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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城堡，中间地带 海子的自杀，与他生活、往返的两个地区（现用区域为好）有关：一面是单调乏味的小镇，旧时依馆驿，新附院校，京畿郊外，后来这些地区都成为“北漂者”的聚居地，有称数十万人之“睡城”。死灰、单调，为主要的气氛，而且“漏水”（海子《在昌平的孤独》：“孤独是一只鱼筐”），充满了水火辩证法，与孤独一般，都“不可言说”（海子语），或又都是由于公共生活的乐趣，已全部萎缩为家庭私密和不同类型的交头接耳形成的，没有真正值得谈论的东西。生活重复，空虚，日日泥于具体、晦涩，颓唐，依靠希望和想象，耗着青春，低语生怯色，只能叹息于忙乱的美和稍纵即逝的幻想，又沦落于无止境的下坠和不计后果的冲动，犹如煤怨（见海子《煤堆》）。 而在“梦马祖国”（于今日一言中谶）的首都，这座他上过大学，有许多朋友的城市，却是不乏“升迁”机会（此句引误读甚多，指涉都市功能性的冲突，官僚私心为之惑，海子何以惑，今日症状，庶几可为直接证据），精神酬和、扭曲着，也非得认真的文化中心，建筑冲突，模仿成性，大胆妄为，充满了幻觉。这权力、儒墨作的城池，随处可摭拾复杂的身世与哀怨牢骚不断的平民，遗老政客萃处，邪恶温浪共谋，小人君子谈笑风生，均能绝地天通。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文林艺苑，即便名流宿将，也还逢源串通，南来北去，都客气得很，城府却深。哪怕一介的士司机，也可导你至风光高处，若一句不对，惹怒了便干脆搞残你（文人话拿大后被打瘸也的确发生过）。弄堂、茶肆，全为风沙残雪灌满，转弯抹角处，都能见盛京沟渠，城廓墙界，还有那些为温带大陆季风性气候渐退梳妆的女性容止、美貌，涮锅糖葫芦似的，习以为常……到处是又忙又累的脸、成功的逃税者、暧昧的中产阶级、巫医喇嘛、冠冕堂皇的保守主义、涉猎上流社会的拙劣举止、暴发户与混混都能群处。正是这些丛生的官僚、人民，演绎了各种生存的手段，时代的宠儿，催生权贵，有权贵，则有上达，遂又见频繁的鬻官社交、宴会、典礼、检阅……国容与军容不分，致使种姓也轻浮、急躁起来。 海子要以不同的舆地身份和态度来应付这两种生活气氛，必然生出多愁善感和愤懑的情绪，这恰好是恩斯特·布洛赫叙“民粹派”在俄国小城遍地废墟、尘土飞扬的街道上，通过青年的前进意识，获得的最普遍的情绪。愤怒的热情，但海子不愤怒。其活动特征，包括“乌托邦对话”、“与劳动者打成一片”、“学生运动”、“新农村与新的共和国”……这些“转折时期”的魅影，也闪烁在海子的诗篇中。用他最喜爱的“荷尔德林”的诗来形容，即“有危险的地方，同样滋长出拯救”。他一边用得到调养的鼻子嗅着这座什么都接受，又什么都拒斥的城市，——是旧咨询时代信息中的巴黎、纽约、伦敦片刻之间的局部错位，又是耶路撒冷、天竺浮屠和东瀛神社残膏最奇妙的杂交。这座含混的城市，把古代燕京的门坊和现代希尔斯式的大夏，甚至一切新象征，尽可能地融为一体，激进，保守，傲慢而又不十分自信；同时，他又用这只因干燥充血、擦伤的鼻子，转过来，惶惑地嗅着小镇无可奈何不断被切割的奇形怪状。中国的每座城市，都有许多这样的卫星城镇，感伤于州畴，它们是地理意义上的仆人。对北京或其它大城市来说，小镇是一种合理的补贴，而京都的深宅大院，对这些星罗棋布的附属物而言，却是一种消遣，背后则是不合情理的轻蔑，随时将其糟蹋。
