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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外祖父 ——彰德旧事 文｜刘涵华 对这个称呼，我曾有过疑问，不知道母亲的姥爷是不是也叫曾外祖父。后来专门查了查，母系的老姥爷，称外曾祖父。我想，如果两位老人家坐在面前，大大咧咧的我一定会颠三倒四闹笑话。不过还好，母亲的姥爷我没见过，也就不用发这个愁了。 曾外祖父姓李。祖上口口相传，是明初从山西洪洞迁到彰德府来的。根据史料我做了推算，他们最晚1392年已经来到安阳。这个家族很早就开始经商活动了，到清末，李家的生意已经比较有名，诞生二百来年的“锦泰恒”就有他们家的股份，1928年成立的“怡芳照相馆”，也是李家的人开的。 我曾祖父属鸡，出生于1885年（清光绪11年）。算命的说：“天干乙，地支酉，乙酉，木命，好命好运”。小时候，念了几年私塾。十五六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做生意。1905年，曾外祖父二十了，个头长到一米八二，阳光而帅气，经媒人说合，跟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孩儿结了婚。 曾外祖母不仅识文断字，更突出的特点是貌美如花。他们两个只要一起出门，总是会引起街坊们的赞美与感慨。他们的后代，也是清一色的帅哥靓女。今年春节我去看望表叔，他拿出好几张不同年代的全家福照片，我都快要被惊到了。从曾外祖父往下数，已经有六辈儿了，男孩子还是一个比一个帅气，女孩子更是不让须眉，活脱脱一朵又一朵出水的芙蓉。 1907年，曾外祖父22岁，我奶奶出生。他开始独立在商界登堂入室。最初，他负责给本家叔叔大爷的生意进货，跑跑蹬蹬的，长见识。干了大概有四五年，完成了最初的资金和知识的积累，就在鼓楼边上的西大街开了一家杂货铺，底上四间，规模不算小。 那间铺子的具体位置，就在如今安阳知名的三鲜包子馆西边儿，隔一两个门儿，房屋的结构建制几乎完全相同。当然，房子是租的。那时候的曾外祖父，还没有财力在这个地段买下一座商用小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曾外祖父不知为何一生都对房产不感兴趣，就连自己和家人住的宅子，也不是常见的那种高门楼，而是质量非常一般的普通独院儿民居。
曾外祖父头脑清楚，又不在乎吃苦，辛苦经营了几年，便在南大街又开了一家布庄，卖土布、洋布，也经营一点绸缎。 那时候，彰德府最繁华的地方就是鼓楼和辐射出去的几条大街。能在鼓楼商圈里拥有两爿铺子，实在是有点众所瞩目的意思。 曾外祖父正当盛年，除了我奶奶这个头生女，曾外祖母又连着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舅姥爷，一个出生于1910年，一个出生于1921年，最小的出生于1924年。大舅老爷和二舅姥爷隔了十来岁，中间还应该有一两个孩子，可那时候，小孩子的成活率比现在低很多，用彰德府的老话说，应该就是“扔了”。 从1885到1924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进程中，正是清末到民初的四十年。皇权衰落，洋人问鼎，老大帝国狼狈不堪。而思想文化界正在躁动中孕育着巨变。不过在我们彰德府，在这个古老文明体系的腹地，只读过几年私塾的曾外祖父显然还在懵懂之中，他正雄心勃勃地计划着要走父辈走过的致富老路。 这两爿店赚来的钱，曾外祖父依旧不舍得挥霍。彰德府人说挥霍，有一个很形象的短句子：“狗粪扬场似的”。曾外祖父可不舍得“扬”。除了养家糊口，他又把目光转向了土地，陆陆续续在城西的烧盆窑、城东的郭吴村和更远的“东乡”买了七八十亩地，一家人日子越过越红火。 可是，我曾祖父的哥哥却不像弟弟那么福星高照。他生了“缠手”的病，花光家里的积蓄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去逝世了，他们这一支便迅速衰落下来。落拓的侄儿禁不住这样的变故，心理失衡，渐渐成了“不成儿”。