开国纪念币之正面无内圈，背面将英文字换为蔓叶环绕”，从铜元纹饰上，认证了安庆造币厂铸造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十文铜元的特点。也有人提出，江宁造币厂只铸造有背面珠圈纹外镌“中华民国”英文的隶书体的一种， 安庆造币厂铸造有楷书体和隶书体两种，而武昌造币厂铸造的则是背面珠圈外镌“中华民国”英文的楷书 体的一种。“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同样是楷书体， 但从文字的精美程度和铸造质量，武昌造币厂的十文铜元与安庆造币厂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他们的观点有利于徐世昌像十文铜元铸造地的确定。 安庆市钱币学会通过课题研究，以《安庆造币厂及其造币研究》报告形式，进一步表明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十文铜元背面珠圈外环绕蔓叶纹为安庆造币厂铸造。事实上，徐 世昌像十文铜元背面珠圈外环绕蔓叶纹的布局，与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十文铜元背面珠圈外环绕蔓叶纹如出一辙，表明这两种铜元应出自同一家造币厂所为。由此及彼，徐世昌像十文铜元背双旗这种版式的造币厂也就可以推定了。 东三省一分铜元是现存民国铜元中比较珍贵的。就目前而言，以面值文字“一分”可分为两种版式， 一种为大写版，另一种为小写版。大写版铜元的正面中央珠圈内在水波纹上铸有民国国徽，上铸纪年“中 华民国十八年”，下铸地名“东三省”，左右各有一 宝花星；背面中央为直书的大写“壹分”两字，下饰一花结，两侧梅花环绕。大写版因字体大小，又可分两种版别。 小写版铜元正面中央珠圈内在水波纹上铸有小写“一分”两字，上铸纪年“中华民国十八年”， 下铸地名“东三省”，左右两侧各饰一八瓣花花枝；背面上端铸有民国国徽，下饰一花结，余饰梅花。小写版没有明显版式区分，但也有人根据“三”字和背 面梅花细微不同，分出平三、顿三、大花和全花等不同版别。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东三省一分铜元大写版由李伟先捐赠，小字直径 2.4 厘米，重 5.6 克， 大字直径 2.4 厘米，重 5.5 克； 小写版直径 2.4 厘米，重 6.6 克。 1928年 6月4日，一代枭雄张作霖由北京乘火车到达皇姑屯时，被日本人预埋的炸弹炸死。7月3日， 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省保安司令，接管东三省一切事务。12月29日， 张学良向全国发出“易帜通电”，东三省从此接受国 民政府领导。1929 年1月12日，张学良出任主席的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一直担任奉军钱袋子的鲁穆庭则被任命为财务处处长，之前已被任命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 1919 年，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将奉天造币分厂并入奉天军械厂，铸造银元和铜元。1926 年12月，奉系军阀经过两次直奉战争，军费膨胀，奉票贬值。为缓解财政困难，奉系银行团与东三省兵工厂达成共管附设造币厂，恢复铸造大银元。1930 年，张学良提议，辽宁省政府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将造币厂与兵工厂分离，造币厂名为辽宁造币厂，鲁穆庭兼任厂长。从鲁穆庭担任的职务来看，其一直受到张学良的器重，对东三省货币发行和铸造，是具有非常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 鉴于市场辅币流通不足，找零困难，1929 年4月26日东三省官银号总办鲁穆庭等人向东北政务委员会提出铸造十进位制的、面值为一分铜元的建议：“兹拟仿照天津厂民国五年之例，鼓铸十进纯铜元若干， 定为每百枚兑换洋一元作为永远固定价格，俾得出入一致免有涨落之差。成色按国币条例，铜九铅一，容配重量务须适中。