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黎明报》

抗日战争过去几十年了，许多往事印象模糊了。然而，我对于在冀中十分区《黎明报》社的这段战斗生活至今却是记忆犹新，永远难忘。

《黎明报》的前身叫《战报》，是一九三九年根据冀中五地委（后改为十地委）的决定，由社长马建民同志和我及于阔等七、八个同志办起来的。一九四一年，日军为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带这块战略要地，疯狂地对大清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反复“清剿”、“扫荡”，形势变坏，《战报》奉命停刊。随后，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掏窝子，单打一……打击了那些甘心附敌的铁杆汉奸，加上争取瓦解日伪军工作的大力展开，虽然当时日伪碉堡林立、沟壕纵愤的环境未根本改变，但三三两两的小股敌人已不敢随便过来为非作歹。

后来，我们又以堡垒户和地道作依托，对付敌人的奔袭“围剿，分区的局面有了好转，因而各项工作得到恢复、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地委决定恢复报纸。鉴于当时苏联红军已开始转人战略反攻，希特勒败局已定，而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五年多，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所以我们的小报在复刊时便更名为《黎明报》。我们报社总共不过十二、三个人，却是一个朝气勃勃的小集体。黄应任社长兼总编辑，我是编辑兼党支部书记，肖风是外勤记者。

我们的小报，四开白报纸印一张象现在《参考消息》那么大小，正反内面共四个版面，是通信员小张和小李用皮滚子醮油墨在油印机上滚出来的。遇情况，就把油印机用麻袋一裹，坚壁起来。我们的刻写员是张禹和赵里。他俩那才辛苦呢！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天刚蒙蒙亮就起身，盘腿坐在房东的炕上，面对一张小炕桌，右手握铁笔，左手按蜡纸钢板，一笔一划地刻写起来，一刻就是一整天，天天如此。

冀中兴大炕，炕这头坐着张禹、赵里刻写；炕那头就是我和黄应同志合用一张炕桌看稿子；炕下边，通信员小张、小李用房东的方桌摊开油印机，一份一份地印刷。到晚上，他俩手握盒子枪，背上分好的报纸，分送到部队、机关、团体的秘密联络点和部分村公所。我们的小报大体是三日刊，但遇到反“扫荡”就得延期。我们总是力争按期出刊，每期印数约三百份。为了争取瓦解伪军，地委宣传部还指示我们出过几期《祖国报》。

我们报纸的主要任务如同大报一样，是宣传党的政策，鼓舞教育人民英勇斗争，打击敌人的，不同的只是更结合于我们地区的特点罢了。报导的内容有两个来源：一是要闻，是报社自己的电台收新华社的。台长郝永志，都管他叫大老郝，报务员是小白、小宋，译电员是小王。二是干部个人投的。记得新城县县委书记朱泽民写过一篇《伏击斗顽敌》，县委宣传部长李化亭投过一篇《一个求解放的女子》。总之，稿源是充足的、丰富的，干部群众对我们这个小报是很关心爱护的。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我们报社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总务人员，叫焦国华。他经常和在霸县、固安、胜芳、牛驼等敌占城镇有亲戚关系的政治上可靠的小商小贩联系，采买纸张、油墨、蜡纸等所需物品。他还有个助手小何，兼做发行工作。

我们平时多是一摊一摊活动，只有开全体会议时才集合起来。一集合，那才活跃呢！记得有一个傍晚集合了，小焦提议先开个文娱晚会，各自表演自己拿手的节目，歌子、戏段、笑话等都行。说着，他自己先唱了一段《打严嵩》，老黄哼了一支广西民歌，赵里唱了一支河北民间小调。轮到我，我说我在北平当学生的时候，常听到串街卖菜的小贩象唱歌一样吆喝，“青菜、白菜、茴香菜哟，有韭菜、老冬瓜呀……咳！大个的茄子”。小焦一听乐了，说；“你再来一遍，我们大伙儿跟着喊最后一句。”于是，我默再吆喝一次，到最后一句，大家一齐喊：“咳！大个的茄子！”逗得大伙儿哄堂大笑。

当时，我们经常活动的范围是抗日工作开始较早，群众组织比较巩固，政治觉悟较高，基础较好的新城、固安、雄县三县交界的米家务、宋各庄、杨相庄、狄庄、寺上、一溜铺头等村庄。我们是名副其实的游击报社，到哪村，就生活、战斗在哪村群众之中。

