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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春节过后，总复习开始了，一个多月后毕业考试，考试后分科（文科、理科）复习。分科后填报志愿。这是每个人人生一次前程的抉择，事业的选择。为了这一问题，我曾考虑了好多，并与我的同桌闫虎杰同学（韩城东庄人、为人宽厚、热心助人、善于钻研、做事谨慎，后考入西安外院，先在宝鸡工作，后调入陕西公安厅，退休前系公安厅六处处长）多次探讨过：如果学理，将来就是搞经济建设，职业就是当工程师、教师、研究员等，去向就是工厂、学校、研究单位等；如果学文，那就学法，学法就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有前途。但又一想，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都不存在了，都被消灭了，那又对谁专政呢？看来这一专业没有前途。思来想去，最后选择了学理。虽然这样，但过了一年后，还是心有不甘，在弟弟报志愿时，我建议他报考法律专业，最终如愿以偿。我之所以有这些既理想，又天真的想法，都离不开当时的教育环境影响与熏陶。当时的课业知识给学生储备了有理想、有抱负的因素，特别是社会大课堂的教育形影不离，像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想的宣传不绝于耳，“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阶级斗争要常抓不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做党的训服工具”、“甘做党的老黄牛”、“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等这些口号、标语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都有。这与今天市场经济下的广告可以相提并论。在具体填报志愿前，党俊鸿校长曾与我谈过一次话，他说：“上边分来几个机密专业指标，有地球物理专业，还有原子化学专业，只能给党员及要求进步的青年团员报考，你可以填报其中一个专业，自己考虑一下……。”这一番谈话，对我有所鼓舞，但又考虑自己后期课程学的不是很理想，加之当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听力、视力都很差，特别是血压，三次测量都是140mmhg以上。虽然如此，但我还是不想错过机会，既报了工科院校哈工大，又报了理科院校（西安师院及其分院），还报了两个别的专科。其所以报专科，是考虑到为家庭减轻负担。因为当时家庭经济还是比较困难的，两个壮劳力在上高中，只有年迈的伯父一人在劳动，母亲常年患有肺结核疾病，需要治疗、服药。这些问题经常萦绕于我的心头，一下子难以消除，我必须面对。分科复习一个月左右，大约是7月中旬，我们终于进入高考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考，不像七十年代以后，考场都设在本县县城，不需要跑很远的路这么方便。那时考生少，渭南地区十几个县，只设了两个考点。按规定，韩、合等县的考生要在大荔集中考试。要说远，也没有多远，但交通极其不便。当时韩城车站是渭南地区管理的。车站在韩城南关一个小院内，每天只有一辆卡车，定时开往渭南一次。公路都是凹凸不平的土路。而我们考生将近三百人，运送就是一个难题。于是我们班一部分同学，提前一天乘坐了一辆邮车前往。而我们从早晨七点乘车出发，直至夕阳落下西山才到达。原因是车开到路井北，正当中午时发生故障。我们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田野待了几个小时，直至下午四点许，才由大荔调来了一辆卡车，将我们送到考点。虽然只有百余里，但到大荔中学已近黄昏。对于我来说，这一路简直是活受罪。我身体虚弱，从韩城发车不久，因车厢内闷热，又不透气，就开始晕车，呕吐不止，车越颠簸，呕吐越厉害，多亏了我的同桌闫虎杰同学，他让我一直躺在他的腿上，少受了一些罪。三天的高考总算坚持下来了，至于成绩如何，很难确定，只能听天由命了。高考结束后，我们象中考生一行几十人，因种种原因，步行返里。当天行程120华里，夜宿母校合阳中学。一整天马不停蹄，未曾休息，亦未曾进食，国营食堂下午六点前就下班关门了。不得已，我把合中熟悉的党增田老师叫醒，让他唤醒了大灶炊事班的班长，抬来了一大框馍，这才解决了饥肠辘辘的问题。第二天天亮，大家起程返里。我用了六个多小时，大约上午十点多回到家里，而其他同学，最迟可能要到下午五、六点左右才能到家。因为合阳到韩城最少110里，这些同学有的是城区的，有的不是城区的，离城还很远。接下来就是等待，一个暑假的漫长等待。等待是痛苦的，也是充满希望的。大概在8月下旬的一天，我高兴的接到了西安师院绥德分院的录取通知书，专业数学。这是我人生幸福的事，也是全家幸福的事。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总算有了收获。我想若果把时间真正用在学习上，顾惜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至于两次患病，尤其是高考前半年的那场疾病，也许高考成绩更好、更优异，上的就是另一所大学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庆幸自己被录取了，实现了大学梦想。王忠科，合阳人，高级教师，爱好文学，发表作品有《我的伯父》《怀念母亲》《志德叔父》等，《往事夕拾》是他的一部纪实性回忆录，现已退休，生活于渭水之滨 总编：夏春晓 副总编：田小勇 顾问：张仕德 主编：李跃峰 编辑：张爱玲 高华丽 杨荔佳 小说编审：田小勇
散文编审：常盈 杨发兴
诗歌编审：官华 高明 主办单位：大荔县作家协会 杨坚故里，美丽大荔。 原创高地，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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