海子在两个地区，都未作长时间的停留，借用过去的话说，即“假道于宋”，君子免于小人。但又都赋予了他居住权，一种体验的责任和透视——空间上，彼此是出发地，又互为终点。因此，当海子作为这两个地区风情万种的代言人，在趣味性判别中，两相审视、互相挑剔，或拉了证人对质，都能感受其寻找机会抓住对方的弱点、纰漏，吾民自戕互害，都寻此法，都会巧舌如簧地予以方言调侃、攻击。面临此境，海子辩才无碍，其情与博洽，最后落荒而逃，可以想见。再由今日情形回头观之，祖国（他的诗为这个词充满）在他诀别之前，尚有亏蚀至尾声的“完整”形状，但，隐情以虞，可说是1949年后，庶人之以博爱，最后一次正常的精神观察，非讹以为的“不正常”。粉丝、研究家好雅玩句读，未必意识到这点。 在两地，他都是陌生人。他像一个乡村邮差（后来西川所言“乡村知识分子”若出自海子，则说明此句是对的）、败诉的平民和上访者，进行周期性地拜访，如神荼上门除邪，颇有顺天的功劳。但，他这样做，犹如旧时的察民心，损益可知，是很容易闹出事情的，或使各方因陷入羞涩和难言之隐，暗中疏远于他，甚至背叛、出卖他，以保区域性和平。但，也未必能保。后来的国家安全法，遍及巷闾，恰恰都基于“陌生法”。此法，可视情况升为“紧急状态法”。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几乎都仗势此法而孳乳群众。其实，他的陌生，用民国雅集流行话说，却无非就是“岁寒”、“风调”一类，文学上最古老的一种“忧愁”，而非“敌意”（文艺好用此套话，殊不知内情）。人类区域文明交替之际，最易生此种情绪。苏俄革命之际的曼德尔斯塔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凡一切具“史诗”眼光的作家，都会具陈本土变迁无遗。海子自视为此类，诗文表述随处可见。 所以，无论他如何作他所认为的普通人，甚至就没有不和睦的，——只叙交游而隐诗教，但，只要他一端出陌生化，犹如城堡中的K，那对于素好相互吹捧的任何一个中心，对怨而友的文人之交、虚伪，对权势引力斡旋下的平凡、客套，以及人们引以为豪的本地特色（如琉璃瓦一类），都会生出间离与威慑来，——甚或，那还只是一种源于南方的审美惰性。非蛟非龙。
但，记住了，美，如若是悲剧，那就总是牺牲者，一定属于陌生人。除非他有最充分的理由，使这两个表面对峙，而私下却沟通的区域，至少表面相信，他是可在通俗意义上被信任和利用的。但，他的诗并不通俗。即使嘴唇边抹的仍是他想象的野蜜，猿马又岂能安宁？谁形容树丛是大的呢（这里化用其诗《谣曲》）？而且，在传递那些民间谀闻和五花八门的坏消息时，最好持有一种含蓄、心领神会的形式，比如慈祥，比如盛气凌人等等，否则，便会被双方婉拒于门外。这里的“双方”，与其附会为文化的“势利眼”，还莫若视为“环境”，也即布洛赫所说的“新家乡”。 这种形式，自然指的是写作，或与写作相关的行为，——当然，我们指的还是一般人眼里的那种写作，涂抹，修饰，甚或篡改。它与都市整饰的华表、柱子、拱门、牌楼和长廊，没什么特别的不同，空间，坐标，——应该说，都是史前遗传的骨骼——“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寒冷的骨骼”——但，当写作到了道义冲突的临界点，一种肉体的，甚至舆地的，同时，又是文字耗散性的双向运动和精神历险，他就得痛苦地挣脱这物质外壳——用他的诗形容即“物质的短暂情人”（《祖国》），所以，他即长寿，而又“易朽”（其诗言及：“众神创造物中只有我最易朽，带着不可抗拒的死亡的速度”）。他会顺其自然地去考究它精美的内核，释放自己那超凡脱俗、靠了敏锐的嗅觉行事的超然行为，寻找方向和家园。在急速的写作中，他像一只带着青铜坠饰的大鸟、凭虚凌空，俯瞰大地所有互施强暴、敌对两半的城镇。