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崖上的中国风情画卷——大足石刻

道就是爱 2022-06-13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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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崖上的中国风情画卷——大足石刻

说到中国古代的风土人情，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清明上河图》。而在中国西南一隅的山崖上、洞窟中，也有无数用刀凿錾刻而成的中国风情画卷，那就是——大足石刻。

由大足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等75处石窟群构成的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有《清明上河图》里的人间烟火气，更有“三千诸佛云中现，玲珑楼殿凿岩开”的极乐神仙境。

迄今发现最早的大足石刻造像，镌刻于唐永徽年间，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北山石窟造像群，始建于公元892年。相传：昌州刺史韦君靖为求“神力”护佑苍生，特地捐建了毗沙门天王等造像。也许是大足人更相信和平只能自己创造的道理，也许是他们骨子里的创新精神所致。在镌刻这尊造像时，工匠们不再简单模仿，而是给这尊西方的神，赋予了更多的中国人元素。他们把天王的身材相貌变成了敦实壮硕的中国大汉形象，把西域胡人的三叶冠，变成了高方冠，连铠甲也由西域条形甲，变成了中国唐代典型的山纹甲。

由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玉印观音、日月观音、如意珠观音和数珠手观音组成的转轮经藏窟，被公认为“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这些造像体态婀娜、衣冠玲珑、容颜娇美、气度娴雅。漫步其间，仿佛步入了“美神的天堂”。

“择一事，终一身”是中国工匠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足人赵智凤用70年的时间，在宝顶山的一道马蹄形山谷里凿造佛像近万尊，建成了一座举世罕见的大型石窟道场。观者置身于这场大型法会中，或与诸天神佛相望，或与世间冷暖相知。这，正是这位一代高僧终其一生谋划营造的愿景。

大足人是包容而开放的。这样的精神体现在石篆山、石门山、南山、妙高山等地的造像中。他们给予了儒、释、道三教的圣人贤者崇高的地位，甚至将三教的代表人物融入在一龛石窟之中。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在一龛龛美的石刻间舒展，形成了一道人类文明复建的历史长廊。

1980年4月，日本知名学者石川一成在参观多元文化兼容相生的大足石刻后由衷感慨：“看到中华民族囊括外来文化的能力和创造才能，不禁使我目瞪口呆。”

1986年1月31日，邓小平同志来到大足宝顶山。他看到《父母恩重经》时，一连三赞“中国的了，中国的了，中国的了”。

1999年冬天，第二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给予了大足石刻三条评语。一是：大足石刻是人类天才的艺术杰作，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二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密宗，与中国的道教和孔子儒家在大足石刻造像中三教合一，首次形成了影响很大的三教和睦相处的现象；三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兼收并蓄的现象，在大足石刻这一特殊的艺术遗产中得到了具体而形象的表现。

千百年前，那些在大足的悬崖绝壁间雕刻时光的能工巧匠们，并没有想到，他们的作品会在悠悠岁月之后，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世界的共同遗产。

世遗保护的中国智慧：

让卧佛不再“流泪”，观音展焕新颜

大足石刻是不幸的！

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时刻遭受着风霜雪雨的浸蚀。特别是南宋战乱与元季兵燹之后，这些人类天才的艺术杰作，便悄然湮没于历史的荒径中。

大足石刻又是特别幸运的！

1940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踏遍蜀中山水，拨开荆棘荒草，拍下了200多张原始状态下的大足石刻照片。几年之后，梁思成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远东社会与文化”研讨会上，用这些照片向世界展示藏在中国西南的这一石刻瑰宝。

幸运之神真正降临大足石刻的日子，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1950年，成渝铁路建设之初，邓小平亲自调兵遣将对铁路沿线的文物展开全面调查。张新在考察了大足石刻后，提出了修建北山长廊、成立保护机构等具体建议。

邓之金和郭相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石刻保护者之一。他们亲眼见证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从无到有，从单一的守护，到全方位保护，再到法律法规健全、保护体系完善的全过程。

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既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黄克忠从1960年代起就潜心于卧佛渗水的治理。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他和燕学峰等几代文保人尝尽了失败的况味。最终才渐渐从冰冷的石头里听到了血脉的流动，感受到了生命的气息。

他们把石刻及山崖当成有机的生命体，以治病的理念，探索出治理卧佛“流泪”的成功经验。为世界的石刻治水，提供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