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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思雷蒙德·威廉斯的现代技术实践观 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2年第06期【专家特稿】栏目，全文可在“知网”或“超星”下载。欢迎学术公众号转载，请在本文下方留言，我们会及时授权。 摘要：作为英国新左派思想家的代表，雷蒙德·威廉斯在对当代传播技术的深入考察中，逐渐构建了其技术实践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内生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并非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技术作为一种交往形式，可以塑造人的存在方式；技术通过传播人们的文化经验，进而形成共同文化以推动社会进步。虽然威廉斯尝试将技术批判理论从技术本体论转向技术实践论视阈，极大地促进了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但是因其基于相对主观经验的立场，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又有些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初衷，这无形地削弱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简介：薛稷，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涉及了人们的生活状况、生态环境、内心世界等领域，这极大地改变了当下世界，并为当下世界创造出了多种的可能性。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现代传播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加速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它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无形中加强了科学技术对人的控制。人类世界虽然表现出更多的富足与文明，但是人类也逐渐滋生出更大的束缚感与危机感。科学技术带来的这种“二律背反”现象引起了人们自觉的反思与批判。其中，英国新左派著名思想家雷蒙德·威廉斯（以下简称威廉斯）基于传播技术批判的理论具有独特的思想气质与思维逻辑，非常值得我们加以关注。本文拟基于《电视：技术与社会形式》对其加以解读。  01 技术内源于社会实践的需要 现代技术在当今社会的重要作用促使人们不得不进一步探求科学技术的意蕴，进而生成两种重要的技术思想：技术决定论与技术症状论。在分析、思考、批判这两种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威廉斯深入探究技术的实质，指出技术作为一种实用的方法内在地生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当中。 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决定了现代社会的存在及其形式，社会的发展最终是由技术来做主，技术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圭臬。因而，技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能够改变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所以“'我们’要适应它，因为它是新的现代方式”。即人们必须要尽力去适应技术的要求与变化，随着技术的指挥棒而翩翩起舞。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现代技术的加速增长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人们已经不会也不可能去反抗技术。对此，威廉斯指出，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在现代社会逐渐转化为一种“工业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强调工业主义的绝对性，将工业视为判断一切社会活动与发展进步的标尺。在这种论调下，技术决定论已经成为一种技术评价论，一种技术认识论，并据此大幅度提升了现代技术的地位与功能。 技术症状论则是另外一种技术评价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只是人们意志的一种表征与附属物，可有可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应该是人们的意志与价值观念，认为技术不具有独立的价值，而是人创造出来的，技术的价值“取决于特定时期的人所持有的价值观和目标”。技术症状论对于现代传媒技术也偏重于持一种轻视的态度，有时忽略了这种技术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威廉斯认为，在技术症状论的视野中，电视这种新的传播技术手段仅仅作为生活世界的末端产品，电视的使用决定于社会秩序与任性，而“这些社会秩序与人性，又另由其他因素决定”。这样，他便创造性地将现代科技置于现代社会的边缘地带，并考察其功用和对社会的影响。 在综合分析技术决定论与技术症状论的基础上，威廉斯认识到这两种观点所蕴含的内在缺陷，即将技术的生成与功能和整个社会情境剥离开来，将技术更加抽象化与片面化，并视为一种自我生成的存在形式，并进而只是考察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与标准，从而忽视科学技术生成与运用的社会整体性效果。这种思维方式只是就技术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谈论技术功能，因而它是拘囿于技术本身的逻辑之中而看不到技术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即是用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科技存在。对此，威廉斯认为，这种将科技从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的技术观，既歪曲了社会的实质，又偏离了技术的意蕴，因而不能正确说明科技的真正功用和价值。因此，由于二者将技术从社会实践中抽离出去而不能正确地把握技术生成过程，所以技术决定论与技术症状论由此而滋生出一些理论上的谬误。对此，威廉斯指出，科学技术不能外在人类的现实实践当中，而应当成为人们的实践能力、实践意愿与实践组织共同发展的产物，即科学技术内在生成于社会实践之中。为了进一步阐明这种观点，威廉斯深度考察了“电视”这一现代传播技术的生成过程，揭示了电视的出现与社会实践的内在一致性。 