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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之前，为了更准确，更及时地获取敌人的情报，我党一大批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伪装在在国民党占领区，有的更是打入国民党内部，比之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他们的处境更艰难，更危险，每时每刻，他们都在与敌人斗智斗勇，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暴露身份，危及性命。即便是这样，他们依旧坚守着着那份信念，砥砺前行，无所畏惧。直到最后。 比较有名的有“龙潭三杰”，被誉为“中共特工之王”的李克农，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钱壮飞，胡底则是钱壮飞的亲密搭档。“龙潭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而更多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一群人，他们不为人们所熟悉，不为人知，有的因为和党失去了联系，解放后因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而遭到误解。 今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长期战争在敌人的心脏里，为我党立下了卓越功勋。他故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但是解放后却被误认为特务被抓，险遭重刑。 鲍君甫，1893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自小家境富裕。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19年回国，因精通日语，曾供职于上海的日本三友商社。此时恰逢“五四运动”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思想倾向进步，鲍君甫积极参与。1924年，以杨登瀛的名字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投身大革命。  鲍君甫 1925年，鲍君甫又参加了“五卅”反帝斗争，与上海总工会建立了联系，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闸北是一批左翼文人、共产党人的聚居区和活动基地。当时，鲍君甫住在新型革命高等学府上海大学（原校址在闸北青岛路）附近，与上海大学的许多人相识。大革命时期，鲍君甫就与在上海大学执教的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常有交往。在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前，他曾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人、上海大学教授李季出版《马克思传》。 从1925年11月起，共产党员陈养山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1926年春，鲍君甫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陈养山，并教他学习日语。渐渐地，两人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鲍君甫也了解到了陈养山的真正身份。  陈养山 五卅运动期间，鲍君甫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买书，结识了杨剑虹。杨剑虹是青帮中人，也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两人虽然没什么共同语言，但杨剑虹也是广东人广东人特别看重乡情。两人从此过从甚密。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鲍君甫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蒋介石手下的人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这次逮捕鲍君甫对国民党大为失望，也为他日后投身共产党事业埋下了伏笔。 1928年，“中统”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察机构，其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在同时拉拢青帮力量，于是任命了杨剑虹为驻上海特派员总干事。 而杨剑虹身边也需要有信得过有办事能力强的帮手，左思右想之后他就想到了鲍君甫。 鲍君甫头脑灵活，交际广泛，在租界还有很多的朋友。但由于鲍君甫是国民党左翼，所以没有马上利用他，而是通过杨剑虹对他进行秘密调查。经过一番调查。陈立夫认为鲍君甫是一个难得的特工干将，于是让杨剑虹亲自登门正式请鲍君甫出山。 鲍君甫虽然答应了，但此时的他一方面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深感厌恶，另一方面苦于没有出路而感到矛盾。 1928年3月的某一天，鲍君甫下班回家，正好遇到了中共特科人员陈养山。 陈养山在浙江武装起义失败便来到了上海。看到陈养山后，鲍君甫立即带着他到了自己的家，他明白，此刻，国民党正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 到了家里，鲍君甫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告诉了陈养山，并表达了想为共产党做事的愿望。陈养山觉得鲍君甫有正义感，态度诚恳，就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 时任中共中央特科科长的陈赓立即找到陈养山，向他详细了解了鲍君甫的情况后，陈赓认为鲍君甫基本上倾向于共产党，可以为党所用。周恩来也同意了陈赓的设想。 1928年5月的一个晚上，陈赓约鲍君甫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密谈。