数目不求其多，以适合市面之需要为止。式样模型力求精致，拟不使与各省旧式铜元雷 同。俾便区分，以杜顶冒或仿铸之弊，兑换由职号负责，庶免有价格高下之差。如此办理，在辅币则不致 缺乏，在进位则便于计算，在外币则无可立足，在商民则必乐于行使，是以酌量情形则鼓铸新式铜元实有施行之必要。且职号附设立造币厂，曾有鼓铸铜元， 机器尚存完备，稍加修补即可举办，无须另为设备。” 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张学良的同意，5月17日张学良指令辽宁省政府主席翟文选“据呈已悉，应准铸造。但须预防伪制，应不惜工本。对于分量，务须从重；花纹式样，均应精细。即铜质亦宜挑选必期仿造不易， 无利可图，使伪品无可发生，则鼓铸方为合式。仰即转饬遵照。此令。” 有人说东三省一分铜元的铸造与1929年召开的东北财政金融会议有关，恐不确。既然铸造东三省一分铜元的事得到了张学良的同意，东三省一分铜元的铸造也就是具体实施的问题了。虽然我们不能知道东三省一分铜元开始设计和铸造的确切时间，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可以确认的是，在1929年6月11日前后，东三省一分铜元钢模的制作已经开始，“现洋票惟中交边业有之，而中交则用津行票， 故东省之现洋票，实只边业一种耳。边业亦有角票，而角以下之辅币则无之。于 是不得不新铸铜元。顾平津一带之铜元，现约四百枚易一元。今欲铸十枚合一角者， 自必须与寻常铜元异其形式，此时正在雕模鼓铸，须俟所铸足敷应用，现洋制方能实施。惟此项铜元，只为一角以内找零之用，且比诸他省兑换，相差殊多，自无流出他省之虑，故所铸不多。” 1929 年6月25日发行的《银行周报》第13卷第24号（总第605号）刊发了一份经过省政府同意的布告，里面将要发行的东三省一分铜元的样式公布了出来：“其铜元正面中心为白旗，上印中华民国十八年，两旁有二宝星，下铸东三省三字；背面为梅花三枚圈绕，中心为一分二字。”对照现存实物，不难看出就是东三省一 分大写版的铜元。当时规定，东三省一分铜元的名称为“十进铜元”，按每铜元五分折本位币一元。民国十八年（1929）八月二十二日发布的《东三省官银总号通函（计字第七号）》中说，关于新铸铜元的发行时间，已经在《东三省官银总号通函（业字第二十二号）》通告过了，拟定在1929年 8月23 日。 按照道理，东三省一分铜元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可算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但天有不测风云。至少到了1929 年9月20 日，风向转了。当时财政厅给税捐局、县财政局训令中有这么一句：“兹据该号呈称，遵经就花纹式样重行厘定，并挑选铜色，其重仍为库平一钱五分，开始鼓铸。”换句话说，原先设定的东三省一分铜元上的花纹式样发生了变化，与 1929年6月25日《银行周报》第13卷第24期发布的布告上所描写的花纹式样不一样，是一种新样式的铜元了。这种新样式的铜元，应该就是小写版的东三省一分铜元。并且，根据这个训令得知，东三省一分小写版铜元拟定发行的时间是在1929 年9月23日。也就是说，确定1929年8月23日开始发行的东三省一分铜元，指的是东三省一分大写版铜元拟定发行的时间。从存世数量上来看，东三省一分大写版铜元发行的时间不会很长，或根本没有发行过。 无论是民国初年颁布的《国币条例》还是民国六年（1917）北洋政府推行的《国币法草案》，都规定了新铸铜元辅币不仅采用十进位制，而且重量要保证为一钱八分，但东三省一分铜元却只有一钱五分。所以，东三省一分铜元对于旧式铜元来说， 无疑是一种“劣币”。正因为如此，为了推行东三省一分铜元，当时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和辽宁省政府等才会不断地限制本省和外省旧有铜元的使用和流入，对于出现的“自铸造十进铜元，发行以来，市民称便，乃一般奸民，借机勾引外人收买杂种大宗铜元，改造十进铜元，朦混行使，以图渔利，破坏圜法”的情况，一方面设立收兑处，另一方面则“无论本省或外省铸造，一律按照省城牌价，每铜元四百枚兑换现洋一元。至各商民存有本省铜元者，自应照此价兑换，但如系外省者，一概不收。如市行涨落较多时，由号（东三省官银号）通知改订。”