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是社会体制与科学技术共同发展的产物，电视的出现与使用是各种社会因素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电视技术独立发展的产物，因而威廉斯指出，“电视，正是这一切条件完满之后所结出的果实。”电视这种新兴传播技术的问世、应用与不断改进，并不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而是整个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一是工业生产导致劳动技术的改良以及电力技术的使用为电视的发明提供了前期的技术支持；二是随着报纸、电报以及印刷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心理需要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对于一种新形式的传播技术就不免有了更高的心理需求，即大众需要某种可能的科学技术形式来加以满足，这为电视的发明预设了心理准备；三是社会的组织系统与调节系统的许可，即能为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组织体系接纳，并成为有利于它们良性运行的工具甚至载体，而电视的出现对资本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更快速有序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因此就得到社会制度的默许支持。威廉斯以充分的历史事实与前瞻的科学判断论证了其技术理论，即现代技术内源于现代社会实践的需要。 基于此，威廉斯认为，技术决定论恰恰犯了这种形式的错误。这是因为，考察现代社会的某一现象，不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与历史内涵，不能将某一科学技术形式的出现视为独立抽象的过程。然而，与此相反，技术决定论则将技术同社会历史条件割裂开来，从而过分拔高了技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将这种作用独立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从而看不到技术发展的社会内涵。因此，在批判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威廉斯将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力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语境中考察电视发展的全面性，即包括电视的发展原因、运作体制、运行形式及其发展后果等环节的整体性过程。在此基础上，威廉斯进一步指出，作为当代技术形式的电视发挥作用的原因不在于其自身，而是“依据的是有关社会中现存的政治安排和经济安排”。这种政治和经济安排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不懈探索现代科学技术论域尤其是电视这一现代传播技术形式的过程中，威廉斯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明确指出技术决定论与技术症状论的认识论本质，创造性地将其提升到技术实践论的高度，从社会实践的内在需求来考察电视技术的发展与功能反应，进而揭示出现代传播技术的本质内涵。 02 技术塑造人的存在方式 在反思技术的影响力与借鉴相关技术功能理论的基础上，威廉斯深刻分析了现代技术的运行方式与影响后，发人深省地指出：现代技术塑造了现代人的存在方式与实践方式。当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时，人的存在状态就是人们的实践方式与存在样态。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源于人类实践的需要。在现代社会，现代科技在满足人们多种需求的同时，也对人们的存在形式、存在样态以及心理状况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此，弗洛姆认为，“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这里，以电视为例进行分析。 电视作为现代传播技术必然会影响人们的存在。这种影响体现为，电视通过各种社会信息的传播与交流，会影响人们的实践方式与存在状态，即电视能够“造成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这种关系改变的背后，实际上是现代人存在形式与实践方式的变迁与存在样式的转化。因此，人们的存在方式依赖于对社会环境的不断适应和实践。而这种对社会实践模式的适应与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为此，威廉斯肯定了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社会存在方式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尤其是现代传播技术对于社会存在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人们总是在信息的交流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并受到现代传播体系的影响。在电视这种现代媒介主导作用下，人的存在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考察电视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影响的过程中，威廉斯深入反思了现代技术媒介在改变社会结构过程中对于人存在方式的决定性功能。 在马克思技术思想的启发与指引下，威廉斯将科学技术与人的意志与期望联系起来，针对当时传播学理论中的“拉斯韦尔模式”，威廉斯认为，这种模式只是关注“是谁，通过什么方式，向谁，说了什么，有什么效果”，而没有看到传播背后的意向问题，“遗漏了'意向’，因此也就遗漏了全部真实的社会文化过程。”然而，这种“意向”是科学技术发明与应用的重要社会历史背景；只有在这种意向明确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说明科技的本质，“这个观点也不只是把科技看成是'表征’，它认为人心中有所期望与作为，厘定有社会的目标，在逼近这些目标时，科技不但不是只据有边陲的角色，它其实是站在核心地位的。”由此，他将技术发展与人的心理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人与技术、人与人以及人与内部心理状态的互动关系视角来探究技术的本质与功能，并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传播技术既塑造了人们的感性认知，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并同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进而达到改变并塑造了我们存在方式。