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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5 据吴铁城的报告，日本领事馆也很高兴的告诉他，大概已没有什么变故，然而日本的外交岂是在领事馆手内的？ （九一八系军队少壮派密谋制造的事件，连日本军部都不知道，更别说日本政府。事发后日本领事馆、日本外务部、外相等均对控制事态充满信心，以各种渠道告诉中方事情不会继续恶化。陈公博最后那句反问，就是对着这些文官说的。） ---p197 上海的战事，十九路军的确没有方法支持了。蒋先生虽然调了张文伯的第五军参加，然而兵力还不够使用，共产党又趁着江西的军队向下游移动，乘虚而入，占领了抚州，蒋鼎文那师由赣东调至浙江以赴上海之援，沿途也被共产党邀击，未至杭州，而十九路军已退。说句实在话，上海的“一二八”之役，两方都不是很认真，布满上海的谣言，说蒋先生实在不愿战，只是十九路军已启衅，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蒋先生之不愿战，我也是原谅他的，当时根本上一些准备也没有。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的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经各国公使的努力调停，上海算是停战，而且开了和平会议，终于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那个协定，只有请读者翻正史，恕我不赘述。协定签订之后，我们的外交次长郭复初给人打破了头，一班所谓人民团体的代表，对于停战愤愤不平，他们只知停战之可耻，而不知军事之无法，大家去见郭复初要求说明，把一筒纸卷的铜圆，掷在郭先生的额角，使郭先生进了几天医院，至今额上还留了一条纪念痕，来纪念他此次在折冲坛坫的功勋。但有什么要紧呢，郭先生为这一掷，后来立刻做了中国驻英大使。 日本算是胜利了，在虹口公园开了一个祝捷会，在会场上给高丽的革命党投了一枚炸弹，白川大将送了命，重光葵公使送了一条腿。重光葵还不错，虽然卧病在医院，刻刻还希望和平，至病好离沪之时，还谆谆的说话，希望中日早日恢复和平。我心里想这位重光葵先生，还算得上一个政治家，虽然受伤，依然维持他的远见。 （一二八抗战时中共的举动实在不光彩，而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态度也是非常够呛。后来的察哈尔、绥远抗战，蒋做过不少事，让国民党内抗日军事将领为之愤慨。） ---p200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耽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罢。 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的人物首当其冲。 （1928年济南惨案，蒋倒是把自己多年挚友黄郛推到前面做挡箭牌，抹了一脸锅底灰。） ---p203 到了上海，那时情形，恰像上海战争时的平津，地方依然匕鬯无惊，肩摩辐凑，我叹了一口气，中国就是那样一个国家。我的火车过黄河，雪正飘飘打满了车窗，我一时感触，胡诌了两首诗： “去年海上角声哀，今又征鼙动地来。还是江南风景好，梅花依旧及时开。” “风雪萧萧寐不成，每逢危难赋长征；黄河渡口冰初结，关外遥知已鏖兵。” ---p205 何敬之（何应钦）夜里又催促我回南京，说这边真相，非简电所能详，要我亲自回京报告，请中央急行设法。至于北平呢，何敬之打算留下一师中央军死守，万不得已时，与城共存亡，并且打算埋下炸药和煤油，待日军进城时，首先从紫禁城焚起。 我看那时真不能打了，军事我不懂，前方我也没有去过，只有三件事，我觉得很滑稽：其一，北平夜间每夜宣布戒严，把人力车、汽车截在街上过夜，而日本的军官倒坐了电单车，到处横冲直撞。因为北平戒严，照例要对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送通行证的，中日没有绝交，日本也有公使馆，我们还得送通行证，因此日本军官可以在戒严时期，通行无阻。我们想想，我们为什么戒严，当然是对付日军，今戒严戒不到日本军官，而单戒了本国的人民，这次仗从哪里打起？