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止到1944年底，已经约有1100万德国人因轰炸而无家可归。此时的德国主要城市几乎都已经被盟军的炸弹炸了个遍。 随着地面战线逐渐推向德国本土，盟军的轰炸重点有了新的改变，那些位于交通线上的枢纽成为了首要目标。 如前所述，汉堡在遭到轰炸的德国城市中伤亡与损失都位列前茅，但还有一座城市，虽然伤亡与损失或许未及前者，可是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却毫不逊色，甚至引发了各界对这种轰炸的正当与否的直接讨论——直至今日。
德累斯顿的宫殿
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顿 德累斯顿，是当时德国第五大城市，易北河穿城而过。这座城市从1206年开始为人们所关注，作为历史上萨克森王国首都的德累斯顿拥有大量巴洛克风格的宫殿、建筑，被誉为“巴洛克城市”。 除此之外，城市中也不乏古典主义与文艺复兴风格的精美建筑，因此被认为是建筑发展史上的重要城市，被人称赞是“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 战争爆发前，这里也是德国的光学仪器、钟表、食品制造中心。
1934年的德累斯顿 到1945年1月，德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镇80％都遭到了空袭。德累斯顿虽然此前也遭受过几次轰炸，但与其他城市相比都十分轻微，始终没有遭到过大规模袭击。 作为德国东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德累斯顿距离柏林约200公里，三条重要的铁路于此交汇。从这里可以直通柏林、莱比锡、纽伦堡等主要城市，连接布拉格、华沙等东欧重要城市。 这座城市拥有大量的工厂企业，其中很多参与了德国的军工生产，最著名的当属位于市中心的蔡司公司，其生产的光学仪器普遍应用于德军坦克、潜艇之上。 由于德累斯顿早先一直没有遭受重大的破坏，该地也成为了东部战线军队重要的补给、休整中心，在战争后期很多餐厅、酒店，乃至易北河岸停靠的船只都被改造成了军事医院或兵营。 关于德累斯顿一直没有受到盟军重大打击的原因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这里缺乏军事价值、距离英国太过遥远——这些似乎都解释不通，因为附近的很多诸如炼油工厂等设施早就遭受过了空袭。 还有一种猜测，说这里关押着2.7万被强迫劳动的盟军战俘，这使得盟军在选择轰炸目标时投鼠忌器，不敢贸然行动。甚至还有传说丘吉尔的伯母住在里，让他不敢下令轰炸。 由于在东方，苏联红军逐渐逼近了德国本土，大批居住在占领区或是边境地带的德国人向西逃离战火。 也许是给人们留下了此地相对安全的印象，德累斯顿从这时候起被当做了一个合适的避难中心，大约有120000万难民通过铁路、公路涌入这座城市。 很多人一开始也只是把这里当做继续逃亡的中转站，但是由于盟军的持续轰炸已经让铁路系统千疮百孔，列车已经无法再向西行驶，人们只能滞留在这里。 德累斯顿的中央火车站挤满了难民，到处一片混乱，市区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1945年初，被轰炸前的德累斯顿 1月16日，美国第八航空军白天轰炸了德累斯顿，这是该城第三次遭到空袭。虽然强度依旧有限，却较之此前有所加强。 2月4日，在苏联黑海之滨的雅尔塔，苏、美、英三国首脑会晤，在商讨的各项议题中包含了一项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事项：盟军轰炸德国东部的目标——这与正在全力进攻德国东部的苏联红军密切相关。在随后盟军提供给苏方的轰炸城市名单中，德累斯顿名列其中。
英军蚊式轰炸机 2月13日17时30分左右，796架“兰开斯特”轰炸机以三个小时间隔分两批从英国东部基地起飞，在9架“蚊”式轰炸机的引导下飞往德累斯顿。 此时的德累斯顿，还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大多数人们还无法预知几个小时后，一场噩梦即将到来，那将是其他德国城市居民早已经历过、却将会更加惨痛的噩梦。 不久，德军雷达也和以往一样，提前发现了来袭机群，防空警报在城市上空响起。人们纷纷跑进防空掩体或地下室躲避。 22时，引导轰炸机群的“蚊”式轰炸机和几架“兰开斯特”轰炸机在市中心西北的体育场上空投下了目标指示弹，有如节日礼花般布满了夜空。然而，这些被德国人戏称为“圣诞树”的“礼花”带来的并非是节日的欢乐。 22时13分，第一批炸弹从天而降。为了避免在夜空中相撞，轰炸机群分成几个不同高度通过目标区域上空，按照事先设定好的飞行线路依次投下炸弹。最开始投掷的是高爆炸弹，它们将一座座古老的花岗岩建筑彻底掀翻，相邻房屋的玻璃窗同时也被震得粉碎。