威廉斯深刻地认识到现代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复合化的存在样态，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是流动性表征，即现代人是一种流动中的存在方式，不再固守于那一种既有的存在形式；二是家庭性特点，即人们更渴望获得家庭内部的私密性而获得认同。对这种社会现象，威廉斯创造了“流动的藏私”的概念。 通过“流动的私藏”这一术语，威廉斯指出了人们存在的欲求，即在个人隐私性与社会公共性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追求独立于外部社会（追求隐私），渴望有私可藏的生活，却不得不随时注意社会情势之变化的现象（保持弹性与流动），适时趋福避祸。这种隐蔽又流动的生活形态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文化认同的对象。”这两种趋势体现出现代人存在的矛盾性，也昭示了人们对于公共性与私人性方面所遭遇的两难选择。要解决这种两难性，就必须得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才能使人们的存在方式弥合起来，成为一种较为和谐的存在样式。为此，威廉斯明确指出，现代传播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技术，恰好能够适当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电视相对于其他科学技术形式，具有一种明显的优势——电视通过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连接起来，来同时满足人们的私人需求与公共需要，由此改变了人们的感知方式与存在样态。不仅如此，电视、电影等现代传播技术在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的同时，还会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塑造人们新的生活理念，逐渐改变人们的存在心态，在传播过程中信息传送“可能会对人们的活动与信念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技术塑造人的存在方式的观点是基于技术交往论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在威廉斯看来，电视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既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又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形式。威廉斯强调现代技术对人们交往关系的重要影响，但他更强调要直接将科学技术视为一种交往形式，这不但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这种技术交往形式直接塑造着人们的存在方式——“工业进程与民主及其互动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在威廉斯看来，现代传播技术的运行过程，也就是人们日渐趋同的生活意义与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人们的存在方式的塑造过程。 03 技术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 现代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及其未来方向，存在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两种理论倾向。前者认为现代技术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发展与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人们的自由程度，“信息及其技术体现总体上是解放人、增加人的选择，而不是减少了人的选择。”，人们的选择越多，越能实现人的进步，所以技术的进步增强了人们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使得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大自由度的发展。这种观点甚至有时会认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主体，即工人阶级也是技术发展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我们前往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而后者则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非但没有带来人类的解放，反倒更加深了人的“异化”，资本借助于科技对人的控制愈加严重，各种无形的手愈加将我们束缚。 针对以上两种观点，威廉斯认为有关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效果作用，其实兼具解放与控制的双重属性；我们既要全面辩证地看待，又必须抓住主要方面；不能绝对肯定一点而否定另一点，要抓住主要矛盾，肯定现代科学技术的主要功能。 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发生变化，尤其是现代技术及其应用更加推动现代社会的成型；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有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子。在威廉斯看来，在现代化形成的过程中，现代传播技术发挥了自身重要的积极作用。当然，他也认识到，现代传播技术的负面效应，即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有意或无意地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削弱人民大众的反抗意识等。经过对电视、无线广播、广告传媒等现代传播技术形式的探究，威廉斯发现，现代社会所谓的“大众传播”其实就是“对大众的传播”，而不是以社会大众为主体的传播，其中真相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包装与歪曲对社会大众进行单向传输，试图控制民众的思想意识，同一化其行为状态，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秩序。