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外交政策中精英与大众的共识  作者：Srdjan Vucetic, 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外交及国防政策、国际政治。 来源：Srdjan Vucetic, Elite–mass agreement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98, Issue 1, January 2022, Pages 245–262, https:///10.1093/ia/iiab203 导读 近年来，学界对于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定位有诸多探讨。本文作为《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100周年特刊“国际关系中的种族与帝国主义：理论与实践”（Race and imperi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中的文章，正是在此背景下就英国外交政策中精英与大众在国家认同层面的共识展开探讨。 上世纪90年代，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研究主任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认为，在英国外交政策机构内部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阵营，一个为“盎格鲁-撒克逊阵营”，一个为“欧洲阵营”。而英国的外交政策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在国家认同中的主导地位。 随着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国际环境的变化，华莱士教授的这一观点值得被重新审视。本文通过对不同学者既有理论的分析以及运用建构主义新方法“使身份认同更有意义”（Make Identity Count, MIC）项目（一个建构主义的、用于国家认同定量分析的新方法），证实了华莱士教授的既有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大众的话语分析再次完善并补充该观点。最后得出结论，不是精英独自塑造英国的外交政策，而是精英与大众同时倾向于以“盎格鲁-撒克逊”的方式来看待英国，由此反映出了精英与大众间根深蒂固的共识。 与以华莱士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不同，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大众话语也纳入进了英国外交政策所反映的国家认同分析中，从而发现英国外交政策从来不是精英阶层的专有领域，更是大众与精英共享的“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共同作用。 引言 国际关系教授兼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研究主任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在1990年提出了英国外交政策机构内部相互竞争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和“欧洲（European）”阵营。两个阵营中，“盎格鲁-撒克逊阵营”将英国视为一个小型超级大国，随时准备与美国一道在全球各个角落施加“硬实力（hard power）”，而“欧洲阵营”则主张使用“软实力（soft power）”以及与以法国、德国为首的欧洲盟友的密切关系。 华莱士教授认为，英国广泛的外交政策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版本的“英国国家认同”。“英国作为一个单一国家”、“英国普通法”、“议会主权”和“英国例外主义”等独特的概念阐释了“盎格鲁-撒克逊思想”与“国际化趋势”发生的冲突以及对政策改革的阻碍。 为重新审视华莱士教授的分析，本文参考社会学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等学者的一些见解，以及最近关于英国国家认同的一些话语分析研究，认为华莱士教授提出的“英国外交政策的精神继续受到爱德华及之前时代的意识形态假设的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因此，本文认为如果不分析“精英”，包括学者和实践者之间的知识交流，以及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智库的关键作用，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在世界事务中的力量。 在盎格鲁-撒克逊中摇摆不定 华莱士教授将英国国家认同定义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概念，由此产生的预设是关于哪些国家是我们天然的盟友或敌人，哪些国家与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而哪些又没有”。华莱士教授对这一历史发展的解释遵循了特定的国家和民族理论。他不仅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对国家认同的空前统治程度源于对国家和政治机构的控制，还提出了自己对具体权力条件下的“欧洲”地位的理解。