那时离开老百姓，是寸步难行啊！说共产党、八路军和老百姓是鱼水关系，这话一点儿也不差。行动么，一般还是在夜间。为了防止敌人的袭击，一个地方顶多住上十来天就可以转移。到哪家，哪家的大伯、大娘待我们可亲哩！他们一家子挤一挤，腾个大炕给男同志住，我就跟大娘的闺女、媳妇挤着住。和他们同吃一锅饭，玉米面窝窝头、山药粥，萝卜条咸菜滴香油，香甜可口。不过不能白吃，临转移时得开个条子，由房东拿到村公所下帐，顶交公粮。安全问题，住在哪村，哪村的干部就负责，一有情况，他们就来报告。其实，每个同志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半夜三更一听见狗叫，就爬到房上看动静。所以老乡们开玩笑，说我们是闭着眼睛、张着耳朵睡觉的。

那时，村里根本没有电灯，总是在小油灯下改稿子、刻钢板。谁也没有表，只是黎明即起，一直干到深夜。小油灯下刻蜡纸实在是件苦差事，所以我们的赵里、张禹脸色都是苍白的，而且成了高度的近视眼。可他们从来不叫苦，总是乐呵呵的。有一次，我问赵里：“你们天天盘腿打坐的，比大姑娘还文静。太辛苦了！你是怎么想的？”他憨厚地笑着说：“毛主席说过，打败日本鬼子给我们刻写员记一等功！”事情过去四十年了，我们的赵里同志早已为国捐躯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们的队伍提倡心灵美，当年，我们的赵里同志及其他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早就达到这样高的思想境界了！他们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

平时，我们的工作环境还是安静的，但到晚上，时常有些大伯、大娘，或者是左邻右舍的男男女女凑上来打听消息，儿子或丈夫参军的就问某某队伍打了胜仗没有，老大伯、小伙子也有打听二五减租怎么算法的，在婚姻问题上遇到阻力的姑娘们也来找我们出主意。我们除了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还常常抓住这样的机会，宣传抗战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告诉他们，打败日本的日子不远了，胜利在望，马上到来，但还要防备敌人的垂死挣扎，克服黎明前……听了我们的宣传，老乡们对抗战胜利更加充满了信心。

一九四三年五、六月间，麦子收了，青纱帐还未起，敌人的长途奔袭、拂晓包围，使我们有些单位吃了亏。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地委关于要报社转移到大苇塘去的指示。大苇塘在坝东，一九四二年才划归十分区。那里茂密的芦苇一眼望不到边，苇塘内沟渠港汊纵横，南临大清河与文安洼。

一说到大苇塘去，别提大家有多高兴了，男同志有的背上褡裢化装成赶集的农民，有的夜行军，先后都走了。我化装成小媳妇，提个柳条蓝子，盛只大母鸡，扮做回娘家看病人去。村干部派小杜化装成“小叔子”给我当向导，一直把我送到苇塘临近的交通站。一进大苇塘，眼前展现出一片新天地：一人高的芦苇深处，开辟出弯弯曲曲、纵横交错的小路，四根木棍支架的窝棚，东一片，西一片，三五成群，难得的阳光照得人们暖洋洋的。平时因高度分散隐蔽很难见面的老熟人、老战友，没想到在这里都见了面，自由自在地聚集在一起，欢声笑语，互致问佚，苇塘里歌声、笑声不绝，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

伙食搞得也好，吃上了白米饭、窝瓜汤，有时还有点鱼吃。又新县大队截击日军货船的战利品——罐头、茶叶也分送给我们尝鲜，加上人们总觉得离领导很近，消息灵通，敌情又有人专门操心，可以放心大胆地放手工作，以睡个囫囵觉，所以，对干初到大苇塘的人们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满意的。

其实，住几天就会体会到困难是很多的，既怕下雨，又怕天晴。天晴了，也有难处，一到太阳偏西，牛虻一样的蚊子就袭击你，两层衣服都能叮个透。我进苇塘的第一天就被蚊子叮了，患了疟疾。以后，大家干脆晚上不加班，坐在窝棚里摇扇子赶蚊子，困了蒙头大睡。这可真苦了我的报务员，天再热也得钻进专门为他们配备的帐子里，一动不动地抄电报。