嫉妒之心驱使下，一有机会就欺负我那几个比他小的舅老爷，这样，曾外祖母就和他结了怨。 曾外祖父心里头“明镜儿似的”，除了隔三差五接济嫂子和侄儿，还总是要求孩子们不要跟堂哥哥“格气”。舅老爷们倒是个个乖，看到堂哥就躲，这反而使脾气暴躁的堂哥得寸进尺。有天下午喝醉了酒，跑到家里来闹腾。曾外祖母不愿意，便从家里吵到街上，惹得一街筒子的人出来围观。大概是曾外祖母的当众奚落挖苦激怒了他，醉汉脸上挂不住，回家操了切菜刀就冲了出来，把曾外祖母砍成了重伤。 曾外祖父不在家，旁观的街坊们觉得事闹大了，赶紧收起看热闹的心，一面使人跑去店里告诉曾外祖父，一面七手八脚，用门板把曾外祖母抬到北门外加拿大人开的“广生医院”（旧址在老地区医院）。 曾外祖父家在老城的西南部，从城南到城北，一溜小跑也得二十多分钟，最后还是失血过多、伤重不治。一个漂亮的母亲，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美满生活，带着对四个孩子的无尽牵挂，走了。 三十年代中期，面对这样的血案，曾外祖父有三个选择，一个是找族里的家长，动用家规；另一个是打官司；再就是以血还血。这第三条，曾外祖父第一时间就拒绝了。那时，他们李家的家长叫李子俊，就住在钟楼巷，这是个出了名的利亮人，做事也比较公道。可是，族里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还没有拿定主意，就有不少族人登门，求情的、煽风的都有。曾外祖父闭门谢客两天，终于选择了“经官”。 这官司可把曾外祖父给为难坏了。原告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是能够影响案子判决的。可是对曾外祖父来説，这简直是一个痛入骨髓的两难。判得轻了，对不住冤死的妻子；判得重了又对不住死去的兄长。纠结了一年多，侄儿终于以酒后行凶的罪名被判20年（20年没住到头，碰上了天地玄黄的大变局。国民党溃退，监狱也乱了套，犯人都自己出来回家了）。 原配夫人去世一年多，续弦的曾外祖母才进了门。由此我知道，曾外祖父除了人长得帅、会做生意、会置家业、还是个重感情的人。那时，很多丧了家的男人，特别是成功的男人，前脚死了女人，不出一个月就娶了新欢。 续曾外祖母进家门是1935年的事。那一年，曾外祖父五十岁，续曾外祖母才二十五。倒不是曾外祖父仗着财力“强抢民女”，正相反，这是一桩你情我愿的婚姻。那时候，老彰德府里有一个习俗：很多女孩子都肯听从父母的话，做续弦。原因大概有三。一、聘礼丰厚。二、大女婿比毛头小子会疼人。三、进门就当家作主，省略了草创时期的苦日子。 我的续曾外祖母和她的“大儿子”同岁。更麻烦的是，我大舅老爷已经娶妻生子好几年了，儿媳妇比这个后娘还要大三岁！至于二舅姥爷和三舅姥爷，因为娘去世后的一年多，大嫂像娘一样拉扯着他们，自然心里亲近。在一大家子人的包围中，“老太太”的日子当然不怎么“太平”。 十来年间，二三舅老爷也相继娶妻生子，家里的关系就更复杂了。大妗姥姥人老实还好些，三妗姥姥识字儿，甚至“创作”出顺口溜来编排这位当家做主的后婆婆。 剔除“曲儿”里妇道人家的敌意与嫉妒，我从中发现，续曾外祖母和大她二十五岁的丈夫还是比较恩爱美满的。而且，续曾外祖母也是个比较有“能耐的”女人，除了跟丈夫卿卿我我关系不错，也知道并且能够赢得邻居的理解，建立外围“联合战线”。 那个年代的女孩儿，一般十七八岁就出嫁了。女人晚嫁，多数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家有变故脱不开，一个是眼高，挑。我没听舅老爷和表叔们说过续曾外祖母娘家有过什么变故，所以，因为“挑”错过婚嫁年龄的可能性比较大。 挑，得有挑的资本和理由。续曾祖母不丑，但长相也就是中等偏上，所以我猜，她一定是因为能干和聪明才把自己耽误到了二十五岁的。 幸运的是，婚后一两年，这位老人家也得了一个儿子。曾外祖母的欢欣鼓舞自不待言，曾外祖父五十多岁又得了一个白胖的儿子，“天下老的，待见小的”，他能不高兴？ 前后院的两座房子之间有个夹道儿，曾外祖父叫人把一头垒了堵墙，封起来；另一头安个门，就成了储存烧煤的好地方。彰德府人烧煤有很多讲究。