并规定“如有携运旧式铜元，无论本省外省所铸及是否转售改造从中渔利，数目在五百枚以上者，尽数没收， 分别以一半充公，解送省府核收；一半截留充赏。如数在五千枚以上者，除没收外， 并得将人犯送交官厅迅办，以杜来源。” 东三省一分铜元的铸造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总共铸造了 19，590，750 枚。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东三省一分铜元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 河南铸造铜元开始于清代光绪年间，进入民国， 则继续鼓铸。除了有明确纪年之外，河南民国铜元按照其背面双旗的不同配置，可以分为三组： 这三组铜元中，除面值十文和五百文两种外，其他的铜元正面基本相同：中心图案由嘉禾和菊花组成，珠圈外上端镌“中华民国”四字，下端镌面值，两侧各饰以六瓣花星；背面也相同，双旗两侧都饰有牵牛花，上端镌英文地名“HO-NAN”，下端镌英文面值。面值十文的一种，正面中央由嘉禾和面值“十文” 两字组成，珠圈外上端镌“中华民国”四字，下端镌“河南省造”四字，两侧各饰以六瓣花星；背面与其他相同。面值五百文的一种，双旗在正面中央，由珠圈纹环绕， 珠圈外上端镌“中华民国”四字，下端镌英文面值“500 CASH”，两侧各饰一枝牡丹花，在此之外各围 T 字形纹和齿纹一圈；背面中央嘉禾环绕面值“五百文”， 之外也各围 T 字形纹和齿纹一圈。 上面三组铜元，加上纪年“中华民国二十年”的铜元，河南民国铜元一共有四组。根据旗帜的使用时间， 铸造年代应该大致可以确定，反映出它们之间存在着先后关系。这四组铜元上一共出现有四种旗帜，对于这四种旗帜的使用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基本上可以捋出一个时间线来的：辛亥革命开始，五色旗被作为国旗，一直使用到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恢复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国旗使用。1928 年12月 17 日 国民政府发布《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正式确定青 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民国开始到整个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十八星旗一直被作为陆军旗使用。 由此，我们就可以大致知道，在上面提到的四组铜元中，第一组出现的时间相对最早，第二组出现于北洋政府统治的时期，第三组则出现于 1927 年以后，第四组铸造于 1931 年。这个通过铜元上双旗组合演变推断出的河南铜元铸造时间脉络，与河南各种铜元出现的时间也是 大致吻合的。 民国时期河南最早铸造铜元开始于民国二年（1912），一开始铸造的铜元就是正面镌有“河南省造”四字、面值为十文的一种铜元。这种铜元铸造不久，便改铸正面中央图案由嘉禾和菊花组成、面值带 “当 XXX 铜元”的新式铜元。起先面值也仅有当十、 当二十，民国九年（1920）开始出现面值当五十的铜 元。并且，出现了因铸造铜元的铜料不足而熔毁佛像铸造铜元的事情。不仅如此，在 1927 年，还发生了由湖北造币厂为河南代铸当五十铜元的情况（《银行杂志》第 4卷第18期），说明当时河南需要高面值铜元的急切心情。 1928 年《银行周报》第12卷第10期刊载《河南造币厂加铸当百铜元》消息：“河南近年以来，市面萧条，大有江河日下之慨。推求原因，实由于地瘠民贫， 久受军阀剥削，硬币缺乏所致。现任财政厅长卫宗晋氏自视事以来，力图补救，近又将铜元局改为造币厂， 加铸当百铜元，以便流通市面。现已开工铸造，闻不日即将行使。”铸造发行当百铜元的真正理由实际上 是“匪惟现洋不敷流通”，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还是铜元的滥铸及其价值的跌落。