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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抗日政权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  帮助冀南地方党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是我军开进冀南平原的重要任务。这对我们加速根据地的创建，安定冀南的混乱局面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一到冀南一手抓武装建设，壮大我军力量；一手抓抗日政权建设，以动员组织千百万群众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最先进入冀南的挺进支队，到了隆平地区后，很快就在周围几个县组织起“抗日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这一组织基本上是群众性的团体，但又与一般的群众团体不完全相同，是带有半政权性质的临时组织机构，是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抗战的领导机关。这一组织对广泛地、深入地发动组织群众抗日救国作用很大，它为逐步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准备了条件。从建立战委会开始，我们逐步建立起各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及区、村基层抗日政权。 东纵进入南宫后，建立了南宫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南宫为中心向四周各县发展，收复一地或一座县城，就组织战委会或建立抗日政府。那时我们的干部不多，采取“放县长”的办法，占领一座县城就召开群众大会，我们派一名干部当县长，当众宣布，请群众举手表决通过。那时八路军的威信相当高，又是战争时期，我们派的干部没有通不过的。当时急需干部，我们就开办训练班解决干部短缺问题。再道同志率东纵到冀南时，放的县长不多，还顾不上。我们到了后，逐渐多起来。 我们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实行“三三制”。所谓“三三制”，是我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时，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人员分配上所采取的一项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在政权人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所谓“中间派”，就是一些开明士绅、开明地主。我们实行这种政策，目的在于保证我党对政权的领导，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 实行“三三制”政权是毛主席提出的政策和策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阶级矛盾下降了，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位。地主阶级里除少数汉奸外，大部分是愿意同我们一起抗日的。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斗争、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由过去红军时期打土豪改为联合他们抗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也先后成立。如农民救国总会、工人救国总会、妇女救国总会、青年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日儿童团等。那时的儿童团很起作用，站岗、放哨，探消息、送情报。有些大人不太容易完成的工作，小孩子却可以完成。另外，还有文联，军分区开始时都有文工团。建国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有几位文艺工作者，就是那时文工团的演员。 这个时期，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群众发动起来了，形势发展很快。虽然日军占领了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沿线的一些大中城市，然而内陆的一些县城在我们手里。我们开进冀南地区不长时间，就收复了二十多座县城。 1938 年春，我们召开了一次冀南军政民联席会议，按照统一战线政策参加会的有各方面代表。军方有八路军代表，有赵云祥的“河北民军二路”，还有段海洲部的代表。段、赵两部和东纵经过三方会谈达成了协议。还有各县抗日县长和战委会主任，各救亡团体的代表。这次与会人员比较广泛，代表方方面面。会议通过了改革政治机构，统一军事指挥，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扶助人民春耕，开放民众运动等。根据各县要求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委会，推举巨鹿县著名士绅乔铭阁为主任。 这次会议后，我又召集了各抗日县长和战委会主任联席会议。根据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精神，讨论了县政权建设和民众动员问题。我着重讲了各县要建立抗日廉洁政府，让群众充分信任真心拥护。武装民众，肃清汉奸，整理地方财政，改善民众生活等问题。 7 月初，邓小平政委由太行到冀南检查指导工作。邓政委在南宫与徐副师长、再道同志和我研究了如何加快建设和巩固冀南根据地问题，进一步推动了冀南地方政权的建设。鉴于国民党已于武汉委任了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主政河北。鹿受命在途。我们也要抓紧时机，加快政权建设的步伐。当时各地的党组织已普遍恢复和建立，已将原来的冀鲁豫边省委改为冀南区党委，区党委书记李菁玉，组织部长于光汉，宣传部长朱则民，民运部长张策（后任组织部长），作为全区的党的领导机关。各县都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然而还没有统一领导全区的行政机构。遵照北方局和邓政委指示，8 月中旬，在南宫城召开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撤销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委会，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简称冀南行署）。会议选举杨秀峰为主任，我为副主任。 杨秀峰同志是位教授，大知识分子，才学渊深，博古通今，谦虚朴实。早年赴法国留学，后转入苏联学习。回国后，在（北）平（天）津地区文化教育界上层人士中，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七·七”事变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的身份在冀西建立了办事处（简称冀西民训处）。他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以冀西民训处主任身份组织起冀西游击队，有几百人，杨任司令，郭峰、杨克冰等都是他的部下。冀南行署成立前，杨秀峰来到冀南，他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的。 8 月20日，秀峰同志和我宣誓就职，冀南行署正式成立。行署下辖五个专员公署（简称专署）、五十一个县。一些爱国知名人士在各级政府中担任了一定职务，产生了良好影响。冀南行署作为冀南地区最高行政机关，成立后宣布了八条施政方针，主要有：动员冀南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巩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同胞，建立坚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战到底。建立廉洁政府，实施抗战教育等等。我们实行这八大施政方针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坚决抗日，二是拥护统战，三是实施民主，四是改善民生。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冀南十个月来的抗日政权工作》，刊登在1939年1 月31 日和2 月2 日两天的《新华日报》上。