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粹陪你读书
昨天，又结束了一年的高考季。高考，催生并承载着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亲人的奉献、年少的爱恋、对梦想的追逐、对城市的向往，个体缤纷多姿的碎片从此刻开始碰撞交织，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改变了。
今天，我们整理了参加过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高考的作家经历。那些年他们的梦想和现实、心情与状态、得或失，无不代言着我们每一个人——格非模拟考拿全市第二，考前却也想过退缩；王小波直言爱做数学题，但背东西就困；阿乙吃猪心、喝补脑汁……
1977年恢复高考老照片 我记得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不过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我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的准备，我们都落榜了。高考分数下来的那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在街上玩，我们的老师叫住我们，声音有些激动，他说高考分数下来了。于是我们也不由地激动起来，然后我们的老师说：你们都落榜了。就这样，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们那个年级的同学中，只有三个人被录取了。后来我就没有再报考大学，先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然后分配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我们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到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二个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摘选自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之《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余华 1978年我去考大学。在此之前，我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学的功课或者没有学，或者全忘光。家里人劝我说：你毫无基础，最好还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听，去考了理科，结果考上了。我对事情实际的一面比较感兴趣：如果你说的是种状态，我马上就能明白是怎样一种情形；如果你说的是种过程，我也马上能理解照你说的，前因如何，后果则会如何。不但能理解，而且能记住。因此，数理化对我来说，还是相对好懂的。最要命的是这类问题：一件事，它有什么样的名分，应该怎样把它纳入名义的体系——或者说，对它该用什么样的提法。众所周知，提法总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这个。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说，必也正名乎。我也知道正名重要。但我老觉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我就怕名也正了，言也顺了，事也成了，最后成的是什么事情倒不大明白。我层次很低，也就配去学学理科。 
王小波 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我没去考文科——幸亏我还有这么点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话，要么考不上，要么被考傻掉。 我当年的“考友”里，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当了得。有位仁兄准备功课时是这样的：十冬腊月，他穿着件小棉袄，笼着手在外面溜达，弓着个腰，嘴里念念叨叨，看上去像个跳大神的老太婆。你从旁边经过时，叫住他说：来，考你一考。他才把手从袖子里掏出来，袖子里还有高考复习材料，他把这东西递给你。不管你问哪道题，他先告诉你答案在第几页，第几自然段，然后就像炒豆一样背起来，在句尾断下来，告诉你这里是逗号还是句号。当然，他背的一个字都不错，连标点都不会错。这位仁兄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学——对这种背功，我是真心羡慕的。 至于我自己，一背东西就困，那种感觉和煤气中毒以后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冻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却要像开闸一样往下流，看起来甚不雅。我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倒会好过些。 （摘选自王小波《思维的乐趣》之《高考经历》） 高中大家都在发奋读书，我虽然也发奋，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不冒尖。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学只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录取分数高出不多，属于险胜。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说不通，因为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这是当时军队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很高，院方到我们学校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录取线高出40分。我属于险胜，相差甚远，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院作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检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下2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学生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军人的要求来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划了调档钱，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还差得远。那天，我去到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站在我了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我们挨紧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我向首长表示，我很愿意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他可以考虑要我。但是，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居然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份，整个镇江地区举行了一次据称难度超过高考的模拟考试。考试结束后不久，我在校园里碰到了教导处的罗主任。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叫出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他说，“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要补充营养，麦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书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觉。你想想看，高考虽说很难，但整个镇江市成千上万的考生，总不至于只录取两个人吧？”他见我仍然站在那里发愣，就干脆对我说：“这次模拟考试，你是镇江地区的第二名……”我回到宿舍之后，果然照罗主任的吩咐蒙头大睡起来，这一睡可不要紧，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的体温升到了摄氏40度。我不敢去找校医看病，而去发电厂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动了。寝室里乱哄哄的，弥漫着汗臭和麦乳精的气味，考生的父母们正在给他们的儿子做最后的战前动员。我看见邻床的一个考生，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像个拳击手那样向空中挥动着拳头，嘴里念念有词：拼了，拼了……
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场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让我去学艺的那个木匠师傅。我不再憎恶他了。当个木匠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场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经断掉了。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罗主任来到了我的床边，他把校医也叫来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我说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这可不能由你说了算，”罗主任严厉地说，“你的父母不在身边，现在得听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烧不退，我也不会逼你……”他让校医给我往静脉里推射了一针葡萄糖，又让人将我架到他的家中，逼着我当他面喝下三大碗稀粥。现在，我已无法回忆起这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进考场的。我只记得，当我从考场回到学校，罗主任正在门前生煤球炉，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对我说：“如果你想放弃高考，现在仍然来得及。”（摘选自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之《当木匠，还是上大学？》）1981年，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壮美。我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开始尝试写小说，是1983年。我运气不错，只投过几篇稿子，《北方文学》的编辑就开始与我联系，从而走上文坛。我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师范毕业前夕创作的，那是1984年。（摘选自《江南》杂志访谈迟子建《人生就是悲凉与欢欣》）90年代的高考：阿乙、袁凌 阿乙：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猪心，喝了多少补脑汁 我高考分数只到省专档。只有三所学校。另外两所在省外，涉及金融行业，预估招生分数比本科线高，我只能去读本省的公安专科学校。我从来没有做过读警校的准备。我也不觉得自己适合做警察。但是，我已经厌烦学习了，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猪心，喝了多少补脑汁，还得了神经衰弱，我已经彻底厌倦学习了。出于对复读的恐惧，我去读了警校，并且在毕业以后做了五年警察。我现在倒不后悔这一段经历，因为写作的大部分资源就是这一段时间积累的。 从考上大学的18岁开始，我一直不怎么学习，直到26岁，有一个朋友批评了我，或者直接说他讥讽了我，我才手不释卷，直到如今。我生活的时候生活得很激烈。读书的时候读得很刻苦。像是一匹傻马，就是在平地上走，头也是点来点去的。 （摘选自《中华读书报》访谈阿乙《一个作家的权力在于他的作品》） 
阿乙
编校：寇硕恒；审核：彭敏；核发：李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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