山西晋城的煤好烧，但有点“软”，不耐；王家岭的煤，不光耐烧，而且还无烟。所以曾外祖父家通常只烧王家岭煤。 家里的小米和麦子，都是买回来倒在缸里，用石板盖得严严实实。屋里盛粮食用的坛坛罐罐小些，也总是满登登的。 对曾外祖母来説，那件有蚤子的袍子终究还是华美的，流水一样的日子自然也春树一般欣欣向荣。 曾外祖母跟几个儿媳妇不对付，跟前任留下的长女关系却还可以。 我奶奶常领着我回娘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已经记事了。记得这位曾外祖母个子大约有一米六五，不胖，却很结实。圆圆的脸盘儿看上去很有福气的样子。她那时将近五十岁，总是盘腿坐在炕上，看见奶奶和我进门，总是非常平静，不忧不喜地打招呼，“静兰来了？” 曾外祖父不在家，奶奶就跟她的后娘一样盘了腿，对坐在炕桌两边，自自在在聊家常。三四岁的我感受到的气氛，不是闺女和“娘”，倒像是很熟络的姊妹或妯娌，很有一些理性规范下的亲情。真诚，但又适可而止，绝不会泛滥或者崩溃。 其实，从我这里往回倒二三十年，这情景我父亲也不止一次看到过。父亲说：你奶奶跟你老姥姥“搁合”得不错。那时候，咱家光景比你老姥爷家差些，每次临来，你老姥姥总要送给奶奶一些好吃食，自己晒的豆酱甜面酱啦，点心啦，麻花馓子啦啥的。如果不凑手，老人家就会跑到院子里，从成垛的海带堆里抽出一两捆儿，让带回家去。 奶奶说：“甭了，俺伯不在家”。老姥姥总是非常果决：“这你不用管！” 一面说一面把海带硬塞在奶奶的布兜里。 改天，奶奶回馈给娘家的，是自己亲手缝的衣裳、鞋袜；有爹的，就一定有“娘”的。我父亲1931年生人，他说的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吧。 其实，属于我的场景和父亲的还是有所不同。那时，他们家已经没有海带垛了，续曾外祖母也很少送吃的给女儿，大家都在过一样的苦日子。父亲还说过，我奶奶也是续弦。爷爷的第一个夫人是仓巷街宋家的闺女，进门年把子，没有生养就得病去世了。奶奶进门后，认了这门亲，成了宋家的“续闺女”。这样，我奶奶就有了两个“娘”，却都没有血缘关系。宋家的“娘”对奶奶也不错，过年过节亲亲热热走动。我记得他们家四方大院，砖漫地，房子也很气派，两头檐下有砖雕。溜着两边院墙，四个小树池子里还栽着伞一样的龙爪槐。他们家的老太太，小脚儿，耳环晃晃悠悠的，还给过我压岁钱。至于我奶奶，高挑身材，五官秀美端正，做事利亮又得体，很像她的父亲。所以，街坊四邻亲戚朋友口碑极好，颇有点“人见人爱”的意思。不过这是题外话，打住。 每个家庭或每个家族，都有标志性的或值得记忆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昭示着命运的转折。 回想起来，1885年出生的曾外祖父，在其漫长人生的所有节点上都没有出过差错。娶妻生子自不待言，在事业上也总是恰到好处的把牢了方向盘，成功带领一个家族的分支，就像舰队中的某条船，乘风又破浪地不断前行。 从民国初年的清明与宽松里出发，奋斗了三十年的曾外祖父，终于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和土地所有者了。这期间，他付出了多少艰苦奋斗和智慧投资，因日久年深，已不得而知。 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异族的侵略压榨和兵连祸结，让曾外祖父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走南闯北数十年的他，终于狠下心来，要改变自己的人生策略。 他先是忍痛收了南大街布庄的生意。有钱做新衣服的人越来越少，布卖不出去。不久，因为战乱渐渐逼近，又下狠心关了西大街那爿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店。退租时，房主有点不舍，主动提出将房租减掉四分之一，希望曾外祖父能继续租下去。在二三十年的合作中，他们已然成为互相信赖、情同手足的好朋友。可曾外祖父难过地摇了摇头。后来，两个人在西华门和县前街交叉口西南角那个饭庄吃了顿分手饭，之后便黯然作别了。 又过了两年，眼看时局不好，他陆陆续续把那七八十亩地也卖了。