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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有着强烈的宗经意识。 《周易》作为“哲人之骊渊”、群经之首，是形成中国文化特色的元典之一，自然引起文人们的特别关注。 如刘勰曰:“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1) 颜之推称:“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2) 叶燮亦认为:“因《易》之流而为言，则议论、辨说等作是也。”(3) 《周易》成为了诸多文体的渊源，对中国文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它也被古代文人奉为必修课程。  《周易》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小说家们同样从中含英咀华，清代评点家张竹坡便认为:“谁谓作稗官者不知《易》也哉?”(张评本第七十九回夹批，第1289页)(4) 在他看来，《金瓶梅》作者不仅深谙易学之道，而且在创作时巧妙地运用了《周易》思想。 《金瓶梅》受到《周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结合前贤时俊的相关文学研究，择要作一分析。 一、善恶报应——《周易》对《金瓶梅》主旨立意及人物命运的影响 善恶报应是我国民间一种信仰极为普遍的思想观念。 远古时代先人认为天帝、鬼神具有决定世间吉凶和维护人伦道德的种种属性，《周易·谦卦·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导致人们对报应的不可逃避性有所畏惧，由此形成了鬼神崇拜及天命信仰，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就为上古社会采用“神道设教”思想教化民众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便已相信:天道和人事相互感应，天道之变化是由人的善恶引起的， 也是人间祸福的预兆。 因而，个人行为的善恶将引起不同的结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尚书》书影 如《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5) 《左传》中亦有记述，如“天祚明德”(宣公三年)(6)，“盛德必百世祀”(昭公八年，第549页)，“神福仁而祸淫”(成公五年，第297页)，并载有“结草衔环”(宣公十五年，第272页)的故事。春秋人还相信子孙也是行为主体的报应承担者，福运如果没有使行善者本人获得，则必定会降临在其后代身上，即所谓“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左传·昭公七年》，第542页)。 战国时，孟子引用孔子之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7)，似可表明孟子接受春秋报应的后代说。 另如《荀子·宥坐》“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8)《韩非子·安危》“祸福随善恶”，(9)也认同善恶有报思想。 《易传》在解读《易经》过程中，亦据此作以申说和总结。 如《文言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系辞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周易》的地位和影响，使之教化民众行善积德的善恶报应思想深入人心，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宗教的作用。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王汝梅等点校 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易学的善恶报应思想与儒家的灾异谴告之说、佛教的因果轮回之说及道教的天道承负之说相结合，形成了古代社会更加系统完整的“天道循环”、善恶有报的传统生命观念。 《易传》的善恶报应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如三国蜀主刘备曾教导其子后主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10) 北宋易学家胡瑗也曾以善恶报应说诠释国之存亡，其中更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11) 此种观念在明代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广泛流行，成为平民意识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在古代小说及戏曲创作中亦是屡屡得以体现，并影响到作品的主旨立意。 《金瓶梅》同样也是处处皆合“天道”，因果轮回、善恶报应思想贯穿全书。 