鲍君甫早就听闻了陈赓的传奇经历，对他印象深刻，尤为钦佩。因此，双方谈得非常和睦。陈赓指示他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下来，并设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 为了辅助鲍君甫工作，中共派特工成员连德生为鲍的助手兼保镖。每个月为其提供活动经费。还为鲍买了一辆小汽车。 这次会面，让鲍君甫正式成为中共特科在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线，同时也是我党第一位“双重间谍”。 表面上，鲍君甫卖力地搜捕共产党员，而且“成绩斐然”。几乎每个月，在陈赓的帮助下，鲍君甫都能“获取”一些共产党的情报和文件，事实上这都是一些不太重要或过时的东西。有时，中共特委故意在租界内外设立一些虚假中共机关，放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几份进步刊物，并留下一些过时的资料、联署的暗号，使鲍君甫能成功带人去破获。因此，鲍君甫在陈立夫、杨剑虹心中稳步高升，几乎成为调查科内部共产党问题的专家。 后来，国民党调查科几易其主，但鲍君甫地位却毫无影响，甚至深得张道藩和徐恩曾的信任。其中张道藩尤为更甚。 因为张道藩早些时候在国民党内部斗争中有一个政敌，就请了鲍君甫设法将人除掉。 鲍君甫的这番助力对张道藩的仕途起了不小的推力，使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步。为此，张道藩视他为知己，两人交情甚好。  张道藩 而徐恩曾每次来上海滩，都要到他家中探望。然而对于鲍君甫的工作，徐恩曾却从来都不过问。 鉴于此，组织上派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田汉的夫人安娥（张红惠，又名张式沅）  安娥 去做他的秘书，鲍君甫把每次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到办事处。凡属对我党有用的，全部都由安娥及时抄写送给中央特科。 由于当时中共和反蒋派的组织，都是以上海租界为活动基地。而鲍君甫善于经营关系，和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帮办加同乡谭绍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兰普逊甚至表示： “在国民党方面，巡捕房不愿同鲍君甫的人接触。” 这样一来，只要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有抓捕中共党员的计划，鲍君甫总能得到第一手消息。通过鲍君甫的帮助，中共特科多次躲过敌人的抓捕，从而化险为夷。如果有同志不幸被逮捕，鲍君甫便经常亲自出马，去监狱里救人。 1928年4月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原主任罗亦农在与邓小平商谈完工作后，不幸被英国巡捕房的侦探抓走。  罗亦农 罗亦农的被捕，让周恩来判断党内部出了叛徒，他命鲍君甫前往英租界，和兰普逊交涉，尽量救出罗亦农。鲍君甫找到兰普逊，设法将罗亦农引渡到国民党一方，并从兰普逊那里得知罗亦农的秘书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已经叛变。而且供出了一份300多人的共产党员名单。 听到此消息，鲍君甫立即联系了陈赓。陈赓得到消息后，一面派出红队特工处理叛徒问题，另一方面则组织人员解救罗亦农。不幸的是，陈立夫为了防止夜长梦多，竟将罗亦农就地处死。 4月26日，红队在霍家新与贺治华的家中，用手枪将两个叛徒就地正法。那份名单，也被特科人员销毁，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而轰动上海的枪决叛徒白鑫，也是鲍君甫立下的一大奇功。以前文章有写过，不再赘述。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被关进了租界巡捕房遭受严刑拷打。  任弼时 中共特委知道此事后，立即告知鲍君甫。鲍君甫马上去找上海租界的英国人兰普逊。鲍告诉兰普逊任弼时是自己的手下，并将一个大红包放在桌子上。兰普森马上同意放人。 任弼时获救后，乔装成一名画家而离开了上海。之后他去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长。 1930年，调查科扩大范围广泛收集情报，而此时的杨剑虹却因为青帮的内部斗争自杀身亡了，他的位置也在一时间空了下来。由于鲍君甫有广泛的人脉，能力又十分出众，在此紧要关头便得临危受命，身负重任的他遂被任命为驻上海的特派员。 而后，陈立夫亲自到上海，把蒋介石的委任状给了鲍君甫。 蒋介石手谕如下：'特派杨登瀛（也就是鲍君甫）在上海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由此，杨登瀛在短时间内，便成为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其后，陈赓谈到这段历史曾经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 鲍君甫凭着'中央特派员'的头衔，充分利用已有关系，把触角伸到上海军政各界各个角落。他与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建立了良好关系，上海市党部、市政府、宪兵系统都有他的朋友或他安插的人，一时间，他成了国民党风云人物。 1930年4月的一天傍晚，工作了一天的周恩来化好妆，刚要戴上礼帽出去，陈赓来了。   '你这是要去哪里？'陈赓问道。 '啊，你来了，请坐。我正想和你谈件事。'周恩来一边招呼，一边问陈赓，'你认识黄埔一期的黄第洪这个人吗？他刚从苏联回来，前几天拿着共产国际的介绍信来找我要求分配工作，我说让他先熟悉熟悉国内的情况再安排。这又写来一封信，约我到先施公司旁边的邮局会面，我正想去和他谈谈。你看怎么样？' 陈赓一听忙说：“我建议你暂时不要和他会面。”对于黄第洪的人品，陈赓不太信任他。 听了陈赓的话，周恩来犹豫了一下，说：'我会见机行事的。' 陈赓见周恩来还是想去，建议先打探一下先施公司附近的情况。 周恩来同意了陈赓的意见。过了一会儿，陈赓派去的人回来了，报告说先施公司附近情况虽有些异常，但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变化。周恩来听后，仍想去赴黄的约会，陈赓还是反对。