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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晓晓:我画长征 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

 艺术之态度 2022-06-12 发布于辽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纸本综合材料    19 x 14.5 cm 

1929年初,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在闽西赣南经历了一年多迂回转战,创建了中央苏区,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于1931年11月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定都瑞金,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在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中央红军达到13万人。但是当时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危害极为严重,致使后来党组织几乎完全被破坏,各个苏区面临极大的困难。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了5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 “左”的错误,红军英勇奋战了整整一年,付出了重大牺牲,却没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北大门”广昌失守,“南大门”会昌的云门岭失守,东线长汀和西线兴国都没能守住——中央苏区日益缩小。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了极其危急的关头,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当时的走与留,对他们以后的命运关系极大。事实证明,像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着红军行动而幸存下来,安全到达陕北。而一些'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像瞿秋白、何叔 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古柏、周以栗等人,则被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得知被列入 '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后,去找张闻天,表示希望能够带他'走’。张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做工作,但博古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甚至有回忆说,最初,他们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已决定将他派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由于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才被允许一起转移。”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旧址    纸本综合材料    19 x 14.5 cm

以此为时代背景,我创作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这组作品。要想表现好这个主题,非常难选取创作的角度和切入点,到目前为止我也没看到过关于此主题的绘画作品。

“三人团”作为当时党的军事行动最高领导者,应该如何展现,是我画《三人团》遇到的挑战。在长征组画中,“三人团”有没有展示的必要性,三位人物的画面如何布局,成为我构思创作的思考焦点。既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就应当尊重历史、客观表述。于是,根据上述史料,我构思创作了《一九三四年十月“三人团”》,它是这组组画中很重要的一幅。画面中周恩来站在右侧,左侧是博古和李德。在这幅作品中,色调被定为灰色,这是源于中央红军对未来感到迷茫的艺术渲染,象征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前途未来的担忧。三个人在画面构图上不是太好布局,我有意将三个人的位置进行了前后、疏密处理,周恩来在画面前面,在构图处理上处于明显位置,博古、李德在画面左侧,并处于暗角,我想,这样布局更能切合题意,使画面出现强与弱、虚与实的空间关系。进而呈现出主次,突出主题。

一九三四年十月“三人团”    布面油画    92 x 73 cm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瑞金    布面油画    92 x 73 cm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瑞金》这幅作品的画面中,我画了五位红军高级领导干部,他们是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和毛泽覃。画面最前面的左侧,是瞿秋白;右侧是何叔衡;中间是贺昌和刘伯坚;最左侧是毛泽覃。在这幅作品中,我选择灰绿调作为主色调,意在暗喻博古和李德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把这几位红军高级领导干部留了下来,最后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三大中央委员、四大中央局成员、五大政治局委员。1927 年主持八七会议,会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党的工作,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曾任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后遭批判打击。1934年2月到瑞金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红军长征后,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24日不幸被俘,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中共一大代 表。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 庭主席等职。1935年2月24 日在福建长汀突围时壮烈牺牲。

贺昌,山西离石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曾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0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同年9月被补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从1932年起先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等职。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军长征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在江西会昌突围中壮烈牺牲。

毛泽覃,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10月任中共公略县委书记,兼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后调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3年在反所谓“罗明路线”时被错误批判。红军长征后,任中央分局委员和独立师师长等职。1935年4月2日,在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

刘伯坚,四川平昌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红军长征后,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负伤被捕,3月21日在江西大庾(今大余)英勇就义。他写的《带镣行》是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魄。②

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瑞金》这幅作品里,我采用了“纪念碑”式的构图,画面远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旧址,采用平行透视法显现,其目的就是使画面凸显平稳庄严肃穆。整个画面处理成斑驳朦胧的历史感,寓意虽然八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后人却没有忘记这些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画面色彩凝重,象征着五位革命烈士英勇不屈、奋勇献身的高尚精神品格。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    纸本综合材料    39.5 x27.5 cm

历史题材的绘画创作,需要查阅大量史实和研究文献,每个画面、每个情节都需要仔细斟酌;每个人物的位置甚至站姿,都需要反复考证;画面构图也需要描绘大量草稿进行反复推敲,画草图、素描稿、色彩稿,不知要画多少遍草稿,推倒重来才产生了草图之一、之二……艺术创作更是一个艰苦的艺术劳动过程,失眠、吃不下饭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甚至走路都在思考“如何画面构图”“如何呈现主题”“用什么样的色调”等等。有时甚至会为一个画面人物的动作冥思苦想几天,有时半夜醒了灵感乍现,就要马上起床动笔记录下来。

在创作同一题材的作品时,为避免雷同需要创作者花费很大的精力开辟新路径,创作出与众不同的艺术精品。特别是对于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由于不同的创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思考角度各有差异,因此非常需要作者到事件发生的现场进行详实的实地考察,这是提升历史还原度和真实度,产生初步图像观的前提。这个视觉图像并不是单一固定的,而是多方面多角度呈现的,再经过创作者深入的推敲和论证,就能创作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符合史实的作品,进而创作出震撼人心灵的艺术精品。

 ①《红军长征史》第43—4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②《红军长征史》第47—4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0年5月于沈阳涂墨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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