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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人总是有缺陷的。 王允个性鲜明，性子刚强，难得妥协，在与董卓抗争时，因形势所逼，加之刺杀小组一班人不时提醒和规劝，他尚能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表面迎合，随着胜利的到来，对手的消亡，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压制，他那股深入骨髓的倔强本性逐渐放大，变得刚愎自用、狂妄自大起来。 王允曾经高傲地说过：“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在我的手下，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他开始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每当群臣议事，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而是正襟危坐，满脸严肃。 慢慢地，群臣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有一天，王允主持议事，蔡邕就坐在他身边。 议着议着，不知怎么说到了董卓。 蔡邕想起自己与董卓的交集，不禁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 王允勃然大怒，严厉指责蔡邕说：“董卓是国家的罪人，祸国殃民，几近亡国，不可饶恕。你身为天子臣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出发，共同声讨国贼。不想你只念及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竟然忘记了操守。现在上天终于诛杀了罪人，你却为他感到痛惜，这不是与董卓同一鼻孔出气吗？” 说完，不容分辩，喝令将蔡邕押至廷尉问罪。 蔡邕有口难辩，只得自认有罪，上书道歉，说：“我曾与董卓为伍，确实不忠。但这君臣大义，我经常在听，时常在说，怎么可能背叛国家而袒护董卓呢？我宁愿承受脸上刺字、截断双脚的酷刑，只求苟全性命，继续修编汉史，完成未竟事业。” 朝中大臣都十分同情蔡邕，设法营救，都没成功。
太尉马日磾专程前往王允家，替蔡邕求情，说：“伯喈（蔡邕字）是难得的旷世奇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若论对本朝故事的了解程度，无人能及。是不是给他个机会？让他继续编写史书，完成后必是经典啊。况且，伯喈忠诚孝顺的名声人人皆知，获罪也无实质性的理由，杀了他，恐怕有失众望，人心难服啊！” 王允根本不听劝告，反驳马日磾说：“先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反让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事衰微，政权不稳，绝不能给蔡邕机会，让他这种奸邪谄媚的人在幼主身边写文章。这既不能增益圣上的仁德，也会让我们遭到毁谤和议论。” 马日磾再三求情，王允坚决不同意，只好无奈告退。 他感慨万千，埋怨说：“王允的作法真是不行啊。有道德操守的人，是国家的纲纪，写作，是国家的典籍。废弃了纲纪和典籍，还能维持多久呢？” 可怜一代文豪，汉代最后一位辞赋大家，就这样冤死狱中。
文武百官和士大夫都对蔡邕的死议论纷纷，无不怅然垂泪。 著名经学家郑玄听闻蔡邕的死讯后，叹息说：“汉朝的事，谁来考定啊！” 兖州、陈留郡间都画蔡邕的像悬挂，以此纪念他。 刺杀小组另一名成员士孙瑞，拒不接受汉献帝封赏，算是对王允无声的抗议。 后来，王允也觉得蔡邕罪不至死，后悔莫及。 但群臣的心，已渐行渐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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