他认为，为了改变这些条件，“欧洲人”需要推动新的“国家”课程，不仅仅将英国历史，还将更多的欧洲历史带到英国的学校。 如此看来，华莱士的分析揭示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概念，其中“英格兰性（Englishness）”和“英国性（Britishness）”是强加于大众的精英项目。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现象实际上是由广泛共享的、更具文化根源的、没有单一起源的含义构成。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民族是“一种在民族历史、文学、媒体和流行文化中产生和复制的文化表征系统。” 基于斯图尔特·霍尔及其太太以及尤塔·维尔茨（Jutta Weldes）等学者的既有研究，本文认为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是国家认同的话语演变的结果。国家认同的话语带有常识性的理解，行动者（精英和大众）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利用这些理解来构成行动、构建意义并提出主张，外交政策也不例外。 在华莱士教授的观点基础上，本文认为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英国国家认同是在主体间共享并在政治层面竞争的。即英国国家认同不仅是在精英群体中以“盎格鲁-撒克逊阵营”与“欧洲阵营”存在，同时也存在于精英与大众之间。基于此本文将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是仅仅在精英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在大众中也发挥重要作用？第二，这样的认识是如何在历史演进中衰落或流动的？ 寻找“英国性” 通过对二手文献以及对1950年代英国机构的观察，华莱士教授分析了英国的国家认同，即英国性。为了对华莱士的论文进行重新评估，本文运用了“使身份认同更有意义”（Make Identity Count）项目。MIC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 Ted Hopf领衔主持的一个全球项目，旨在对国家身份进行解释和衡量的研究的方法，用于比较政治。MIC项目以九个大国为重点，根据对各种精英和大众文本的归纳性话语分析，汇编了一系列的“国家认同报告”，构建了一个国家认同的数据库。 MIC方法背后有几个假定，首先是（1）可以为精英和大众收集代表性文本的档案（语料库），以用于（2）对上述精英和大众各自的政治团体和话语在国家层面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MIC项目并没有区分不同的精英部门（如学术、商业、公民社会、政府官僚机构等），也没有区分精英和次级精英（后者包括例如普通议员和中产阶级管理者），亦或是不同类型的群众。它分析来自各种机构的文本，以区分在精英中传播的国家身份类别和大众持有的国家身份类别。 这种方法利弊共存。一个优点是该方法对国家话语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技术环境具有敏感性。二是它对文本进行了归纳式手动编码。分析人员被要求舍弃任何关于“英国意味着什么”的预制想法，并简单地从三个维度对出现在选定文本中的身份类别进行编码：属性（正面、负面、中性、模棱两可）；渴望/厌恶（无论该身份是自我渴望的还是试图避免的）；和重要的他者（指自我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之比较的任何广泛的国家类别）。 MIC的局限性在于其以英格兰为中心的模式和大众机构的狭隘运作。关于前者，理由主要在于该方法将英格兰作为英国话语生产的主要场所。对后者则在于虽然总是由精英们生产报纸、小说和电影，但主要由大众通过消费它们来衡量其代理权。 共识与分歧 本节重点关注对华莱士教授的观点有重大影响的MIC研究结果。第一个发现证实了他的观点，即实际上大众普遍同意英国的精英将不列颠建设为一个英国的项目。然而这种情况在后来发生了变化，原因在于人们更多地接受把英国作为一个联合国家而不是一个单一国家。这也对应于对英国多元化国家身份的更大认同。 首先，精英与大众的身份话语都将英国的成功与好运、聪明的制度和/或英国人民在城市的足智多谋和韧性相结合。其次，一致的国家常识塑造了性别规范、角色和关系。尽管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男性主义建构经常受到批评，但英国社会却认为英国女性比欧洲女性拥有更好的条件。另外，英国对欧洲大陆的优越感也植根于其对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和新技术改变的世界所做出的反应质量。 然而，英国大众与欧洲大陆的距离远大于应该精英与大陆的距离。这一观点可以由1990年电影《雪莉·瓦伦丁》（Shirley Valentine）中女主角为迎合英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游客及其保守口味的例子说明。除此之外，在“国家衰落”问题上精英与大众也存在分歧。在各种情况下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大众表示不愿意放弃福利国家以换取精英们的“改革”承诺。 就英国“欧洲怀疑主义（Euroscepticism）”来说，欧洲一体化的想法似乎与英国的“议会主权”传统相冲突。而MIC中英国精英与大众的话语同时表明，英国最亲密的朋友是“美国”，而不是“欧洲'。 几十年来，大英帝国失去了其显赫的地位。