正在此时，马路上传来有规律的汽车嗽叭声，陈赓忙说：'是连德生来了，你先不要走，回来我再和你说。' 不多一会，陈赓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原来，这信是鲍君甫让送给陈赓的特急情报，主要内容是黄第洪给蒋介石的效忠信及蒋介石、徐恩曾(国民党中统局长)的批示。 信中黄第洪还说，自己从苏联回国后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单线联系，他可设法协助蒋抓获周恩来。 蒋介石看到黄第洪的效忠信后，高度重视，下令中统局'从速处理'。 蒋介石的指示传给徐恩曾时，徐恩曾立即批示：'请转告上海特派员鲍君甫处理！' 鲍君甫拿到了徐恩曾的批示和黄第洪的效忠信（叛变信）后，迅速派连德生将黄第洪的叛变信和徐恩曾指示的复印件送给了陈赓。 原来黄第洪已经叛变。周恩来接到的那封黄约他会面的信，便是黄同国民党特务机关设的一个圈套。幸好鲍君甫及时送来情报，才使周恩来幸免遇害。 1931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上海被公租界巡捕房逮捕，随后在其住所内查获一箱中共机密文件。这些文件一旦落入国民党手中，会使中共潜伏在国民党的多数特工完全暴露。  关向应 而得知案情后的国民党中统局要鲍君甫来处理此事。当兰普森听说是杨登瀛要来处理文件时，他一口就答应了。 于是鲍君甫趁机将精心仿制的假文件还给了巡捕房，将真文件秘密派人送给了特科。一周后鲍告诉兰普逊：“那些文件都是学术材料，它没有什么价值。被捕的人充其量是个激进的学者。' 于是，关向应在被租界巡捕房拘留数月后就获释了。 正是鲍君甫极高的国民党职务的掩护下，使得国民党破坏我地下党的阴谋失败，并发现和处决了白鑫，顾冰石，何家兴等近百个特务内奸。还营救出了任弼时关向应等十几位高级干部。 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供出鲍君甫，旋即被捕。被关押年余。后陈立夫，徐恩曾出于派系斗争需要，授意张道藩将鲍保释出来。鲍君甫全家移居南京，鲍后去了反省院工作，担任有名无权的训导员一职。从此与我党失去了联系， 抗战爆发后，鲍君甫被汪伪机关任用，表面上当了“高级间谍”。然而实际上，鲍君甫仍然利用自己身份，为抗日和共产党出力。当时，他在汪伪机关的感化院工作。据关押人员马元放回忆，鲍君甫对刑事犯人很凶，但对中共人员和抗日进步青年则很和气，从来不打骂。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在职权范围内释放共产党人。 日本投降后，鲍君甫因汉奸罪被捕。但经过核查，他并没有出卖民族的利益，因此没有被追究。 出狱后，鲍君甫成了一个卖香烟的小贩，生活过得十分困苦。渡江战役后，南京解放，他依然以做小买卖为生。 1951年，南京开始镇反运动。鲍君甫因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都曾担任较高职位，而且从事特务工作，因此被判处死刑。此时的他已经58岁。 在审讯中，鲍君甫讲述了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后来，他又想起了陈赓，他说自己曾与陈赓单线联系，陈赓是他的上级。时任市第一任院长的鞠华不敢怠慢，立即给在朝鲜战场的陈赓发函。陈赓回答： “鲍君甫确系1927年起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 陈赓这封回信，既肯定了鲍君甫为党做出的贡献，也毫不避讳他为汪伪政权工作的往事。但即便如此，陈赓的回信依然给鲍君甫带来转机。 1952年1月25日，南京法院认定，鲍君甫一生，功大于过，因此予以当场释放。 到了1954年底，鲍君甫因连生两次大病，耗光了最后一点积蓄，入不敷出，破瓦房漏雨都无钱修，连一日两餐都成了问题，他无奈之下向有关部门申请救助。那时，陈养山早已调往北京工作，市政法公安部门其他领导人对鲍的情况又不太了解，虽批下一些救济金，但仍不能解决他家的困窘。鲍君甫考虑再三，分别给在北京的陈赓与李克农写信求助，语气恳切，等了2月余，未见回音，他有些失望。 其实，那时陈赓正在外地视察，李克农则感到回信有些不妥，但他收到信后很快就给公安部长罗瑞卿写信，介绍了鲍对革命有大功的简况，建议由公安部通知南京市公安局，以后每月给鲍君甫发150――200元补助。鲍君甫终于收到第一笔补助金甚为感动。接着，经由有关部门代转达了陈赓副总参谋长的口信，表示他没能及时读到鲍的求助信，现特邀鲍君甫上北京，住一段时期，一应费用由他解决，并已委托华东军区司令部情报部派员陪送鲍君甫去首都。这位老人激动地说：“首长们并未忘了他啊”！ 1956年3月15日，鲍君甫来到北京，被安排住进总参招待所，次日陈赓夫妇先设家宴款待了他，共叙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风云岁月，真是感慨万千！陈还亲切询问了鲍的情况，有什么困难，他一一作答。又过了一天，陈出面邀约昔日军委特科的战友李克农、陈养山、安娥等同志，共同设宴招待阔别多年的鲍君甫。后又安排他去医院检查身体。陈赓等同志还自己凑钱给鲍君甫添置了两套解放装、一套粗呢子制服、两双新皮鞋等，连皮箱都是陈赓送的。半个月后，这位老人回到南京，他衣着光鲜，神采奕奕，话也说得多了，如同换了个人，茶摊也不必摆了。 1967年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爆发，鲍君甫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杨登瀛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因病去世，终年76岁。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而周总理也没有忘记他。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约到身边谈话。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鲍君甫。”周总理作为秘密战线的最高领导者，临终之际，对罗青长提及鲍君甫，大概也有为秘密工作者在建国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压制乃至迫害鸣不平的意思在其中，即所谓：“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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