其二，我们军队源源由北宁路输送，而北宁路照例要经过塘沽。为着辛丑条约的关系，塘沽就有日军驻扎，日本的宪兵，每天站在车站，拿着一本日记册，对于我们的军队往来运输，人数若干，番号什么，军器多少，一一抄下。大凡用兵，最要紧是使敌人不知自己的虚实，现在军队输送，一一要经过敌人的眼睛，这次仗又从哪里打起？其三，最滑稽的，于学忠恐日军迫近天津，在天津四周做了防御工事，日本军官听见，一定要参观，屡次要求，拒却不得，于学忠只得派了几个参谋赔他们去看壕沟。唉！这样滑稽，这次仗又从哪里打起？我回至南京对汪先生陈述之后，我贡献一个结论，即是，要打得要大规模的打，正式的打，这种零碎的仗，非正式的仗，不要再打了。 （热河失陷张学良下野，长城抗战仍不敌日军，北平的局面诡异荒唐。关键还是国家弱啊，何其窝囊！） ---p207 北平的东面已全为日军占领，正阳门前的石路已掘起来，安设铁轨，把东西两车站联络起来，预备退兵。一直至到日军望见了北平的煤山，望见了北平的灯火，日本公使馆才打电话找黄膺白，商议所谓塘沽停战协定，不到一天已经签好字，实际由黄膺白、何敬之、张岳军、黄季宽四人负责。至于条件的内容是否电呈过蒋先生，我不得而知，但行政院则始终得不到只字的报告，直至协定签好字之后，才将全文用电报打来。汪先生到底肯负责，一声不响，把这协定责任，完全担在肩上，我后来问他，他只叹口气，说：“谁叫我当行政院长呢！” 塘沽协定签字不久，又来一个何梅协定。所谓何梅协定，就是何敬之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梅津的协定，这个协定，连外交部都没有存案。 （汪精卫确实是亲日，但他的这个亲日，有多少自己的成分在里头？） ---p217 为什么当时误会张静江先生被刺呢？原因张先生本不良于行，也不良于站，摄影时也坐着一张椅子，事变一起，他便滚倒在地，各人一时以为他被打倒了。还有孔庸之先生，他也来不及走进门中，他急得往旁边的汽车下一滚。只是急迫起来滚进去容易，迨从容时爬出来就难，他的随从费了许多工夫才把他拖出来，一件马褂的袖子，扯开了两半。 （此处指1935年汪精卫遇刺，起初大家都以为张静江被刺。至于孔祥熙逃命一节，本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陈公博这段文字透着滑稽，也可看出他对孔的态度。） ---p221 至于一般受盲目宣传的人，以为中国应该立刻和日本宣战，中国的力量不但可以取回东四省，还可以直捣日本的东京，南京对于这件便宜顺利的事不肯干，就因为有一个汪精卫在那里做秦桧，大家差不多以为汪先生一去位，中国便立刻可以宣战，日本便崩溃了。 汪先生每逢汪蒋合作，差不多唯蒋先生之言是听，别人的说话，他不但不会采纳，而且认为破坏。 …… 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那里和起，济又由那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 至蒋先生方面就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中，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登其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 ---p222 一个行政院，也就是一个内阁，它的大作用跳不出军事财政和外交三者。汪先生初入南京，宋子文劝汪先生不要管军事，他说蒋先生最怕汪先生过问军事，如果汪先生要合作到底，最好是不要过问军事。宋子文的说话，自然是受蒋先生的命令来说的，那些说话哪里是劝告，简直是警告罢了。汪先生自是对于军事毫不过问，对于蒋先生手下的军队自然不敢问闻，即对他以为是属于自己的第四军，也时刻避嫌，不愿接近。四川的刘文辉本来是拥护汪先生的，在汪先生行政院长的任内，就为刘湘攻击。刘湘是受蒋先生卵翼的，购买军械和飞机，得蒋先生助力不少，因为四川深处腹地，运送军械要经上海，经南京，经汉口，倘使蒋先生不帮助，随时都可扣留。二刘在四川打起来，中央政府一些也不敢过问，我在中政会议提过几次要制裁，可是大家似是莫逆于心绝对通不过。中央既然不能制裁，中央既然不能讲法律，地方只有实力解决了。因之刘文辉终于失败退了西康，汪先生只好承认事实，徇蒋先生之意，任命刘湘做四川省政府的主席。 