小说第一回即已点明主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张评本，第13页)作者还不时借用诗句来加以提示，如第四十七回：“善恶从来报有因，吉凶祸福并肩行。”(张评本，第699页)第八十七回：“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张评本，第1387页)  影松轩本 欣欣子于《金瓶梅词话》序中亦云：“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12) 评点家张竹坡同样认为：“是知祸福倚伏……天道有然也。”(张评本《冷热金针》，第12页) “亦是天道不深不浅，恰恰好好该这样报应的。”(张评本第一回回评，第2页) “是故我云《金瓶》一书，体天道以立言者也。”(张评本第八十九回回评，第1410页)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将该书视为体现“天道”“报应”的立言之作。 而作品具体描写中，每一人物的结局命运无不与其起始行迹相呼应。 西门庆害人性命，掠夺钱财，媚上凌弱，奸娶妇女，纵欲无度，“造恶非善”，必遭报应。小说第七十九回，潘金莲为增强西门庆的性欲，施以猛药，致其“溺血而死”。 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眉批曰：“此药较武大药所差几何？吃法与武大吃法所差几何？因果循环，读者猛省。”(13) 这不禁使人想起了西门庆在第五回给潘金莲发的誓言“我若负了心，就是你武大一般”，张竹坡于此评曰:“特特将七十九回一照，使看官知报应不爽。”(张评本第五回夹批，第96页) 西门庆死后，韩道国、来保、应伯爵、吴大舅、李娇儿、孙雪娥等，无不在谋算其家产，西门家族很快就土崩瓦解、风流云散了。 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及陈经济等人，违背天道人伦，逆时而行，皆受到报应，不得善终。  竹坡闲话 文龙在第八十五回后评曰：“自西门庆死后，不及一年，其间拉拉杂杂，不堪闻，不忍见，不可说之事，纷纭攘攘，层见迭出。至此始知报应之不爽，因果之不诬。”(14) 可见作者乃是借“善恶报应”警戒世人，传达作品“劝善惩恶”的主题命意。 《金瓶梅》中的善恶报应，在展现现世报的同时，也有多处暗示了来世报。 《金瓶梅词话》中便不时指出：“欲占后世兴衰理，今日施为可类知”(第三十四回)，“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第六十二回)(15)。 这一思想虽源于《周易》，却又呈现为多家杂糅的特点。 小说第五十七回，写永福寺道坚长老为募捐整修寺庙，到西门庆家劝化引动西门庆施舍行善：“以金钱喜舍庄严佛像者，主得桂子兰孙，端严美貌，日后早登科甲，荫子封妻之报。”(张评本第五十七回，第840页) 这其中既有儒家士子“桂子兰孙”、“早登科甲”、“荫子封妻”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目的，又包含着道家善及后代的天道承负之说，却又由佛徒用来宣扬佛教报应之理，可见是杂糅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 又如在第五十九、六十二回，官哥、李瓶儿死后，徐先生通过查看阴阳秘书，道出了此二人的前生、今生、来生。 此种轮回转世本是佛教的教义，却记在了阴阳先生的秘书之中，其间所记轮回，虽含有善恶报应的某些根由，但并非完全符合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且夹杂着道教的一些术语。 由此可见，《金瓶梅》中体现的善恶报应、因果轮回观念，乃是《周易》与儒、释、道三教混杂合一的思想，这与宋明时期学术思想三教合一的潮流是相一致的。  欣欣子 序 二、阴阳对立——《周易》对《金瓶梅》结构布局及故事情调的影响 《周易·说卦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易”曰：“《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16) 《周易》将宇宙万物抽象为阴阳二体，用阴阳二爻加以体现。阳爻又称刚爻，代表阳刚、尊崇、男性、奇数以及其他象征积极向上的事物；阴爻又称柔爻，代表阴柔、卑贱、女性、偶数等象征消极向下的事物。 这两个符号经过排列组合而成为代表八类自然物质的图式，即为八卦。 《系辞下》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八卦重叠搭配，组合为具有内部关系的六十四卦，来象征自然变化和人事现象。 其两卦为一组，或以同义互作映衬，如革、鼎二卦，前有除旧之意，后含布新之意；或以异义互作对比，如乾、坤二卦，前有阳刚之意，后含阴柔之意。 以此揭示天地、自然、社会存在的永恒规律，从而体现了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思想，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这也促成了中国古人的阴阳二元“对称”型哲学思维方式。  