他越公允，便越孤立，而越孤立，就越快地被逼向绝境。甚或，真正意义的反抗者，还会用己身引诱大家至这绝境。“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此之谓也。相反，我们也就知道了，小人都是退路姑息的。北岛名句，即识此理（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这还是最表层的东西。他的判断和担心，对一切物种，产生于他实际上看到的那样，于人的不断建设与破坏，丝毫未妥协过。那是事物日益加深道义冲突的必然结局，是情绪对立的两半，一半哭泣，一半耻笑；一半嗔怪，一半恭敬；一半扶摇直上，另一半却沉入地狱。海子是真正意义古老史诗暴露的“对跖人”（早期地理学概念，指把世界机械地分为两级）。这类诗人，注定了会是很辛苦的地理的堪舆者。文化舆地的勘探，与实际地质的勘探，性质一样，都扩散于最大范围的边疆而叙求统一，所以，也就必须多方位的寻查坐标，现存的、杜撰的、幻想的、视差的……这点，他与荷马、希罗多德、色诺芬没啥两样。他们的实际方嶼，依后来的眼光，可能完全是错误的，比如荷马，整个的南方被列入了东方，整个北方，则又被列入远离太阳的西方。但，有一点，对于幻想的迷途、家园、乌托邦来说，没有问题。 他当然渴望摆脱那种“身首异处”的状况，双面神雅努斯（Janus）（古代意大利传说，雅努斯，一面朝向过去，一面朝向未来）有时也未必管用，或召之即来。倘若想在“神学”意义上把精神领域和地理学协调在一起而加以唤醒，尽量把两个地区的全景和细部统一起来，意即占据某个制高点，他就必须促成自己精神上的天堂和“中间地带”，或即建筑学中的“灰空间”，文艺套话即用烂了的“精神家园”一类。他的诗篇，筑居于此，他的悲凉，失望，落户于他不得不生活的区域。两种生活方式有无调和的可能，人能不能克制道德的尴尬与肉身的困厄而趋焕然一新，犹如暮色中的原野，在血腥中慢慢合拢？这些都加快了思想的速度。
诗人犹如婆罗门信徒，——这些信徒，都有严格意义的高山河流舆地知识，头发里还藏着小辫子徽记。比如，北印度（犍陀罗、克什米尔）之施瓦米，都知道恒河源头为修葺之地，都开启天眼，凝视此人的壮丽现象，既震惊，也兴奋。我们谁也不知，他觉悟的瞬间景象，地点，环境，但，我们该相信这一刹那，他突然感到再也没有获得双重信任或特别需要进入某行政区域的必要了。万事万物，都在卑鄙的同流合污。他需要的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精神引逸，那种能把人导向公民社会愉悦的市政设施，需要的是灵魂经过一番熏陶后、微不足道的满足，声乘威服，一种新的观点和肉体可悲的遗弃与落实。这美的肉体，或者是多余的肉体，他的栖息之地，并非没有选择。在心灵的地理位置上，它必须是一个中间地带，与他生活的两个地区处于某种对等的关系，非实地，而是心灵的感知度，所保持的距离，丝毫不差。那或许是一片消除了差别的真空，一个具有臆想之美的风景区，它为月亮、大海、柠檬、树木、古风、缅怀生离死别的男女、多情的中世纪的混合气氛所笼罩。这就是海子的村庄，“海子的村庄睡得更沉”。 他卸去肉体重荷的地方，是在山海关附近的一段铁路上——想来觉着有些不可思议，也引人遐想，也觉得命数的神秘，那是个谶，一个寓言。原因有二：其一，这山海关，原来有座直立在海边的关城堡。也叫澄海楼。若用了我的“解字法”来说，这楼名从音来讲，可作“澄（沉）海子楼”之省，就想象的语义而言，可理解为“使海子升入澄明之镜的楼”。对这山海关，对这关城堡，满文汉字，不知有过多少描写。