文章讲的主要是几个月来冀南地区抗日政权的建立过程，在叙述冀南行署的八大施政方针时，其中有一条的内容是拥护中央政府，拥护蒋委员长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到底。这一条内容在“文革”时期，给我招来了麻烦。一些人看到文章中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提法，就简单化地批判我是投降主义。“文革”是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加上一些年轻人又不大懂得抗战时期那一段历史，他们有这种偏颇的认识，也难怪。其实，“拥护蒋委员长”是拥护他抗战到底。只有他抗战到底我们才拥护。他不抗战到底，谁还拥护他。 那时一切服从抗日，只要抗日，我们就拥护，就联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象征着革命的红五星帽徽都摘下来了，换上了国民党军青天白日帽徽，那是当时的历史真实。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历史，那不成了“投降”吗。文章还着重驳斥了当时有人散布的所谓敌后抗日政权不合法的问题。文章是这样说的： “可是某些人，他不去或者不愿意去正确的认识冀南抗日政权工作的成绩与我们的缺点，而一味不顾事实，抹煞成绩，歪曲真理，来进行不正确的批判，或者用一些不适合今天抗战环境的观点来看问题：（一）机械的合法观点——本来在今天的一切，应把握着'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的原则，尤其在敌人后方如何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域中摧毁了伪政权，消灭了日寇汉奸恶势力，而人民自动的树立了抗日的新政权，在民族国家的观点上说来自无不法之处。我们今日对问题看法，只谈抗日与不抗日，也就是合法与不合法的标准。而某些人故意要在政权已经树立，工作正在胜利推行的时候，来曲解事实，认为未经政府批准，如何不合法。在执行中他并不能将工作推向前进，而是向后拉倒车。这样对沦陷区域中抗战力量的团结只有损失，这种机械的合法观点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毛主席生前总是号召我们学点历史。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也号召青少年学习近现代史，从中了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是如何受帝国主义侵略欺辱，我们党是如何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推翻了三座大山，创造了今天的美好生活。以史为鉴，可知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倘若忘记了历史，有些事情就可能看不清本来面目或者被歪曲。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有了我党统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区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抗战局面。广大人民群众为了驱逐日寇保卫家乡，掀起了参加八路军的热潮。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参军打东洋”的动人场面。使我军飞速发展。加之收编的各类武装，这时我们的部队不是成倍、而是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 这样，部队的吃饭问题，光靠国民党就远远不够了。按国民革命军序列，国民党是应该保障我们部队的给养的。但是，根本不可能。本来是想削弱、消灭我们，怎么可能保障供给，让我们发展壮大呢？有了自己的政权，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解决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所以，行署成立后迅速制定了财政、工商、贸易、税收以及减轻群众负担的一些规章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策。 第一是收税。束鹿县有个辛集（现已改称束鹿），是有名的棉花和皮毛的集散地，我们制定了“棉花运销救国捐和不资敌货出境税暂行办法”，依法收税。 第二是纳公粮。不搞平均摊派，实行合理负担。制定了“冀南公平负担暂行办法”。按土地多少划分等级，实行累进税办法。有一个起征点，然后土地越多，征收也越多。地主阶级多负担一些，贫穷农民少负担些。多者多纳，少者少纳，大家都负担点，这样比较合理。 第三是开设银行。1939 年10 月我们办了个冀南银行，发行货币叫冀南票，在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地区都通用。冀南地区比较富些，人口也比太行、太岳多，太行、太岳的物资、兵员要由冀南供给和补充一部分。 我们到冀南几个月时间，就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平原抗日根据地也初具规模，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党中央、北方局及一二九师的正确领导。刘、邓首长对开辟冀南非常重视，作过多次重要指示，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派徐向前副师长率主力部队抵冀南，直接领导指挥冀南各部队，我和再道、志坚同志作为他的助手。冀南的形势发展较快，工作做得比较好，与徐帅领导有直接关系。 第二、冀南地方党有相当基础，冀南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冀南地方党在长期斗争中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员，这些人土生土长，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七·七”事变后，组织了各种抗日武装。在其他各色武装中也派进了一些党员，进行争取工作，而且很有成效。为我军开进冀南作了准备工作。 第三、正确贯彻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因而，提高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威信，受到各界拥护。争取和团结了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的各界知名爱国人士，争取收编了一些各类武装，壮大了我军力量，推动了各项工作迅猛发展。 第四、时机有利。当时日军正集中进攻徐州、武汉，后方兵力不足，许多县城及广大农村为我军控制，为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抓住这一时机，加速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并为迎击日军回师华北“扫荡”作了准备。 一九三八年，我在前方突然接到一份电报，内容是：钟月林已经从无线电学校毕业，要到前方工作。宋任穷现在何处，请回电。后来得知这份电报，是叶子龙同志根据毛泽东主席口述发出的。那时候，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根据地之间都隔着敌占区，交通很不方便，除了电报外，几乎没有电话及信件等其它通讯形式。 当时，我们部队驻在冀南离南宫城八里之外的韩家庄。我正在重病之中，因感冒引发得了副伤寒，高烧不止，现在我的一只耳朵不好，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病根。当时，同志们都以为我没救了，已经为我准备了后事。尽管后来治愈，可那次病对我身体消耗很大。 以前，我是个爱活动爱踢足球的人，那时足球放在我的脚边，我也无法踢滚它。当时，部队缺医少药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我们接到电报后，大约有一个多月没有回电。不完全是因为我在病中。 按常理，我身体不好，她更有理由来照顾。当时，前方部队里清一色都是男同志。除了康大姐和刘帅夫人汪荣华同志以外，几乎没有带夫人的。我当然不应该破这个例。 后来，听说钟月林来冀南是毛主席批准的。钟月林在延安找到毛主席，要求到前方工作。毛主席风趣地跟她开玩笑说：“前方的女学生可是多，你是不是怕宋任穷变心了？”在毛主席的关怀、安排下，钟月林随着张经武、江华等同志一起，途经西安到达我们前线部队，在军区电台搞报务工作。从此以后，她便一直与我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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