《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出版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衍变与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二元性的结构分野，《金瓶梅》在结构布局及故事情调方面也受到《周易》阴阳对立思想的影响。张竹坡认为，“《金瓶梅》一百回，到地俱是两对章法”(张评本《金瓶梅读法·八》，第26页) 。 浦安迪先生则称之为“二元补衬”。 (17)在《金瓶梅》中，这种“二元补衬”、“两对章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小说整体结构前后对比。 该书第一回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开篇，在张竹坡看来，“《金瓶梅》以'冷热’二字开讲”(张评本《冷热金针》，第12页)，堪称“一部炎凉书”(张评本第一回回评，第1页) 。 这也暗含了该书总体盛衰冷热相照、阴阳对立的格调。 浦安迪先生指出：“从多种意义上看，以西门庆喜获神奇春药的庆祝进入高潮的第四十九回就标志着这一道分水岭。”(18) 这与《周易·系辞上》所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不无关系。小说第四十九回，西门庆仕途风头正劲，生活放纵情欲，可谓春风得意。 而第五十回却转写玳安，乃为第一百回他继承西门家业设伏笔、做铺垫，这也预示着西门庆“月满则亏”，即将走下坡路。 《金瓶梅》以之为界，可分为前后对称的两大部分。第一回乃“一部大书总纲”(张评本第一回夹批，第13页)，“上五十回是因，下五十回是果。”(张评本第五十回回评，第733页) 前五十回描写了西门庆如何发财、升官、纵欲的经过，后五十回描写了西门庆淫欲亡身之后，“树倒猢狲散”，众人分崩离析的过程。  《金瓶梅》版画本 二是小说故事情节前后照应。 《金瓶梅》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注重情节的关联和结构的完整，往往是前面设有伏笔，后面必有照应，“遥遥相照”，“两两相映”。 张竹坡便屡屡点明，如：“有玉皇庙之热，方有永福寺之冷。”(张评本第三十九回夹批，第585页) “夫玉皇庙，皆起手处也；永福寺，皆结果处也。”(张评本第六十七回回评，第1003页) 而且这些相互照应的情节在书中的位置也基本上是以四十九—五十回为中心前后相对称的。 如在小说众女性中，唯孟玉楼是有主见、有头脑的“高人”，她尊重自我价值，敢于挣脱封建势力的羁绊，追求个人幸福生活。 书中对于孟玉楼的重点描写，一处出现在第七回中，孟玉楼初次登场，自择对象，头脑清醒，精细慎重，表现不卑不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预示了她的良好结局。 再一处就是第九十一回，孟玉楼瞅准时机，看中了“一表人物、风流博浪”的李衙内，便又一次自择婚配，从而获得了美满的婚姻。 而这两回在该书一百回中的位置是大体相对的。 又如，第十八回写潘金莲和陈经济两人初次相逢，便勾搭在一起，“日近日亲，或吃茶吃饭，穿房入屋，打牙犯嘴，挨肩擦背，通不忌惮”(张评本第十八回，第280页)。 等西门庆死后，两人开始放肆起来，在第八十二回，相约晚上于荼縻架下共赴佳期，“自此以后，情沾肺腑，意密如漆，无日不相会做一处”(张评本第八十二回，第1324页)。 这两回也是位置相对称的照应。 此外，在第七十回写西门庆前去东京加官谢恩，也是与第三十回来保进京押送生辰纲、西门庆升官进爵所作的首尾呼应。 而第五十回生动地刻画了玳安嫖妓的无赖恶霸嘴脸，这与他在第一百回接了西门庆的班，同样可能是作者为了前后呼应的平衡安排。 张竹坡亦指出：“却于此回特为玳安一描生面，特特为一百回对照也。”(张评本第五十回回评，第732页) 为了表现西门庆家庭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作者常常将具体的环境描写与抽象的概念阐释联系起来，以追求一种言外之意。 比如在景物描写时注重冷热的交替，整个故事起于春而讫于秋，这种季节循环中的冷热变换形成情调的反差，与西门庆家运盛衰的时刻配合也是一致的。 而且，“就如中国的传统思想模型里，人有旦夕祸福，正像热冷相互渗透，往往也是热中有冷，冷中有热。”(19) 张竹坡也指出《金瓶梅》“上半热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热”(张评本《金瓶梅读法·八三》，第47页)。 杨义先生分析《金瓶梅》阴阳“二元补衬”的结构说： “(一)'热中有冷，冷中有热’意味着冷热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蕴互涵、有所侧重的复合形态。因而(二)在它们的相互推移中，侧重的情调发生质变，但是在变的过程中必须顾及相互连接的榫头，使情调反差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对比鲜明，却了无痕迹。”(20) 如第一回中，先写玉皇庙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看到赵玄坛神像中的大老虎，引出景阳冈的虎害，再通过应伯爵之口引出武松打虎，最后引出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老虎这一意象在中间起到联结过渡的作用，难怪张竹坡惊叹：“'冷’、'热’相对两截文字，然却用一笋 (榫) 即串拢，痕迹俱无。