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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是一部充分表现“人欲”的小说，这是自明至今大多数评论者的普遍认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关于这种人欲的评价，却存在着见仁见智的观点。 当然，明清那些正统的封建文人以它的人欲（主要是性欲）描写为口实对它全盘否定，十年浩劫期间它以同样的原因被封杀，今天看来不足为训，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有关这个问题的评价中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偏颇，即对小说中表现人欲的笔墨全盘加以肯定。 这些论者的出发点显然是为这部名著的遭遇、长期以来受到世人的误解鸣不平，但矫枉固然必要，过正则可能导致另外一个极端，有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副作用。 因为《金瓶梅》中的人欲描写是历来“金学”研究中的敏感问题，也关涉着对这部“奇书”的客观评价问题，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辨析，就显得尤其必要和重要。 （一）人欲描写解析 一部人类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的欲望不断升级、并通过人类的智慧与勤劳得到满足的历史。不断改变现状，朝着更高的文明迈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若没有情欲或愿望，就不成其为人，……人若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毫无情欲，自满自足，就不成其为社会的生物。”[1] 马克思将人的需要划分为“自然需要”与“社会所创造的需要”这两个层面，从而肯定人的欲望。 我们不否认人作为生物存在所固有的自然属性，但更应重视的是人的社会属性，因为这是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 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着千差万别的目标和迫求。 就中国古代那些名垂千古的哲人来说，孔孟的“圣贤”理想，固然是儒家理想人格追求的体现；老庄的遁逸尘世、物我两忘，崇尚自然，超越生死之界，又何尝不是追求绝对自由的欲求的表露？ 人无所求，其人必然庸碌无为；社会无欲，也就失去其发展进步的生机。但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欲望本身是进步的，还是腐朽的？是否促进社会健全地发展？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靠什么样的手段去满足、去实现？这是评价“人欲”的基本立足点。  《神圣家族》书封 人由动物演化而来。 “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2] 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社会属性。且不说儒家历来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即是妄图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反抗社会规范的道家学派，也不能超越尘世，而“与世俗处”(《庄子·天下》)。 正当的理性规范，不论是法律、制度等等强制性的约束机制，还是伦理、道德等非强制性的约束机制，都是维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人的自然本性、本能的满足，必须自觉或被迫地与合理的理性规范达到协调与统一。 文明社会比野蛮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正当的社会约束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也正是区别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兽性的重要标尺。马克思说： “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3] 追求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的享乐固然是人的本能，但这种本能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去获得满足，这才值得肯定；更重要的是，这种本能的满足也绝非人类唯一的、终极的目的，而是为了进一步去认识、改造客观世界。 对异性的渴求、性的满足，是人和动物的共同特征；但就人类来说，这种满足只有与人类的社会属性结合起来，才不致于使人性沦为动物性，使人退化为动物。 《金瓶梅词话》中所描写的人欲——物欲、色欲，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上升到人的社会实践理性的高度，而更多的则是人的生物本能的宣泄，是人性与动物性的混杂，甚至是人性向兽性的倒退，是一种人类“天性”的迷失。 这从小说所塑造的几个主要人物诸如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形象都可以得到证明。 小说中的西门庆是一个充满兽性、集一切罪恶之大成的“混帐恶人”[4]。他一生所追求的正是“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5]。 他“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不务正业，赚了几个臭钱后，便“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俱怕他”[6]。