随后飞机跟着投下一枚枚燃烧弹，使得此前炸毁房屋废墟中的可燃物着起熊熊烈火。而后的飞机再次投下高爆炸弹，进一步加剧此前的破坏。 这是轰炸每一座德国城市时采用的固定战术。 22时28分，第一波轰炸结束。 此时的德累斯顿已经是火光冲天，15分钟的空袭摧毁了旧城区四分之三的建筑。3个小时后到达的第二批轰炸机无需指示便可以轻松发现目标。 1时23分，第二波空袭开始。 此前，附近机场少数几架德军夜间战斗机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起飞。其实，即便他们前往拦截，也注定不会改变正在发生的一切。 毫无阻碍的英军轰炸机群在城市上空穿梭，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地面上大火引发的热风气流，这些气流将部分较低高度的轰炸机吹得犹如飘飞的树叶一般不停摇摆。烈焰光芒照得夜空有如白昼，整个城市都在燃烧。 1时45分，第二波轰炸结束。 最后飞离的轰炸机飞行员事后回忆说：“市中心方圆40平方公里内成了火的海洋，即使隔着风挡玻璃也能感到热气逼人。返航离开很远后，地平线的天空还是一片通亮。”
德累斯顿轰炸区域示意图，图中红色区域是破坏最严重的城区，橙色范围内的区域是1945年的德累斯顿城区范围，灰色与绿色是现代扩建后的城区。
表现兰开斯特轰炸机轰炸城市的作品，下面城市燃烧的情景大致就是当年英军飞行员看到的景象，犹如炼狱一般。 轰炸虽然暂时结束，灾难却刚刚开始。 2650余吨炸弹和燃烧弹在这一晚倾泻而下。整片整片的街区化为一片燃烧着火焰的废墟。大火引发的热风暴让消防和救援人员根本无法靠近，面对一切束手无策。 更可怕的是，剧烈的燃烧迅速耗尽了空气中的氧气，让躲避在地下室或防空掩体中的人窒息而亡。而另一些从密闭空间逃出来的人则会被火焰引发的气流吸入烈焰之中。烈焰炙烤之下，地面温度达到1500℃，玻璃和金属都被融化，暴露在这里的人会被很快烤成焦炭…… 这就是现实中的炼狱。 一位幸存者回忆事后回忆：“人们互相踩踏、打斗，所有人都想从地下室逃离。街道在燃烧，人们在奔跑，可怕的火风暴……路口火的漩涡……人们被卷进那个漩涡。着火的房子，着火的人、到处都是叫喊、哀嚎……一切都在燃烧…难民、士兵、军车……都在无助地奔跑。” 火光强烈到以至于人们无法直视，整个城市就像是血红色天空下一滴白热的铁水般在沸腾在毁灭。 即便如此，轰炸却依旧没有停止。 14日12时17分至31分，美军311架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再次光临，在冲天的烟尘中倾泻了770余吨炸弹和燃烧弹。此时德累斯顿的防空报警系统已经瘫痪，所以根本无法对此前的幸存者做出预警。 美军的轰炸虽然主要是一些军工厂，但火车站和一些当地医院也遭受到了打击。一位美军飞行员后来回忆说：“我们依然能看到直径达5米的巨大烟柱，从地面升至8000米的高空，越来越尖，一直延伸到西北部的地平线。” 15日11时51分到12时，211架B-17因天气原因无法空袭原定目标，再次轰炸了德累斯顿——这是40小时内的第四次。 空袭引发的大火整整燃烧了四天才逐渐熄灭。
轰炸过后的德累斯顿 真正的救援工作从14日黄昏才开始，一些救援人员甚至是从柏林甚至更远的奥地利被派来支援的。
轰炸过后堆积如山的遇难者遗体
轰炸过后的易北河畔 横穿市区的易北河畔，幸存的船只被作为临时的医院。中央火车站的难民在热浪的炙烤下成为了一层层叠压的尸体。从柏林赶到负责指挥救援的一位工兵军官站在易北河畔，首先跃入眼帘的生物是一只从动物园逃生的美洲骆驼。 值得一提的是，有数千名英军战俘因为轰炸从集中营逃了出来，并且躲过了后来的轰炸。 德累斯顿80％的建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当中约有一半被完全摧毁。居民住宅中有7.8万栋完全毁坏，2.77万栋已经不适合居住，另有6.4万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还有约50处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被完全摧毁。 戈培尔在轰炸后宣称有20万人死于轰炸，并且扬言要进行报复。纳粹当局二号人物、空军司令戈林更是提出要立即处死1万盟军战俘用以报复。 关于确切的死亡数字，和很多城市的轰炸一样无法做出精确的统计——倒塌的建筑究竟掩埋了多少无法找到的遇难者、被大火完全烧掉的遗骸、还有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分辨身份的遇难者、以及大量难民身份的死者都是造成统计困难的原因。 1945年3月，纳粹当局给出的死亡人数为25万人。 1963年，英国学者大卫·欧文在自己的著作《德累斯顿的毁灭》中统计的数字为13.5万人。这一数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各界采信，从美国的相关研究者甚至苏联的军事百科全书，都以此数据为准。 不过，到了世纪之交的2000年，欧文因其一系列为纳粹当局辩护及否认、淡化大屠杀的言论遭到起诉，他关于德累斯顿轰炸遇难人数的结论也被质疑并否定。 到2006年，英国官方和新闻机构、俄罗斯学者又给出了多种不同结论。 2010年，由德累斯顿市委托的一个13位德国历史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发布了最终研究报告，宣布在1945年2月的盟军轰炸中有约25000人丧生。