所谓笋 (榫) 者，乃在玉皇庙玄坛座下一个虎，岂不奇绝!”(张评本第一回回评，第3页) 这无疑为故事结构形式增添了魅力，使得整部作品更具有节奏感和韵律感。 正是在阴阳对立的易学思想影响下，《金瓶梅》的作者以第四十九-五十回为中心，建成了小说的情节构架。 既能前后对比，又能前后照应，相互穿插，使得作品融为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整体。 不仅造就了作品的形式美，还对凸现作品的深层涵义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周人用卦象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二元普在的大千世界，用他们无所不包的符号系统，诠释了辩证哲学中矛盾无所不在的基本原理。 而《金瓶梅》又形象地诠释了这一思想。 三、“倚数”结撰——《周易》对《金瓶梅》叙事章法及人物结局的影响 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就形成了以数计量宇宙万物的观念，由直接经验的事物之计数，推衍到天象历数的演算，数字成为说明、认识客观世界的起点。 因而，在上古哲人的头脑中，数是头等重要的理念、方法。《周易》“参天两地而倚数……”而所倚之数，《系辞上》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周易》便是倚此“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作，以象数卜筮人事之吉凶。 《周易》之后，文学结撰的“倚数”以“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为基础，更扩大到倚用各种历数、礼数、方位、五行之数，特别是在汉代“天人感应”说的笼罩下，象数易学更是糅进了神学的内涵，由“天地之数”交合衍生出各种神秘的定数。  易经八卦邮票（小型张） 这些数字逐渐渗透进世人的知识、信仰的意识中，自然也进入到文学的构思和创作中，其在文学结撰中的意义，既有自然数之用，又有历史积淀的形而上的神秘象征作用。 《金瓶梅》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也自觉的模仿《周易》“倚数”思想，具有明确的“倚数”成文、因数定象原则。 首先，《金瓶梅》“倚数”谋篇布局。整部百回作品，可以每“十回”一个单元划分为十个单元，而在每个单元的第九、十回之间，其故事情节比前后部分要显得重要，往往具有某种预示意义。 浦安迪先生认为：“每十回中的第九、十回在布局结构中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小说的十回一单元可理解为是形成它整体结构的基本构件。”(21) 张锦池先生作了更为详细的分析： “《金瓶梅》，第一回是全书故事的发端，第一百回是全书故事的结穴，皆具寓意性。其他九十八回，逢'九’多属重要关目，要么是写本'十回’主体故事的基本结局，要么是含有对尔后情节发展或人物命运有预示意义的故事：逢'十’多属本'十回’主体故事的余波或下一个'十回’主体故事的开端，兼而写之形成'文字过峡’者尤多。这是作者的叙事板定大章法，也是一以贯串全书的核心大章法”。(22) 这种叙事布局自然是为了适应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但与“九”、“十”数字也存在着易学上的某种关联。 在《周易》中，“九”是老阳，筮法中逢“九”则阳爻变阴爻。 “十”在十进制的自然数列中也是一个极数，算术中逢十则变。 董仲舒认为:“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至十而止。”(23) 孔颖达疏《周易·屯》曰：“十者，数之极。”(24) 可见，在古人的观念中，九和十都被认为是要引起变化的数字。 在《金瓶梅》中，每一个十回的第九、十回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如第九回“西门庆偷娶潘金莲”，完成了潘金莲的第一阶段写照，第十回“是一段过接文字。妻妾玩赏，固是将上文诸事诸人一锁，然却又早过到瓶儿处也。”(张评本第十回回评，第155页)，引出了下一个十回主角李瓶儿； 第十九回“李瓶儿情感西门庆”，嫁入西门大院，第二十回“此上瓶儿传已顿住，此下乃放手写惠莲”(张评本第二十回回评，第298页)； 第二十九回“吴神仙冰鉴定终身”，预示了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乃一部大关键也……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张评本第二十九回回评，第432页)， 第三十回“蔡太师覃恩锡爵，西门庆生子加官”，开始转写西门庆走向他人生的辉煌顶点。等等。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影印本 不仅每十回一单元的第九、十回充满神秘玄机，而在每单元中间的第五回，其实也是一个关键所在。 