不过，由此消息，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河南当百铜元开始铸造于此（1928 年 3 月）。既然当百的铜元可以铸造，那么，民国 十九年（1930）铸造当二百的铜元也成为顺理成章了， 并且毫无节操，大肆滥铸，理由无非也是现洋流通不 敷、铜元缺乏之类的。河南铜元铸造由于铸量大，早先就日产80万枚铜 元，虽然政府不断颁布外省铜元禁入的命令，但外省铜元还是不断流入，导致民国三年（1914）的时候铜 元已经是139枚才能兑换银元一元了。没办法，政府 只能规定现银带出不得超过500元。然而，这无济于事。 民国九年（1920）开始铸造当五十铜元，原本的初意可能是好的，但经不住没有节制，外省铜元流入，虽有《河南省禁止铜元入境章程》，但依然持续不断， 市面上充斥铜元。民国十三年（1924）《河南财政月刊》 第 28 期刊载的河南省财政厅呈文云：“豫南各县通用 鄂、湘、川各省铜元，为数甚巨，就中尤以四川铜元， 各县通用之数占十分之七八，且多当五十文、当一百文、当二百文之大铜元”，以开封为例，民国十三年 （1924）一月205 枚铜元兑换银元一元，民国十四年 （1925）一月266枚铜元兑换银元一元，民国十五年 （1926）五月 350枚铜元兑换银元一元。编写于民国 十八年（1929）的《财政部钱币司章制汇编》记载， 铜元兑换率平均为四串五百文左右（相当于 450 枚铜 元）兑换银元一元。这就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 当二十文铜元发行时，每当十铜元 130 枚换银元一元， 当五十铜元发行时，每 200 枚换银元一元，当一百文铜元发行时，每 400 枚换银元一元，当二百文铜元发行时，每 800 枚换银元一元，铜元兑换银元的数目追着铜元面值的增大而增多。 民国二十年（1931），推出新铜元（即上面提到的加铸纪年的第四组铜元），想着玩新桃换旧符的把戏，也根本解决不了铜元贬值、 价格跌落的问题。如此恶性循环，河南也就只能继续铸造更大面值铜元这一条路了。果不其然，1932 年《中行月刊》第 5 卷第 1 期报道：“豫铜元局造当八百文大铜元，出省即不通用，致各县充斥，月来价格大跌， 各县乡民纷拒使用，或打折扣，由每元换五千文，跌至每元七八千文，外县竟换十五千文，一日数变，极不一致，成全省金融极恐慌严重事件，小商叫苦连天， 纷纷停业，勉强支持者，亦加倍索价。省府虽令换铸， 禁止贩运，而事实尚未奏效，商民有呈请继续收回， 另铸当八十文铜元，行使救济，闻尚无结果云。”民 国二十一年（1932）河南省政府 6 月 1 日命令铜元局 停止铸造。民国二十二年（1933）秋，铜元局被撤销， 河南省结束了铸造铜元的历史。现存河南铜元实物中，面值最大的是五百文铜元， 也是所见最少的一种。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枚，分别 由李伟先和施嘉幹捐赠。从其正面装饰的双旗图案，可以确定它的铸造时间不会早于民国二十年 （1931）。 我们观察河南铜元的铸造，会发现其中也有循铜元价格发展的痕迹。所以，当二百文铜元发行 时，每 800 枚换银元一元。按照一般的逻辑，当二百铜元之后，应该铸造面值当三百、当四百或当五百的铜元，而民国二十一年（1932）《中行月刊》第 5 卷 第 1 期报道河南干脆直接铸造面值八百文的铜元流通，跳过当三百、当四百或当五百铜元，比较生猛， 结果“成全省金融极恐慌严重事件”。因此，发生了省府命令换铸的事。既然换铸，接下来铸造的铜元一 定是面值较之为小的铜元。从实物发现的角度，也只有五百文铜元可以担当了，但“事实尚未奏效，商民有呈请继续收回”。老百姓希望铸造面值八十文的铜元，但“闻尚无结果云”，估计因为民国二十一 年（1932）河南省政府 6月1日命令铜元局停止了铸造。从时间上来分析，河南五百文铜元实际被铸 造和流通的时空是相当窘迫的。由于本身铸造时间短促，铸量本身也不太可能很大，再加上不受市场 欢迎而被收回，到了今天，河南五百文铜元便成了珍贵之物，真的应该感谢“商民有呈请继续收回” 和八百文铜元被尽数收毁才是。 （原文刊于《收藏家》2021年11期，作者：上海博物馆 周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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