尽管大英帝国从“苏伊士”到“苏伊士东部”的连续撤军引发了各类型的精英内部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裂，但我们依然在MIC看到其分析的一个基本共识——即“我们”总是让“我们的帝国”不慌不忙、负责任地、甚至是优雅地离开。 基于MIC的结果，华莱士教授的论点得到证实，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补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精英与大众的国家认同有着显著的一致性。即使国内外的经济和其他领域现状发生改变，一些关于国家和民族、议会主权、欧洲的想法被重新设计，但一致性从未彻底改变。“盎格鲁-撒克逊”的思想在21世纪没有被抛弃，而是在外交政策通过变革得以延续。 英国脱欧及脱欧之后 尽管华莱士是完全根据精英信仰和辩论来构建英国的外交政策取向，但本研究选择将它们置于整个社会国家认同的日常话语中。结果表明，华莱士的分析基本正确：“盎格鲁-撒克逊”思想确实占主导地位。同时，这些思想不仅主要在精英之间传播，实际上也在大众间传播；不仅在霸权话语的构成中可以观察到，在精英和大众提出的关于“英国意味着什么”的替代观念中也可以观察到。 英国脱欧的想法同样引起了英国人的共鸣。从1980年代后期欧盟自称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力后，许多成员国的政治家找到了新的理由来表达对“布鲁塞尔”的重新思考，并争取国家退出欧盟立法的关键部分。在英国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精英和大众都已经知道国家主权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即使在对“战后”自我的集体怀念中，英国的历史和记忆变得不那么“英国”了，但“议会主权”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在身份话语中却变得更加突出，因此随着时间推移，英国的欧洲怀疑主义只会越加巩固。而不论是哪种方式，“欧洲”都在“那边”。 此外，无论人们在理论上的立场是什么，研究结果都证实了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友好关系是一种持续愿望。因此，一些建构主义者称这种特殊关系是“替代认同”的问题，即一套支持英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自我意识、安全感和地位感的关系和实践。 而关于英国脱欧的辩论，项目反映了这样的国家认同是如何影响那些主张英国应该脱离欧盟并加深与盎格鲁圈的联系的人。按照华莱士教授的论点，人们可能倾向于将这些想法视为由一部分英国精英出于特定政治目的而复活的神话。然而本研究的结果强烈表明英国大众仍然与“英语世界”密切相关，包括在“全球力量”的背景下对外政策。 以上结果表明，如果不对散居海外的、跨国的和在国际维度的的大众给予关注，就无法充分分析英国大众在“盎格鲁-撒克逊思想”主导的外交政策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作用。 除此之外，华莱士教授还认为英国应该将自己定位为“欧洲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仅仅作为跨大西洋的桥梁。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观点而言，英国脱欧和其他动荡都没有削弱这一论点。该研究所现任所长罗宾·尼布特（Robin Niblett）就将英国视为全球问题的解决者。这一定位不仅仅取决于英国更紧密的结盟，还取决于对各种“软实力”资源的更大投资，但反过来又需要一个开放、包容和具有前瞻性的英国。 结论 三十年前，华莱士教授在本刊（International Affairs）提出了从根本上重新定位英国外交政策的论点，主张一条反对大西洋主义和投射全球硬实力的，更加欧洲化的道路。而完成这种改变的第一步正是让英国政治精英减少现有对“盎格鲁-撒克逊思想”的主导倾向。 本文基于不同学者的既有理论观点对华来士教授的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但与华来士教授及其他学者不同，本文不仅仅只根据精英信仰来构建英国的外交政策方向，还将它们置于整个社会的国家认同的日常话语中。通过运用建构主义新方法的MIC项目和其关于英国性的分析，本文认为在华莱士教授的观点中，国家认同与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存在一些连续性。而就国家认同而言，精英们倾向于以“盎格鲁-撒克逊”的方式来看待英国，因此总是选择继续在全球问题上投射力量以推动国家发展。但事实是，英国大众对此观点表示赞同，且 “盎格鲁-撒克逊”神话在此共识中贯穿始终。但另一方面，精英和大众却也普遍赞同英国应该毫不犹豫地与其“传统朋友和盟友”一起解决全球问题。 将华莱士教授的观点放在今天，似乎与当年一样恰当。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一个更“低下”的外交政策在过去和现在都难以想象。但是与其只关注精英，在大众层面对问题给予批判性分析也同样重要。 译者：杨璐源，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研究兴趣主要为东北亚区域政治。 欢迎读者批判性阅读，如有疏漏请在留言区补充并给予新的解释。我们将认真对待每位读者的批评建议并将其显示在留言区内，方便他者学习。 审校 | 黎开朗 邓浩然 排版 | 崔莹佳 文章评译内容为公益分享，服务于学术科研教学工作，不代表国政学人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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