在十七世纪，甚至那帝国的脑儿爱新觉罗·玄华，也就是著名的康熙皇帝，在“天纵聪明，留心格物”之际，对它也是很注意的。在他的御制文中，有所记载。这段文字最有意思的是，它描述了这澄海楼特殊的构造。白话释义出来，便是：“这关城堡的基础，是用成千上万的铁锅垫的地基。这些铁锅也暴露在外面，路人经过，便能清楚看到。以前传说京口（即江苏镇江市）有铁瓮呢。这关城堡，又何以要用铁锅作地基呢？因为，这座城堡，地处海边，海涛激烈拍打，若用木石等材料，便不能长久牢固，于是，古人想出这等妙法，这实在是比熔铁屑炭更为奇特了！”其中的隐喻，我也就不必点破了。 如果，了解海子的为人，细读过他的诗，有不少东西是能引我们去想这铁瓮城的。谁不知道，他的名作《亚洲铜》呢： 亚洲铜，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这铜，无论如何，是不该把我们引到钢铁巨人或青铜时代一类东西上去的。那样的话，便实在有些肤浅了。这“瓮葬”意识，第二次出现，是在《给卡夫卡》里：“……如同核桃埋在故乡的钢铁里，工程师的钢铁里”。若知道哈姆雷特的那段话：“主啊，即使我被关在一枚核桃壳里，我也会当自己是拥有无限空间的王呢，如果不是做梦的话”。便很容易观察海子的空间意识。有关铁瓮的意象，还有许多变体，如“梭罗的盔”等等。海子直接谈到锅的，是在《弥撒亚》里：“'……我不应该背上这个流泪的老盲人补锅，磨刀，卖马，偷马，卖马。我不应该抱着整夜抱着枪和竖琴成为诗人和首领’阳光从天而降穿透了海水，献给你，我的这首用尽了生命和世界的长诗。”这会不会是一个通灵者在向他的宿命之地靠近呢；其二，那段冷漠的铁路，和他一样，有着非常简洁的工业风格——关于铁路如何从社会学意义，消除了蒙古人的金戈铁马，还是因这宿命的铁瓮城，不言自明——它穿过这片区域，绵亘在他曾生活过的两个区域之间（这地区，可以延伸至很远的地方：远东、满铁、海参崴，另一个俄国诗人，也死在那里）。这段铁路过去把他送往冲突的领域，而现在，却成了他摆脱冲突、摧毁自己的工具，是他身体获得平衡，必不可少的支点，也是他最后徒步达到的天国车站。 在这块坡地上，火车开进的速度很慢。海子冷静地选择了火车的中间部位——又是两组轮子的中间，这种等距离，留下了片刻时间，既宽容，又不允许太多的时间去思考恐惧和痛苦。 在他卧轨自杀后，人们忙着验明身份，收尸，报讯，哀悼，为出版他的身后著作募捐。没人去注意，他那一分为二的躯体，所达到的精确程度及它的含义。更没人去注意，他最后带在身边的那个桔子，是不是也按等距离的规则玩了一场死亡游戏，干净的两半，没有流血和狼籍。
[1989年，6月15日初稿，刊布于《倾向》、《今天》杂志，2001年修改，2015年修定]
钟鸣：1953年12月出生于四川成都，1970年至1975年于北方服兵役。1977年考入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创办民刊《次生林》，自印诗集《日车》。1989年，与“第三代”诗人赵野等创办诗歌民刊《象罔》。1991年出版第一本随笔集《城堡的寓言》，1992年短诗《凤兮》获台湾《联合报》第十四届新诗奖。2015年获第二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奖。 值班编辑：唐明映 主编：谢 洋 编辑：唐明映 谭雅尹 吴夏韵 曾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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