它就像两次相对平静的低潮中间的高峰，“正是在这些表面平静的情景中孕育着一些最有意思的故事情节”，(25)引发人们情感上的变化。 如第五回武大郎被谋害，除掉了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眼前障碍； 第五十五回是西门庆上东京庆寿诞，认了蔡京干爷，仕途顺意； 第八十五回是潘金莲和陈经济乱伦堕胎，丑事败露。 这些章回都关系着整个故事的发展走向。这表明《金瓶梅》在叙事布局方面与数字“五”也有着密切关联。 在易学中，“五”居于阳数之中位，汉代时人们又将易数与“五行”观念结合起来，衍生出了所谓“生数”、“成数”等概念，而“五”是具有中点意义的重要数字，被称为生数之主，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同样，在《金瓶梅》中，每一个第五回在每一个“十回”单元中往往是此间段落中情节的高潮阶段，也被视为先前故事的承续及其后章节的肇始。 此外，《金瓶梅》也“倚数”结撰人物命运结局。 张竹坡认为，西门庆之死与数字“六”有着密切关联。 在《周易》中，“六”代表阴爻，也暗指女性。 《金瓶梅》中有两个六儿：潘六儿和王六儿。潘六儿即潘金莲。 张竹坡已在第七回中点出：“两六儿合而迷六儿者死，两阴不能当，两斧效立见也。”(张评本第七回回评，第113—114页) 他于三十三回又曰：“六者，阴数也。潘六儿与王六儿合成重阴之数，阳已全尽，安得不死？”(张评本第三十三回眉批，第503页) 这也预示着西门庆将在“三十三岁而去”。 待王三官前往东京去拜见六黄公公时，张竹坡又提示曰：“三去而六来，阳气尽矣，故西门死也。”(张评本第七十八回夹批，第1246页) 到了第七十九回，西门庆吃醉酒后与王六儿、潘金莲接连，两番恶战，在药力的激发下“灯尽油干肾水枯”，“到了正月二十一日”，“挨到巳牌时分”，“老阳之数，剥削已尽”(张评本第七十九回夹批，第1289页) 正如张竹坡所说：“王六儿、潘金莲有日一齐动手，西门死矣。”(张评本《金瓶梅读法·五一》，第42页)这也是作者有意以易数来表达对西门庆的否定。 四、卦象转化——《周易》对《金瓶梅》人物设置及情节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想注重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在《周易》中已初露端倪。 《泰卦·九三》即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整部《周易》的卦象爻位及其之卦、变卦，就都是在展示事物阴阳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的状态和规律。 周人言占筮结果便常常提到“遇某卦之某卦”，即由某卦变为另一卦。 这表明古人已用动态的观点来看待万事万物的存在，转化过程就是一个运动和变化的过程，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核心就是生死、盛衰、好坏、大小、福祸等概念的彼此沟通、转移的问题。 《金瓶梅》在设置人物时受到了《周易》卦象的影响。 如张竹坡便提到王杏庵的两个儿子王乾、王震的命名：“乾为三阳，乃伏羲卦中长子……震为二阳，乃伏羲卦中次子，俱用先天也。”(张评本第九十三回夹批，第1468页) 但《说卦传》曰：“乾，天也，故称乎父……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  书影 张竹坡的解释似乎并不合乎卦象之义。也有学者认为，小说中的李瓶儿与西门庆的名字当与井卦有关。(26) 更重要的是，《金瓶梅》作者借鉴了《周易》卦象转化——简单地说就是“贲—剥—复”卦——来结撰作品人物及情节发展。 小说第十六回，西门庆勾引李瓶儿，气死花子虚后，为迎娶李瓶儿，扩修房舍，改建园林，让主管贲四负责管工计帐。 房子花园建好后，西门庆正准备将李瓶儿娶过门的时候，又因杨戬倒台，他因属“亲党”而惶惶不可终日，无心顾及。 李瓶儿忍耐不住，又嫁了蒋竹山。蒋竹山猥琐无能，无法填补李瓶儿空虚的灵魂。 李瓶儿更把西门庆看做理想的男子汉，死心塌地地嫁给他。西门庆处理完杨戬“亲党”事件后，腾出手来，雇了流氓无赖痛打了蒋竹山一顿，又将李瓶儿夺娶了回来。 作者在这里捻出贲四这个人物，应是有其寓意的。 贲四本是为西门庆开解当铺的伙计，后任西门家主管, 地位日渐上升，经常在西门庆宴请众兄弟的时候就座，在后期正式成为十兄弟之一。 贲四，暗合《周易》贲卦六四：“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朱熹《周易本义》曰： “'皤’，白也。'马’，人所乘，人白则马亦白矣。四与初相贲者，乃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飞翰之疾也。然九三刚正，非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27) 学者多认为贲卦六四是描写远古社会的婚姻习俗，贲四的出现就是为了应合西门庆迎娶李瓶儿之意。 《周易·序卦传》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 花子虚、蒋竹山和李瓶儿无法相合，就要“受之以贲”，转使西门庆与李瓶儿结合。 《贲》卦辞曰：“亨，小利有攸往。”