我们在苇塘过了两个多月，雨季来了，运输给养增加了困难。敌人发现苇塘里住着八路军，总是东一下，西一下的乱打炮，专往做饭冒烟的地方打，弄得人们吃不上饭，还伤了几个炊事员。于是，地委决定把我们撤回老区去。男同志怎样撤离的，我记不清了，我是由文新县大队派的几个同志轮流背着趟过齐腰深的水走出苇塘的。我和他们素不相识，只因为是在一个革命目标下集合起来的战友，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送我安全转移。真是革命情谊似海深！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们离开大苇塘转移到新城宋各庄一带活动。不久，就接到十分区专署关于建立堡垒户、堡垄村，建立隐蔽根据地的指示，并规定每个干部各自找基本群众挖堡垒，每晚补助三斤小米。当时我们商定，集体用地堡垒由焦国华负责组织力量，各人专用的由自己找可靠的耕众挖。于是，同志们白天工作，深夜挖堡垒的活动开始了 。有个人挖的，也有三三两两联合挖的。我和肖风商量合挖一洞，由宋各庄村长推荐选在宋各庄的一个附属小村小宋各庄史大伯家。

史家世代贫农。大伯、大娘都已六十开外，儿子除种自己的二亩地外，还到大户当短工，儿媳妇病病歪歪，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孙子。挖洞开始，小史大哥和村长成了我们组的主力，肖风和我只能提篮子日积月累的工作，在我们的堡垄眼看就要完工的时候，敌人来了。正是这个地洞和史大伯一家，掩护了我和肖风同志。

裏情发生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天晚上，我报社全体人员正集中在宋各庄李家开会，村干部告诉我们四十三区队开过来了，我们立即写了条子向区队部询问敌情。答复是王凤岗有可能到这一带来骚扰。会后，我们决定立即分散隐蔽，坚壁好文件资料，依靠各自的堡垒户反“扫荡”。夜深了，肖风和我直奔小宋各庄史家，翻墙进去，轻轻敲开大娘的房门，将情况告诉他们。谁也无心睡觉了，肖风和我整理好文件包，丢进洞去，小史大哥上房听动静，大娘、大嫂点火贴饼子。时候不大，正要吃饭的时候，小史“瞪瞪”走进房来，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们：“鬼子进村了！分好几路，尾巴还看不清！”接着转身告诉爹妈，“你们上了年纪，万一他们来了，一问三不知。快安排他俩钻洞。你（指媳妇）快抱孩子上他姥姥家去！”

说完，一溜烟跑了。大伯随手关上大门，拴上房门。我和肖风溜进洞去，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向我们扑来，接着就听见洞口放下木板，埋上土，踏了又踏，又按预定计划放上一个装破衣裳的小木柜。一会儿，安静下来。我们知道洞口已盖好，便一前一后顺坑道向里爬去，摸着土坎里的油灯，点着，灯光晃晃悠悠，半明不暗，象鬼火一样，可能是缺氧缘故。当时心里很紧张，顾不了那么多，挨着墙，一边个坐下来，竖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说也奇怪，外面马叫声，零散的枪声，妇女、孩子的哭喊声，汉奸、伪军的吼叫声：“出来！”“我家穷，屋子窄巴，从来不住外人……”这是大伯的声音。“犟嘴……”大伯挨打了！“有洞！快搜！”伪军大声吼叫。接着是“冬、冬、冬”顺着墙根敲打的声音。肖风说：“这些混帐王八蛋，已探听到八路军挖地洞了。

这时我俩不约而同地掏出各自的手枪，推上了子弾。我说：“如果敌人掘开咱们的洞，也不能让他们捉活去！先打死敌人，后打死自己！”“你朝我开枪，我朝你同时开枪！决不当俘虏！”外边声音中断了一阵之后，“冬、冬、冬”又响起来，显然是敌人轮番搜查地洞的声音。随后又安静下来。时间没法估计，只觉得太难熬了。我俩嘀咕：可能天已黑下来了，大娘为啥不来开洞口？也可能敌人在这一带住了来。又一合计，我们的洞口不安全，如果再折腾一天，可能会被敌人发觉。