德累斯顿轰炸纪念碑 但事实上，德累斯顿轰炸最大的争议并非在于伤亡和损失，而是在对于其轰炸的必要性：对于这样一座文化古城，是否有必要采取如此大规模的空袭呢？ 一座军事工业价值都相对较小，居民又如此密集的城市（战争爆发前62.9万人）是否应该受到和柏林、汉堡、鲁尔工业区这些政治、军事、工业重地一样的对待呢？ 就在德累斯顿轰炸前夕，英军飞行员接到的一份备忘录如下：“……攻击的目的是要让敌人即将崩溃的战线后方受到最强烈的打击……同时也是向即将到达这里的俄国人展示皇家空军的能力……” 轰炸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在这层因素指导下，那些无辜的生命似乎便无足轻重了——至少，也算是合理的代价。 不过，巨大争议背后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或者反思。 丘吉尔在1945年3月底致英军指挥负责人的电报稿中说：“在我看来，现在应该回顾一下，尽管以其他借口为目的，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袭击而轰炸德国城市的问题。否则，我们将控制一片完全被毁的土地。德累斯顿的毁灭仍然是对盟军轰炸行为的严重质疑。” 战时美军航空侦察部门的负责人加尔布莱斯认为：“在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刻对德累斯顿的空袭是残酷而无情的，大量儿童、妇女和平民死亡，这是令人悲伤的，在战略或者战术角度这次空袭都不具备实质性意义。” 一位参与了空袭的英军飞行员回忆说：“我怀着不安和内疚的心情踏上归途，并发誓今后绝不参加这样令人可憎的空袭了。” 同样作为反思，德国人的视角似乎却又很值得玩味。 德累斯顿圣母教堂的神父弗里茨说：“我认为，无论是哪里的受害者，什么样的的受害者，他们都有权表达自己的痛苦…每年2月13日，我们都会给这些人留出空间，让他们倾诉。…但是人们不能把这种痛苦变成神话。有人说德累斯顿是一座无辜的城市，它是一座巴洛克古城，一座文化城市，完全没有军事意义。但是也不能就此简单地抹去以下事实：这里曾是铁路枢纽，有纳粹管理，这些事我们不能闭口不谈。” 经历过汉堡大轰炸的沙佩尔从一个平民视角看待这种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当时的空袭让我们曾经希望的第三帝国庆典成为泡影。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已经登上了怎样一列火车，我们必须随同它一起奔向灭亡。” 一位德军夜间战斗机飞行员在多年后回忆说：“当美国人加入战争后，我爸爸就告诉我们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了...我当时不同意他的看法，直到现在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 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事件发生后，就意味着我们的政府已经失去了这场战争。英国人几乎每晚都来，我们只有连续不断的出击来进行抵抗。我记得普弗兹海姆遭到了极其猛烈的轰炸，20分钟内65000居民中就有18000人丧生，很多都是妇女儿童。 我无法描述当时我看到的场景，当时我感到很无助，无法帮助那些废墟下的居民。战争结束后我明白这样的悲剧在伦敦和华沙也都上演过，这就是战争。” 当然，也有个别相对特殊和极端的反应。 轰炸当日，一位凭特许艰难存身于德累斯顿的犹太妇女，就曾面对着盟军的轰炸机痛苦地叫喊：“愿他们把一切都毁灭掉！” 她的呐喊似乎也可以代表纳粹德国另一群比较特殊的人——那些因种族歧视政策遭受迫害的人。在这些人眼中，毁灭似乎也成了一种获得解放的手段。