而贲四负责扩建完房子后，“西门庆自娶李瓶儿过门，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张评本第二十回，第313页)。 李瓶儿又给西门庆生了官哥，蔡太师赏赐给西门庆的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任命书也同时到达，生子升官，占尽人生两大乐事。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西门庆虽得到了暂时的欢乐和满足，但此际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及仆妇、丫环、孀妇、娼妓等，她们为邀宠得势，勾心斗角，丧失伦理、礼仪，无法刚柔兼济而和平相处，家反宅乱。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周易·序卦传》)。 “剥”即《易经》中之剥卦，其卦象是五阴在下，一阳在上，《彖》曰：“柔变刚也”，阴气盛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不利有攸往”。 于是，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家庭矛盾百出，潘金莲设计吓死官哥，李瓶儿染病思子，抑郁致死。 官哥之死，是西门庆家的不祥之兆。由此，西门庆开始走上了灭亡之路。 到第七十九回，西门庆已是“灯尽油干肾水枯”，“老阳之数，剥削已尽”(张评本第七十九回夹批，第1289页)。 西门庆死后，他一生所追求的财色也一并散去，此正如《剥卦·上九》中所谓：“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但中国人常说“剥极而复”，《周易·序卦传》曰：“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复》卦下震上坤，呈现一阳复生之象。《周易》中以“七”为少阳，主成功，故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春季生机萌动，即为少阳。 《金瓶梅》第一回中便已寓死而复生之意：“九月廿五日起头，九月十七日瓶儿死，自七至五，中余七日，七日来复之意。” 张竹坡批曰：“西门庆三十三岁，正月廿一日死。三十三老阳，廿一少阳。老变少，所以有孝哥也。”(张评本第一回夹批，第16页) 第三十三回写到了吴月娘小产，王六儿也初次登场，此回还通过应伯爵之口提到湖州商人何官儿，张竹坡认为“煞有深意”：“又月娘小产，必于王六儿将出之时……幸有一阳隐伏，犹可图来复之机。” “坤尽为复，复之一阳，必须静以保之方可。” “何官人乃爱姐结果之所。”(张评本第三十三回回评、夹批，第492、503、494页) 他在第七十八回又曰：“又六为老阴，阴极变阳，犹小人败，而君子将进也。”(张评本第七十八回夹批，第1246页) 因而作者又推出了爱姐和孝哥以消解冤孽，“一化孝哥，幸而硕果犹存，亦见天命民懿不以恶人而灭绝也。……二十一又是阳数，合三十三又见阳明兴，而阴晦除，君子进，而小人死矣。”(张评本第七十九回夹批，第1289页) “《金瓶梅》是部改过的书，观其以爱姐结便知。”(张评本《金瓶梅读法·七十八》，第45页) “爱姐与孝哥得同结一百回内，以此一句，盖皆是复卦也。”(张评本第九十八回夹批，第1545页) 小说中西门庆剥削已尽，纵欲丧身之后，爱姐和孝哥两人解除冤孽，一元复始。 在第一百回，西门庆托生为京城富人沈通次子，取名沈钺，潘金莲投胎到京城黎家为女，李瓶儿投胎为京都袁指挥之女，其余众人也都完成来世再生，因果轮回，万象更新。 由此观之，《金瓶梅》的作者以《周易》卦象及其转化思想来设置人物、勾勒情节，对于预示人物的命运结局，揭示人物形象内涵，并借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意义具有独到而重要的作用。 结 语 《金瓶梅》作为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也是独具民族风格而又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学典范。 它在创作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突出的成就，若溯其渊源，应是远承中国古代悠久神秘、充满玄机的易学之道，又吸取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创作经验，在主题命意、情节结构、人物设置、叙事笔法等方面皆有《易》理可循，以追求作品内部的体系和谐，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效果。 这大大拓展了作品的深层涵义，也使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貌，尽管其中有诸多粗疏之处，但奠定了世情小说发展的基础，并对其后的《红楼梦》、《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续金瓶梅》及一些艳情小说的创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承上启下之功，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线装本 注释 （1）[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2页。 （2）[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第四“文章”第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1页。 （3）[清]叶燮《与友人论文书》，王镇远等编选《清代文论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68页。 （4）[明]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等校点《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二版)》，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下引该书，只随文标注书名(简称张评本)、回数、页码。 （5）李民、王健译注《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6、125页。 （6）[春秋]左丘明撰，何宗旺译《左传》，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下引该书，只随文标注页码。 （7）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页。 （8）[清]王先谦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26页。 （9）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88页。 （10）[三国]诸葛亮《诸葛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6页。 （11）[宋]胡瑗《周易口义》，载《四库全书荟要》，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年，第75-76页。 （12）[明]兰陵笑笑生著，白维国、卜键校注《金瓶梅词话校注》，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1、2页。 （13）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3页。 （14）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95页。 （15）[明]兰陵笑笑生著，白维国、卜键校注《金瓶梅词话校注》，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909、1725页。 （16）[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490页。 （17）[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出版社北京大学，1995年，第95页。 （18）[美]浦安迪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6年，第61页。 （19）[美]浦安迪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20）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21）[美]浦安迪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60-61页。 （22）张锦池《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载《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 （23）[汉]董仲舒著，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46页。 （24）[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25）[美]浦安迪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26）刘洪强《〈周易·井卦〉与〈井底引银瓶〉之关系探微——兼论〈周易·井卦〉对〈金瓶梅〉人物命名的影响》，载《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3期。 （27）[宋]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82页。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周易研究》，2013，第6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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