场光地净。可一大家子人，总不能坐吃山空啊！大约一年后，曾外祖父又重新琢磨操旧业做买卖了。不过，他这次的打算是从坐贾改为行商。大半生的阅历和经验，惯性似的左右着拖家带口的他，使他无法作出画“商”为牢之外的抉择。 经过考察，曾外祖父决定去新乡的小冀做商贩，那里从隋唐开始就是繁华无比的中州名镇，物资集散之地商业发达，估计“经济效益”会好一点。 曾外祖父带走了三个儿子、两个儿媳，还有两个正在吃奶的孙辈。不过家里也实在需要人照顾，虽然没有店铺和田产了，毕竟还有一座宅院和过时光的七东八西。 一共有五个人留了下来。曾外祖母和他们的“小四儿”、大儿媳妇和两个大些的孙子。我这两个表叔，一个十岁，一个六七岁。 曾外祖父没有料到，或者已经料到但没有办法，再或者干脆就是精心的选择和配置。留在家里的三男二女，骨子里并不是“一心一腹”的一家人。续曾祖母和怀里的孩子是一拨儿，大儿媳妇和两个男孩是另一拨儿。虽然留够了吃穿用度，衣食无虞，但时局不靖人心烦躁，再加上鸡毛蒜皮的琐事，婆婆和儿媳妇龃龉不断。以前，有曾外祖父镇着；现在，当家的出外谋生，这一对儿“天敌”时常明里暗里对掐。 有天，大妗姥姥灯下做针线活儿，俩孩子都说饿了，为娘的便点火，拉风箱，想做点吃的。婆婆听到动静出来问：“你这是要做什么？”“孩子饿了，煮两个锅饼子。”曾外祖母倒是没有硬阻拦，可当家当惯了，到底心里不舒服：“你当了家了！”我大妗姥姥虽然辈份是儿媳妇，但是年龄比后婆婆大，进家门也早，又心疼孩子饿，就开始还嘴，从此矛盾公开化，各不相让且逐渐升级。 到最后，续曾祖母和大妗姥姥终于闹掰了，水火不容的。婆婆说：“这是我的家。”意思是要撵儿媳妇和孙子出去。儿媳妇说：“你进这个门才几天哪？！”吵来吵去婆婆真急了：“你们不走，我走！” 一来二去，我奶奶这出了门儿的闺女知道了，她觉得两边都能说上话，便领着一儿一女过来说和。 续曾祖母娘家是府东吕村的，有五十多里地，带着个孩子怎么走啊？“地下走我也不在这儿呆了！” 没办法，我奶奶帮着后娘和“隔事儿”的四弟雇了一辆马车，饭也不吃就咕咕咚咚地走了。 四个人的饭，六个人吃。妗姥姥人厚道，就让奶奶和俩孩子吃了个饱，剩下的让自己俩儿子吃了半饱，自己却一粒米都没进嘴。 谁料奶奶和一儿一女回家路上就觉得恶心，到家就上吐下泻，折腾得吓死人了。到了晚上，大妗姥姥那边的两个孩子也开始恶心呕吐拉肚子。便猜测可能是续曾祖母临走时实在气不过，在小米菜干饭里头放了不该放的东西。 于是他用北大中文系训练出的文字水平给岳父大人发了一封电报，让岳父赶紧回来“救命”。 曾外祖父的回电很快，急匆匆询问女儿儿媳和孙子外孙咋样了。知道已经平安，就放了心，又回了第二封电报：“等我回去，一定查清真相，如果属实，绝不姑息”云云。至于回了娘家的曾外祖母收没收到丈夫的电报，我爷爷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续曾外祖母回到吕村娘家，不知道是哥嫂不容，还是自己不习惯，总之住了一段时间，又抱着“四儿”坐马车咕咕咚咚回来了。 很奇怪，经了这一出，婆婆和儿媳反倒各退一步，“各管各，不啰嗦”了。 不知道是她们自己明白了呢，还是曾外祖父隔空发功的结果。 不停地收集曾外祖父的“先进事迹”，我越里来越感觉到他的精明与透彻。还是那句话：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五六十年代，老人家一路风尘仆仆，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项有愚蠢之嫌的决定。 解放军围城的时候，蒋介石给他被困的四十军空投物资。凡是弹药，都挂了降落伞，慢悠悠地往下落；馒头小麦啥的就成麻袋直接往下扔。有一麻袋馒头，正好投在我大妗姥姥的屋顶上，砸了个大洞，麻袋也破了。一会儿，四十军两个士兵进了院子，失急慌忙把散落的馒头敛在一起，把麻袋抬走了。他们走后，我曾外祖母和大妗姥姥因祸得福，兴奋地在犄角旮旯儿踅摸馒头，最后捡了冒尖一脸盆。 最后一次围城，解放军用炸药轰破了城墙。冲锋号响了起来。曾外祖母和大妗姥姥手拉着手躲在屋子角落里，把三个孩子牢牢地护在最里头。解放军战士进了院子，先扫一梭子子弹，警告可能的反抗，然后逐屋搜索。