于是我们下决心，趁夜间爬出去，突围。我们爬到洞口：“大娘！大娘！我们要出去！”叫了几声，听到一阵搬柜子、扒土的声音。洞口开了，屋里一片漆黑。老人家一把抓住我们的手，哭着说：“孩子们！你大伯叫狗日的打坏了……你们不能走，鬼子和白脖子住在咱村，出不去！”我们千恩万谢大伯、大娘的救命之恩，并说明要坚决突围。大娘听完，伸手拿起两个谷面饼子塞给我俩：“路上吃吧！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们根据大娘的嘱咐，爬上鸡窝翻墙过去，掉到邻家的猪圈里。爬出猪圈，向北出去不远就是村边的一片小树林。进了小树林站起来往四下一看，一片火光，十分惊人。原来，冀中这一带老百姓秋收以后，习惯把玉米秸、高粱秸堆在村口的大场上，密密麻麻。日军、伪军把三、五里之内的柴禾垛全都点着，虚张声势。后来我们才知道判断错了，板家窝是回新城的必经之地。天刚蒙蒙亮，敌人也出发了。

这样，我们就和敌人朝着同向跑下去，又一头撞进了日军的另一个合击圈里，板家窝村边老百姓纷纷叫嚷，有的背着娃娃、夹着包袱，有的牵着驴子，四散奔逃。人哭声、马叫声、零乱的枪声、伪军的喊声，乱成一片。眼看大亮了，我们的装束、口音不行，有一头扎进村头一个老乡家里，拉住正要逃跑的老大爷：“大爷！大爷！救救我们。你家有洞吗？”

老大爷沉默了一下，看清了我们是自已人：“孩子！我家没洞，找村长也来不及了。”老大爷当机立断，伸手把自己的大棉袄和一个粪筐递给肖风，把他老伴的一件破褂子递给我，说：“孩子们，顺大溜跑出去吧！”

我们换上衣裳，随人群跑了下去。可一转弯就看到在一个打谷场上黑鸦鸦地坐了满地老百姓，汉奸、白脖子站在场边又打又骂。

我俩一见，扭头就跑。后边又喊又追，还朝我们打了一排子枪。我们扎进了一个小胡同，闯进一家的大门，顺手关上，接着轻轻地敲窗子：“大娘，救救我们，我们是八路军！”一会儿，门开了，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再一次说明自己的身份，请求她们保护。

姑娘仔细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娘！咱们救他们！”接着，领我们走进一间房，扒开磨道下边的土，露出一个洞口来。“下去，别出声，鬼子走，我来开洞口。”我们实在太疲劳了，钻进洞去就靠着墙睡着了。有时被“冬冬”敲打的声音所惊醒，但一静下来，又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们被洞口拨土的声音惊’上面传来姑娘呼喚的声音，“大姐！你俩出来吧。白脖子走了！”我们爬出洞口，发现满院子都是敌人糟踏的痕迹，白菜窖挑开了，墙边散布着新挖的小坑，房子的顶棚也挑开了，显然是伪军抢东西干的。我们对大娘母女有说不完的感激之情。

大娘却说：“咱们是一家人嘛！谢啥。你们抗日为啥哩？还不是为咱们老百姓，打走鬼子好过安生日子！”姑娘忙着给我们清扫浑身上下的泥土，打水让我们洗。不大一会儿，大娘端上饭来，红薯和玉米糊糊。这时，姑娘把村干部找来了，住在村口的老大爷也把肖风的大棉袄给送来了。经过村干部的介绍，我们才知道姑娘的父亲是本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五一日军大“扫荡”中牺牲了。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英勇斗争，革命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太阳落山了，我们惦念着战友的安危，告别了这些村里亲人们，直奔我们规定的联络点——杨庄党支部书记老曹同志家中。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村送来报告，黄应、赵里同志的地洞的通气孔被敌人发现，他们被毒气熏昏后，被敌人用马驮走了；××村报告，我们电台除译电员小王因与房东合用一洞脱险外，边际勇和小白、小宋被俘了。这些消息像乱箭一样刺痛了我们的心。当天深夜，张禹、焦国华、小何和交通员小张、小李等在群众掩护下脱险的同志，陆续来到杨庄集合点。大家详细汇报了反“扫荡”的情况。这时才知道，我们的赵里同志被日军用毒气熏昏后，从洞里挖出来，又用马驮到马庄据点。赵里同志清醒后，即破口大骂日本兵和汉奸，后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中壮烈牺牲了……

我和肖风布置了善后工作，当夜就直奔容城某地向地委杨英同志作了汇报。尔后，在地委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我们又继续战斗了。（劳成之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