财政一项也为宋子文绝对把持，用人是专断的，政策是秘密的，汪先生初到南京，想介绍唐有壬做财政次长，子文很干脆的拒绝。财政部所做什么事，行政院再也休想知风声。宋子文这位先生，他把持财政的情形，不独把汪先生挤在门外，蒋先生也有时蒙在鼓里，后来蒋先生再忍不住，压迫他辞职，换了一个听话的孔庸之。但孔老先生是只听蒋先生的话，而绝不听汪先生的话，就是法币政策罢，那是国家何等重大的事，连孙哲生也给他秘密通知了，可是对于汪先生就只字不提。提出预算案哪，发行公债哪，增减税率哪，事前绝不讨论，都是临时提出行政院，非立刻通过不行，也非立刻实施不可。宋孔两位亲戚真是萧规曹随，他们的态度，并不是提出议案，而是指挥会议。 说到外交，汪先生也是难于作主的，那时的外交，还说不上方针，全国只是瞎跟着国联，以为国联等于英国的国会。英国的国会权力，除了男不能变女，女不能变男之外，什么都可以解决，不过巴力门是英国的国会，而国联是世界的国会，一般中国人都那样想。外交部长罗钧任先生根本就不谈，也不想方针，私室内摆下一副牙牌神卦，遇到外交紧急之时，摆摆牙牌卦以卜休咎。赶到罗钧任去职之后，汪先生兼了外交部，蒋先生的外交情报还是到不了行政院之门。那时岂止外交情报蒋先生没有尽量告诉汪先生，连在北方的黄膺白委员长，也未必得到蒋先生的情报。一次黄膺白很愤慨了，对着我们也公开说：“要我对付日本人，连一点消息也不给我，哪能够？还有更痛苦的，蒋先生答应了日本什么也应该通知我。常常都这样，日本人来要求，我拒绝，他说蒋先生已答应了，赶到我打电问蒋先生，果有其事，但为什么不通知我呢？”他又愤慨的说，他有一次再忍不住，打电报到牯岭骂蒋先生，请他对于外间说黄膺白卖国的谣言，也英国解释一下，电报示了一句话：“毋使天下后世，以弟为爱国者，而以兄为卖国者也”。他和蒋先生是把兄弟，私人来往电报，都称蒋先生为弟，而称自己为兄。 军事、财政、外交，三项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加之蒋先生又以剿匪为名，请求中央把缴费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庭深了。 行政院是这样，中央党部汪先生也难得过问，中央党部一个秘书处，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一个民众训练部，汪先生也无从干预。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是叶楚伧，叶先生是一个好好先生，完全受陈果和陈立两夫支配。组织部是陈立夫，他不但管党的组织，而且管特务队，更且直接管到民众运动。宣传部最初是邵元冲，那自然是不敢逆二陈，邵先生在西安事变无意中给杨虎城的军队打死，又由叶楚伧兼领。五全大会开会后，为着敷衍胡先生，换了刘芦隐，而刘芦隐始终没有就过职，一路由副部长的二陈系的方治操持。 （汪精卫这个行政院长，手里的权力其实很有限。） ---p230 我现在翻历史，承认秦桧也是一个好人。因为国家到了危亡关头，终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但一个人的牺牲很容易，而时间也飞得太快。我想秦桧当日何尝不想自己暂时牺牲，受人唾骂，等南宋设法中兴，然而秦桧是牺牲了，终于无补南宋之亡。就是清朝的李鸿章，过去的袁世凯和段祺瑞，也都想一面妥洽，一面设法复兴，然而李鸿章死了，袁世凯和段祺瑞也死了，中国还是那样不振，至到今日国难更严重。我想今日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送国吧，因为卖国，私人还有代价，送国是没有代价的。可是今日送国大有人在，黄膺白优为之，张岳军也优为之，又何必你汪精卫去送国。 （这是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的话。汉奸这问题，太复杂了。） ---p232 不过蒋先生有许多对不起汪先生的地方，凡反汪的中央委员，蒋先生无不置之高位，那位张厉生先生本来一无所长，但以反汪最力，得任为组织部长了。改组派的同志，具有君子知其神的技术的，无论顶不堪，但求大骂汪精卫和改组派的，准有相当的工作。对于中日交涉，情形更显明，汪先生之妥协，本是蒋先生授意的，但主和之罪完全推在汪先生身上。 固然蒋先生有他的困难，中国毫无对外作战的准备，事实上不能作战，但他是带兵的，不是拿笔的，一国的军事最高当局，若说不能战的话，马上塌台。