当然，对于这次轰炸，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和《时代周刊》的主编西蒙·詹金斯都认为这次轰炸是明确的犯罪行为。 以上两位的观点，代表了一种超脱于那场战争之上的朴素道德观。尽管这种认知，在后来被一些企图为纳粹辩护的右翼分子所引用，却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甚至是合理之处。 然而最能引发人深思的，还是两个当事国最高领导人的看法。 “我们如果走的太远的话，是否也会成为禽兽？”丘吉尔曾经做出如此反问。 但希特勒从来不会。 当1943年战火烧到德国本土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平民在空袭中丧生，这位人民的元首却如此回应：“当我的人民在这些考验下毁灭的时候，我不会为此流一滴眼泪。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 而在获悉德累斯顿被炸后，希特勒甚至表示：“我们现在不会被德国文化的纪念碑所遗忘了！” 发表以上言论后不久，希特勒于3月19日发布了旨在破坏德国境内所有工厂、供应设施、街道、桥梁、下水道系统的所谓“尼禄命令”。 二者联系起来看，让人不禁产生如下怀疑：盟国正在摧毁物质上的德国，而纳粹当权者在即将覆亡的前夕，却企图以毁灭这个国家精神和物质的方式来获得不朽。
1945年轰炸过后的德累斯顿
上图同一位置，现今重建后的德累斯顿 无论人们以何种角度去解读、评价德累斯顿为代表的无差别轰炸，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轰炸最终损害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善良、质朴的生命。 这些生命和你我一样，都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真挚的情感，他们遭受的痛苦某种角度来说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 “里面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酒吧喝酒，出来后一起散步，没想到一切成为过往烟云，她们已经离我而去，但是我还是希望把她们挖出来。” “即便已经遗忘了眼泪为何物的人们，也会在德累斯顿毁灭之夜重新学会哭泣”。
反映德累斯顿大轰炸惨状的现代美术作品 1945年4月16日，盟军最高当局宣布对德国的空中轰炸行动结束。 德国有约570000名平民死于盟军的战略轰炸。 英国有约60000名平民在德国空军的轰炸中丧生。 1959年，德累斯顿与考文垂结为友好城市。
2016年的吕贝克
汉堡轰炸警示纪念雕塑
1967年德累斯顿圣母教堂的废墟
现今于原址重建的圣母教堂
2006年的考文垂大教堂 Nachwort 最开始在确定本篇题材的时候，其实抱的是一种较为轻松的心态。然而随着写作的逐步深入，便开始遇到了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 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参考资料数字的核对，尤其是众多的伤亡数字。不同来源的资料之间的数字差异巨大，从中选取哪一个，就成了个不好解决的麻烦。 所以有时候就需要自己去一项一项核对资料背后的诸多细节，这一过程甚至是一种煎熬。不过记述历史题材的文章一项基本要求，就是内容尽可能的准确——至少不能有太大偏差，否则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毫无价值可言吧？ 所以特别想向那些在书写历史文章时，几十年如一日，精益求精、从不放松标准的学者前辈们致敬。 也更想向那些认真考证细节的人们表达敬意。因为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学术技能上的过硬能力，以及沉心静气的仔细严谨，更需要有面对历史“真相”时坚强的神经。 关于德累斯顿的伤亡人数，曾经一度被认为超过十万。这样的说法一度成为权威，直到提出者的立场受到抨击和质疑后，方才告终。而这之后的考证，表明了误差不是几千几万，而竟是“一位数”。 面对与己相关的悲剧，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是人之常情。但作为历史考证和书写者的来讲，却要尽力克制这样的感情。 而这实际上要比想象中艰难痛苦很多。 很多时候生命的逝去都是一场悲剧，更何况是成千上万人转瞬之间的消失。 历史工作者表达的悼念之情，应该放在尊重和还原事实，为后来者提供参考的基础之上。这才是这个群体异于他者的，对亡人表示哀思最好方式吧。 查阅数据时，选择如何采信，除了要考虑历史环境等客观因素，还要考虑资料提供者的立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等等。 值得留意的是，各国后来在统计德累斯顿轰炸的伤亡人数时，各方的结论虽差异不大，却也不尽相同。但这众多的数据中，德国官方给出的是相对偏少的一个。 那么这一现象的背后，除了考据方式的差异之外，是不是也会有其他的原因呢？
与本篇相关的内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