看到都是妇女小孩儿，扭头就搜索别的地方去了。 之后的几年，雨疏风骤。曾外祖父都因不在家而平安躲过。等到尘埃落定，老人家犹豫良久，还是带着“半家”老小回来了。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六十七八岁的曾外祖父，心里到底放不下九里一百十三步的彰德府。这里不仅是他挥洒血汗创家业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从遵皇命“徙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祖先们来到这里已经快六百年了，城外那片坟地里，葬着二十多代先人的骨殖，这个安土重迁的老派男人风烛残年已近，心里实在是抛舍不下。 亲历三朝的曾外祖父，以自己的洞明世事，悉心指点着后辈子孙。大舅老爷成了技术人员，二舅姥爷当了中学数学老师，三舅老爷是单位的会计。四舅老爷还小，和下一辈的侄儿们一起，相继考进各种学校去读书。 以大舅姥爷家健在的八十多岁二表叔为例。他考进了速成师范班，就在当年“大公中学”的校园里，学了半年就毕业，分配进机关做公务员。他同样因为“透彻”工作出众，不仅入了党，还一直是单位核心部门的负责人。城里头没有划分成份，他填表格时每次都写市民。六十年代，有政策说“市民”不是“成份”，他就改填成了“商贩”。 曾外祖父比我大七十岁。他是1973年去世的，那一年，他八十八，我十八。 一米八几，干干瘦瘦，大起大落的五官组合出乐观慈祥的神态，他总是笑眯眯的，头上戴一顶干干净净的黑色瓜皮小帽，下面黑色对襟儿的斜纹布上衣，质地细腻而富于质感。续曾祖母精心盘出的布扣子和对面的纽攀儿被摩擦和洗得已经有些泛白，却仍然严丝合缝地勾结在一起，板正得简直有些匪夷所思。 下身一条黑布裤子，绑腿带一丝不苟地将裤脚束在一起，看上去特别利索。不仅丝毫没有电影上汉奸狗腿子的味道，反而有几分整饬和矜持。一双家做的千层底布鞋，鞋面和鞋底黑白分明，尖尖的鞋口和里面的白袜子也黑白分明。 我再也没有见过比曾外祖父更干净利落和精神矍铄的老人了。 晚年，他常到城东北的二道街来看望唯一的女儿。那时候我三四岁，是奶奶的宝贝疙瘩。 曾外祖父一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手绢儿系成的小布兜儿。一上街门台，他就会喜滋滋地小声喊：“谁在家嘞？” 第一个应声而出的，永远是胖呼呼的我。因为，那是我的节日。 那个雅白地儿带蓝边儿的男士手绢兜儿里，总是有我神往的“好东西”：花生、糖果、或者核桃柿饼啥的。 我一面问，一面急不可耐地从手绢兜儿的缝隙里往外抠。 应声而出的第二名和第三名总是奶奶和爷爷，这时候后的我，往往已经“夺过”手巾兜儿“撤退”了。 今天想来，这一定是曾外祖父最快乐的时刻。他一生辛苦劳作和精打细算的目的，除了“建功立业”，一定还有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老姥爷老姥爷，你给我带吔啥？”这句话，因曾外祖父多次快乐地复述，在许多长辈亲戚中流传开来，以至于成为许多年来他们打趣我的“名言”。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回忆起这其乐融融的一幕又一幕，就像独自手搭凉棚遥望天边的晚霞。它柔和、温暖、不失灿烂与辉煌。曾外祖父对人生和亲情的眷恋虽然早已远去，却分明依旧埋藏在晚霞的后面，隐隐约约闪烁着，就像星光，勤勤恳恳穿越无数光年，让步入晚年的我沐浴在亲切而智慧的光芒中。
作者：刘涵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从教之余进行诗歌散文创作，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刊，出版有《美文欣赏》《中国当代散文研究》《一树繁花——新潮女性散文研究》《无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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