汪先生知其然，他为着大局，为着蒋先生，只好以文人资格，不断发出妥洽论。 蒋先生的态度也真模棱，对于全国人士，当然不愿意漏出一字“和”，即对于他的部下，凡主战的来见他，他告诉他们一定要打，凡主和的去见他，他告诉他们怎样去妥洽。因蒋先生的模棱，底下遂分了两派，互相攻击，互相诋毁，然而他们虽然互相攻击和诋毁，但对外都是蒋先生的人，于是对外宣传都说主和是汪先生的主张，南京凡是主和的人们都因受了汪先生的暗示。甚至乎那位孔庸之老先生也对金融界宣称，蒋先生主战，汪先生主和，中国之不战，坐于汪先生从中作梗。孔老先生根本就反对战，但那是另一回事，他对外宣传，总是归罪汪先生，这是中国银行董事长李馥荪先生亲口告诉我的，馥荪先生是老实人，不会对我说假话的。 中国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何况东四省事实上被日本占据了几年，又成立一个满洲国？并且日本驻华军人的横行，贩毒，走私，挟持了殷汝耕组织冀东自治政府，支撑着宋哲元半独立的冀察委员会，那都是一件一件千真万确的事。于是全国的人心愤怒了，激昂了。蒋先生事实上不能打，但不打又失人望，底下的聪明才智之士，迫得替他作虚伪的宣传，说蒋先生随时都想打，不愿打的只有一个汪先生。蒋先生的底下人都这样说，一定不会假的罢，于是汪先生遂又变为众矢之的。 蒋先生对于这些宣传，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固然没有禁止，也从来没有在公共场所辩明。中政会议攻击汪先生不止一次，蒋先生总是不作声。六全大会，汪先生受伤卧在中央医院，蒋先生替他作外交报告，其时我真代蒋先生耽心，因为在报告里头，说打罢，立刻引起变故，说和吗，蒋先生绝对不敢负这责任。到底蒋先生有肆应之才，拿着孙先生的民族主义讲演中，拣出一节背诵了一过，出席的人们大拍掌，张溥泉大声叫：“我们不信任外交当局，我们只有拥护蒋先生。打倒外交当局，打倒外交当局。”一时拍掌附和之声，震动屋瓦。蒋先生也不替汪先生辩护，也不声明和汪先生共同负责，我只有暗地把黄膺白电报背一遍：“毋使天下后世，以弟为爱国者，而以兄为卖国者也。” 至于私人谈话，蒋先生也不是不说几句良心话的，六全大会，西南的代表到会，蒋先生请他们私宴时，曾对黄季陆先生说：“汪先生这几年为国，为党，为我，都说不得的，请你们不要再反对。”但蒋先生为什么不公开说一两句这类的负责话呢？那只有蒋先生自己才知道，我是莫测高深的。 平情而论，蒋先生这几年当中，“最高领袖”四个字，由他底下的人喊出来，由黄埔喊到庐山的军训团，由军训团喊到全国，也未始非汪先生所做成。这位汪先生在南京，军事财政不过问，外交做了蒋先生的护身箭垛子。胡先生是默默无闻，并且在广州抑郁死了，汪先生又低首下心的，差不多变了蒋先生的幕僚了，天下的物望无所归，结果大有民国初元“非袁莫属”之势，于是“全国最高领袖”遂由暗暗叫喊而明明抬出来，天下之人大有莫逆之心，无有间然之象。 蒋先生的独裁，都是老汪做成的，国内的人这样说，党内的元老也这样说。于右任和居觉生等老先生，因见事无可为，而且又要在南京做官，终于驯服了。还有些如不乐做官的蔡元培，为宋子文免职而不服气的李石曾，再也忍不住，在二十四年头，约汪先生到上海，凭着老友的资格，当面向汪先生质问，并要汪先生反蒋。 “汪先生这几年在南京的工作，纵然不是养成独裁，也是掩护独裁。”他们向汪先生责备。 “实在说，前几年我的力量虽然不能说比蒋强大，也可以说至少和蒋颉颃。可是我的力量都被你们老先生同心协力打光了。打光了我的力量而又劝我反蒋，究竟是什么意思？”汪先生这次算是对一般老先生报了一个仇。 ---p249 那时可以说党部的意见是一致，家庭的意见是不全同，党部和家庭恰恰形成了一个对峙的形势。在中央党部是不问蒋先生的生死，专着重在中央的威严，在家庭则不愿考虑政府的威严，专着重在蒋先生的自由和生命。有一次在中央军校开会，蒋夫人也在座，戴季陶大发脾气，痛陈不能和张杨讲和平，季陶摔椅子，大哭大叫。季陶先生这几年以来，就自己训练成一个以道自任的大贤人，穿必马褂长袍，写必楷书正字。他那时对于张杨，大有“与汉贼不两立”之势。到了十六日开中央政治会议之时，更大声疾呼，主张声罪致讨，说到大义凛然之时，不惜大拍桌子，以补其声泪俱下之不足。孔庸之自然跟着蒋夫人主张和平解决的，因此给季陶大骂一顿，连连谢过不遑。庸之先生本来在会场上是素来盛气凌人的，或者因蒋先生被困西安，没有靠背罢，那时真是低声下气，变成了一个宽容大度的谦谦君子。