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样铲除黑社会？“就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解放初期，全国共有一贯道、先天道、九宫道、同善社、天德圣教、圣贤道、归根道等反动会道门300 余种，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 万人，道徒约1300 万人，占当时全国4.75亿总人口的2.9%。

这些黑恶势力是旧政权遗毒，渗透在社会各个角落。许多军阀政客如吴佩孚、张宗昌、袁克文、陈调元、张之江都是青帮大老；上海20%的工人都参加了帮会，人力车夫加入青帮的达90%；青帮“在西安之分布，似极普遍，开堂收徒者近千人，收徒在100 人以上者亦有四五十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政府之中的职员，军人中之中下级干部，商人、工人乃至地痞、妓女，均系有入会参加其活动者”。

青帮三位大佬：左起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黑恶势力不仅操控“黄赌毒”，而且渗透到城市基层，搜刮人民钱财、制造谣言混乱、发动暴乱事件，“以各种方式造谣破坏，进行反对人民政府的活动”，直接危害政权稳定。仅福建省“1950 年间发生反动会道门暴乱事件19 起，暴乱未遂事件6 起，参加的会徒有7600 多人，在暴乱中被杀害和砍伤的党政干部、解放军战士及群众有150 多人”。

反动会道门暴徒使用的作案工具

反动会道门不仅有土匪、特务，还有很多无知群众。毛泽东强调对反动帮会的镇压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两年时间镇压了晚清和民国占基层治理重要位次的黑恶帮会势力，消除了“烟、赌、毒、娼”千年毒瘤，建立了崭新社会政治生态，为当下扫黑除恶提供了历史借鉴。

1.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对反动会道门的镇压取缔有序进行

“打得稳”分为三步：

第一步，对罪大恶极的会道门职业道首进行集中统一抓捕，摧毁其领导机关，使其整个组织陷于瘫痪。

第二步，对罪行相对较轻的中小道首进行登记，区别情况来分别进行教育管制。

第三步，通过各种形式对普通被骗道徒进行启发教育，并在有觉悟的基础上展开道徒的退道工作。

1950 年12 月20 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社论，取缔反动会道门进入决战期。

取缔反动会道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主要任务是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在老解放区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头子、惯匪占34%；城乡恶霸分子占26%；反动'会道门’头子（主要是'一贯道’）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

群众在审判大会上揭露反革命分子罪行

第二阶段，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政权内部反革命分子，而在新解放区则以打击反动“会道门”头子为主，结合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

第三阶段，1952年10月至1953年10月，主要任务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反革命势力。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群众控诉一贯道罪恶的大会

2.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对反动会道门的性质界定清楚

1951 年2 月21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

“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指出会道门的反动性质：

“在国内是一种特殊的人物和地方组织，即所谓帮会及其他迷信组织，由于他们的落后性与封建本质，对反动政权和反动阶级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亦极容易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

为了对付这种特殊人物和组织，自然有特别规定的必要，这种规定亦就是一种给予封建会道门以镇压制裁的作用，而所谓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并不是指有什么特殊的反革命活动花样，实际上即指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本条例所规定说明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违犯了本条之罪者，亦即同时有本条例中任何的一个或数个罪名。”

明确指出反动帮会头子属于反革命分子。

对于被帮会裹挟的群众，毛泽东认为，一是部分群众“没有科学知识”，二是“灾荒，没有饭吃，把希望寄托在迷信上”。为铲除帮会再生土壤，采取了三条措施。

在社会上，铲除烟、赌、毒、娼这一帮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从1950 年2 月到1952 年10 月先后公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贩条例》等法令法规，大力开展禁烟、禁毒、禁赌、禁娼活动，违者从严治罪。到1952 年底，全国范围内的毒品制造、贩卖活动即被遏止。一两年后，吸毒现象被基本消除，近代以来祸国殃民的鸦片公患被根绝。

在工矿企业中，废除封建把头制度。针对失业游民是帮会的人力来源这一特点，采取“以工代赈为主，而以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发给救济金等为辅”措施，着手解决失业游民的就业问题，排除他们因生活所迫而参加帮会的可能性。

工矿企业召开庆祝反封建把头斗争胜利大会

在农村，把游民纳入到土地改革。政务院1950 年8 月20 日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明确规定对那些依靠偷盗、抢劫、欺骗、乞食、赌博或卖淫等不正当收入为生的游民，要“使他们回到生产上来，分配土地和工作”。

这样从根本上消除了帮会再生的土壤。

3.打得狠：就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毛泽东指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道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

北京市从1950 年12 月19 日开始，两个月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

北京市公安局民警抓获潜藏在地洞里的反动道首

上海市1951 年4 月27 日组织了“四·二七”大逮捕，逮捕了一批包括反动会道门头子在内的反革命分子9010 人，一批帮会头子被处决。

南京市仅1951 年2 月3 日一天，全市便逮捕了罪大恶极的道首212 名。

成都市截至1951 年7 月8 日，全市20553 名一贯道徒声明退道，逮捕反动道首303 人，登记自新道首1101 人。

1951 年4 月22日，毛泽东强调：

“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

察哈尔“雁北地委调查了900 个党员，即有500 个参加了一贯道，其中100 个党员宁退党不退道”。

1950年12月25日，津门巨奸袁文会被执行枪决

湖北公安厅报告“已在省级机关中逮捕匪特、地霸、盗匪、反动党派、会门等160 名，其中省委占22%，省府占74%，中原大学占3%，军区占1%”。

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留用人员和新知识分子9000 余人中就清理出350 余人。

对于会道门的一般信徒，通过群众会、代表会、现身说法、组织群众控诉等在内的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从1950 年底到1951 年5 月，西北就有10 万会众宣布退道，山东有10 万人，察哈尔10 万人，皖北3 万人，苏北2 万多人，天津16 万多人。

到1956年，延续数百年的会道门在中国大陆被涤荡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