威廉斯认为，现代电视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其本身是为了维护现实的统治秩序，就此而言，现代传播技术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运用的意识形态载体与工具来阻碍民众反抗意识的形成，这非常不利于人民大众的解放进程。 在此基础上，威廉斯进一步将传播体制分为四类：威权体制、家长体制、商业体制和民主体制。前三种都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利益，只有民主体制才能实现传播的积极功能。他认为现代传播具有解放的功能，电视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形式更是如此，因为电视由于具有“流动的私藏”的特点而能够更加有力地进入并影响人们的共同行为与私人行为。但是威廉斯也指出，电视的这种积极影响具有局限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由于少数人控制着大众传播体制，因而这使得电视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工具。因此，只有改造传播体制，才有可能充分实现现代传播的积极潜能。 较之于负面影响所带来消极态势，威廉斯认为，现代传播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应当成为主导。我们必须首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推动社会主义的进程以实现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为此，在批判技术乐观论与技术悲观论的基础上，威廉斯清晰阐述了其对科学技术社会进步动力论认同的积极观点。他认为，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都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本质是技术本体论，即过分注重于技术本身的效应来判断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并没有从社会主体的视角，即文化经验共享的维度来看待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功能。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垄断了文化资源的传播，使得民众的文化内涵及其形式处于主导文化的强势压制之下，因而得不到有效的广泛传播与接受。电视对于大众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其普遍性更能够促进社会大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尤其对于缺少传播资源的社会底层民众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原来那些缺乏机会进入社会各种信息场所的人，或不能拥有其他社会传播资源的人们更加欢迎电视这种传播形式”。人民群众欢迎能够亲身参与的传播形式与传播制度，因此，发展现代传播技术，改善现代传播制度，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用先进的传播手段将自身的文化经验制造、表达并传播出去，“正是通过这些传播的制度，关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社会的现实才得以形成并被解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听到社会大众的声音，即现代传播技术与传播制度应该承载表述并融合我们的共同经验，从而形成政治效果明显的反抗文化，来争取文化平权和身份平等的地位。在共同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意义的创造与共享是关键，通过现代传播技术的中介作用，各种文化主体都能动态地将自身的文化经历与人生经验传播开来，形成广泛生动的文化交流，产生出新型民主的文化形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因此，作为文化有效沟通传播不可或缺的现代传播技术，就变为促成“共同文化”产生的关键载体，肩负着促进文化平等、大众身份认可、传播方式灵活以及人类解放的重任。 面对现代传播手段与传播运行体制，威廉斯指出，作为当下的传播模式，电视能够突破地域性的传播范围，有利于促进民主的进程。通过电视传播技术的推动，促使大众认识现代传播的本质，以此来完善民主进程，社会民众应该借助于深入认识现代传播手段的本质来推动并促进民主的实现。在认识传播功能的基础上，威廉斯进一步将共同文化与社会主义实现完美地结合起来，并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播技术将是达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现代文化与现代传播技术的推广发展，就不可能形成对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真正的认识与把握，就不会形成真正的人的全面交往关系，也就不会形成“共同文化”，从而不会塑造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因此，“传播不仅仅是传送，而且还是接受与反应。”传播过程不能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一个传播与接受共同作用的辩证过程，要把民众的接受与反应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通过民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来获取真实的信息。在威廉斯看来，现代媒介应该激励社会大众去主动接受传播信息并对这些信息作出积极反应，从而提升自身的认知能力与审美水平。唯有如此，才能发挥现代传播技术的积极功能，才能使得电视传播成为推进人类进步的工具。 综上，威廉斯深度剖析了技术悲观论与技术乐观论的理性主义内涵，将现代传播技术从外在的理性主义形式转向为内在的经验交往形式，在揭示现代传播技术负面影响的同时，从促进人们文化经验交流与共享的视角来看待其功能和隐形价值，从而肯定了现代传播技术及其系统对促进共同文化形成将会产生的积极作用，最终高度肯定了其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04 结语 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产生着重大影响。技术决定论、技术症状论、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等观点显示了科学技术理论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又表现出科学技术问题的巨大张力。 