连那位平日伈伈伣伣的居觉生院长也乘时主张正义了，他站起大呼：“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西安事变消息传至南京，对张学良杨虎城部的处置分为两派激烈对峙，一派主和如宋美龄孔祥熙，一派主战，戴季陶、居正为此中激烈者。） ---p250 蒋夫人又在中央军校演说，居然提出说主张讨伐的别有用心，以是何敬之只好噤口不言，戴居两位老先生只发干急和闷气。 ---p251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他的受军事审判，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照例的定罪，也照例的特赦，这幕喜剧，虽然不是预先演习过，却早已预先排好的。只可怜任临时军事审判的审判长李协和先生，还在审判时受张汉卿一顿大骂，说南京这样腐败，那样反动，一个个都应被革命。差不多除了蒋先生一个人之外，人人都该骂；他虽然不骂蒋先生，但他居然捉过他，囚过他，放过他，这也太够了。 （说张学良见蒋声泪俱下后悔莫及，开玩笑，后悔不后悔，去看原始材料。） ---p253 “听闻蒋先生在受困时，态度很强硬，这还像一个样子。”我又想问蒋先生的状况，那时《西安半月记》还没有出版。 “是的，当时态度的确很强硬，但到蒋鼎文离西安时，态度反而软了。大概当他被捉之时，情知必死，所以不怕死，迨后来蒋鼎文可以离西安回京送信，又不觉有生还之望，所以反而怕死了。唉！人总是人，很难说的。”百里不禁深深叹口气。 “我听见人说，蒋先生对张杨的训话，还是过后补做登报的，你知道不知道？”我又忆起蒋先生那段训话。 “当时蒋先生夫妇在西安起飞时还很狼狈，大概他没有时间训话罢。”百里沉默了一回才答。 （与蒋介石一同被扣押的高级官员若干，这是蒋百里回忆蒋介石当时的情形。） ---p254 西安事变闭了幕，蒋先生和蒋夫人还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会议正开会，宣传部长邵力子刚坐在我的旁边，他正心诚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问他看什么？他随手把那本草稿递给我，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我一看原来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个钟头一气读完，会议还没有散。 “这本书很有毛病，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我对邵力子先生贡献。 “我也这么想，你试说那毛病在哪里？”力子也虚怀若谷地问我意见。 “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在回忆录倒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在回忆录则叙述张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以为既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定要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我对力子贡献着，因他是一个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他也有责任的。 “你说得对。”力子很坦然怀。 这样，这本半月记合刊，印刷好又停止发行，忽发忽停，反复了三次，结果还是出世了。我责任不在宣传，自然不管这些闲事。许久我又碰见力子，我问他为什么还是让它这样矛盾，他说：“蒋夫人一定要这样，不肯改，我有什么办法呢！” （《西安半月记》是蒋回到南京后命陈布雷所作，大意是说事变发生后蒋坚贞不屈痛骂张杨而张杨悔恨万分云云，又说见周恩来周对蒋毕恭毕敬只是聆听训话没提什么要求。后人往往以此当史料来读，大谬，宣传品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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