威廉斯在充分反思科学技术问题的基础上，对现代传播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技术发展的产物，电视的出现及其功能分析不能仅仅抽象为一种技术现象，必须放置于整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理解。不但如此，威廉斯还揭示了电视传播体制表面民主化、大众化背后的“秘密”，虽然“电视讨论和民意调查代替了一般性的讨论和投票”，但是其不能真正地代表人民的声音，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是资本的游戏，是一种“本质上的独裁主义”。这种理论方法的基础就是威廉斯逐步形成的具备自身特色的科学技术实践论思想，这为科学技术理论的多元画面增添了另一道绚丽的色彩，显示出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此，哈贝马斯认为，“威廉斯的交往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早先以文化批评为特征、由受过教育的市民组成的文学公共领域向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操纵的领域的转型过程。威廉斯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这种意义就是在研究现代传播技术的过程中，注重大众文化的普通性与可塑性，将科学技术与人的主观意向、文化经验、交往关系以及社会实践内在地紧密结合起来，从人的存在方式与生活状态层面入手，去观察现代传播技术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而避免了之前技术本体论思维的局隅于困扰，进而转向到一种技术实践论的领域，大大推进了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的深度与广度。 在这种技术实践论的基础上，威廉斯将电视理论与民主进步内在连接起来，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传统精英主义的关于电视功能的悲观主义情绪，揭示了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播技术与传播模式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机制，因此，“威廉斯在诸种传播结构和民主理论之间创造了一种卓有成效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较为深刻地阐明了现代传播机制与民主机制之间的张力。通过现代传播机构与民主之间的辩证法，威廉斯揭示了电视在促进民主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并以此指出了电视霸权之下的革命潜能，资本霸权“从来控制不了电视传播活动的全部。电视活动在控制于压力之下，总有转换与反抗的空间”。这种反抗与转换可以成为反抗资本霸权的力量，电视可以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工具，这种观点推进了人们对电视及其传播功能的进一步认知，进而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  威廉斯揭示出电视背后的资本逻辑，即电视活动的背后是资本追求的商业利润。电视传播背后的最终决定力量就是资本的力量与逻辑——电视是资本主义获取经济利益与政治统治的工具。这种理论视野使得威廉斯“能够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发展成为对霸权和具有破裂形式的意识的研究。他论述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范围之广，人们对此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将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分析与批判与对电视受众的经验模式的分析较为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深化了电视理论研究的内涵，也丰富了电视理论研究的维度，为科学实践论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维度；同时，这也大大推进了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传播技术必然会受到资本逻辑的强力控制，成为资本增殖与统治的有效手段，成为加在广大民众身上新的“枷锁”；尽管电视传播具有解放的潜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人们仍寻找不到一条合适的“道路”来实现自身能力的展示。在科学技术获得自由之前，其促进自由与解放的功能仍然是有局限的、有缺陷的，不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便不能实现科学技术的解放，也就不能真正发挥其历史推动力的功能。为此，威廉斯一直主张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尤其主张通过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以推动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传播变成一门渗透大众心灵、在大众的心灵中留下深刻影响的科学……任何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一种共同体理论。”如何通过电视传播理论的发展去改变资本主义传媒霸权的控制，“不管是针对文化、教育、电视还是其他传播形式的现状，威廉斯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对于认知电视传播体制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但是在实践层面却缺少现实性力量，因为在现实政治中，“没有根本性动力来源的改革方案只是纸上谈兵。 综上可见，威廉斯的科学技术实践批判观基于现代传播技术批判的技术实践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仅仅凭着经验的传播与交流、共同文化的形成来看待现代传播技术的积极影响，将其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推动力量，从而忽视了现实的主体力量，无疑是一种主观、片面的一厢情愿而已，他的这种“乌托邦设想”正在渐渐远离偏离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引的科学方向，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所警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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