这时的他完全是一个流氓地痞。 他对财的攫取不择手段：他连诓带骗，骗娶了“手里有一分好钱”的富商寡妇孟玉楼，得到了上千两银子；诱奸十兄弟之一——花子虚之妻李瓶儿，乘花子虚吃官司之危，不仅侵吞了花家三千两银子，以及贵重的财物，而且气死了花子虚，连他的老婆李瓶儿也霸占为己有； 亲家陈洪朝中倒霉，女婿陈经济携带家私来岳丈家躲祸，这一宗财产自然也姓了“西门”。 除了这几注外财，他追逐财欲的另一个手段就是行贿买官，贪赃枉法，攫取不义之财： 在处理苗青杀主一案中，苗青通过王六儿送给他一千两银子，他便使这个杀人犯逍遥法外；他还以雇妓陪宿的卑鄙手段，使巡盐御史蔡一泉把他讨得的淮盐三万引比别的商人早掣取盐一个月，更使他发了一笔横财。 此外，他还在经营中依恃权势，投机倒把，偷税漏税，贱买贵卖，放高利贷等。总之，他的暴富是建立在一笔笔肮脏的交易及弱小者的血泪和白骨之上。 在官场上，西门庆与一帮毫无礼义廉耻的官僚勾结在一起，以权谋私，无恶不作。在他身上折射出封建官场的龌龊，腐朽政治的溃败。 在性生活方面，他已完全沦为一个充满兽性的雄性动物了。为占有潘金莲，他买通官府，杀人害命；为娶李瓶儿，他趁火打劫，气死花子虚；为奸宋惠莲，他布下陷阱，发配来旺儿。 一妻五妾还满足不了他的淫欲，他又奸污了春梅、绣春、迎春、兰香等丫环女仆，玩弄了王六儿、叶五儿、如意儿、惠元等伙计妻、家人妇；嫖占妓院的李桂姐、郑爱月、吴银儿；奸通招宣府的林太太，并糟蹋了童仆。 他不仅有着对女性的强烈的占有欲，而且往往在对女性的摧残、蹂躏中，寻求自己的生理快感，在女性的痛苦呻吟中得到心理的满足。 这里没有男女性爱的平等，更与心灵的沟通与感情的融汇沾不上边儿。 有论者认为，西门庆对李瓶儿尚有几分真情，主要根据就是李瓶儿死后西门庆痛不欲生，并嚎啕什么失去了李瓶儿自己还“平白活着做甚么”[7]，还为她大事操办丧事，留真容，祭奠、伴灵。 然而，我们透过小说的全部描写就会知道这种做作做派另有原因。李瓶儿之死，固然在于潘金莲的暗算，但李瓶儿的病源正在于西门庆在她经期仍不顾瓶儿的哀告而强行施以性的虐待摧残(第五十回)。 西门庆装模作样、嚎啕大哭的真相，倒是被称为西门庆肚里蛔虫的贴身小厮玳安一语道破：“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8]这才是个中真相。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李瓶儿尸骨未寒，西门庆以伴灵为借口，马上就在灵前把奶娘如意儿拉进了被窝，并且淫态百出，致使在“夜静时分”，淫声“远聆数室”，并对如意儿说：“我搂着你，就如同和他(指李瓶儿)睡一般。”[9] 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到西门庆的一点人性，他简直就是一头处于发情期的野兽。 总之，西门庆对财的贪婪迫求，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巧夺豪取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对女性的摧残玩弄，和封建官僚阶级的荒淫堕落毫无二致。 在他身上，既体现出封建阶级的劣根性，又体现着发迹奸商的狠毒性，还掺杂流氓地痞的无赖特征。 贪欲、情欲、物欲、权势欲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不择手段地谋取肉欲的满足和物质生活的享乐，是他人生的终极目标。 西门庆的荒淫生活，正映照出了封建末世的糜烂，是精神空虚、世风堕落、没有理想、行将就木的“世纪末”的典型写照。  《金瓶梅》插图 潘金莲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女性之一。 她是晚明社会这个畸形时代造就的一个具有淫荡、自私、嫉妒、狠毒的极端利己主义的畸形性格的人。 她的人生历程，是在性欲、财欲、出人头地欲的熬煎与追逐中匆匆走完的。 她为欲望的满足而机关算尽，最后葬身于私欲的海洋中；她是个值得诅咒的人物，又是一个不幸的殉葬品。 潘金莲自幼聪颖美丽，不幸命运多舛，九岁被卖到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成了为人消遣解闷的女奴；后来又以三十两银子的身价，落入张大户的魔爪；俱内的张大户为了继续占有她，竟将她赏予生性懦弱、模样猥琐、有“三寸丁，谷树皮”绰号的武大郎。 武植丑陋猥琐的外貌，使她长期有着性的饥渴；饿不死但绝撑不着的卖炊饼的生计扁担，远远不能满足她的物欲享乐要求；尤其是武大郎的懦弱无能，致使一帮浮浪子弟常常在家门口丢砖头扔瓦块，不要说出人头地，就是过一种平静的生活都成了奢望。 如果说她这种不幸的遭遇反映出社会的罪恶，尚值得人们同情的话，那么她为满足淫欲竟残忍地亲手杀害了和她命运相同的丈夫，则意味着她身上人性的泯灭。 尤其是在她做了西门庆的第五妾之后，她的几度被变卖、在官僚地主之家碾转颠沛所熏染成的极端的利己主义思想便急剧膨胀起来，也成了她一切行为的主宰。 为了独占被窝，潘金莲挖空心思。对西门庆奴颜婢膝，挑拨吴月娘和西门庆的关系，排斥陷害和她一样不幸的孙雪娥，挑唆孙雪娥与宋惠莲争斗，教唆西门庆递解来旺儿； 当淫欲得不到满足时，她往往残酷地折磨秋菊，在丫环的哭叫声中寻找心理平衡；后来竟淫琴童，偷小厮，通经济，奸王潮。 为了物欲的满足，讨得一点便宜，她竟甘心在西门庆与李瓶儿通奸时为其放风；为了笼住西门庆以固其宠，以满足其出人头地的虚荣，她甚至故意让西门庆奸污自己的丫环春梅，听凭西门庆剪下青丝讨好妓女李桂姐，情愿让西门庆和宋惠莲“苟合”； 对自己的生母，则一次又一次地奚落，甚至漫骂；训养凶猫，害死李瓶儿母子；丧失人格，竟以喝尿咽精的方式，去迎合、满足西门庆的崎形性心里。 总之，潘金莲是一个完全丧失礼义廉耻，把自己的欲望满足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由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而蜕变为堕落、残酷、淫纵、自私、刻薄、嫉妒的典型。 我们评价这个形象，可以从她身上看到那个畸形社会所造成的罪恶，看到那个社会是如何将一个灵魂通上堕落之路。但肯定这个形象的客观意义，绝不等于对其所作所为的认同与默许!  卡通版人物 · 潘金莲 有人认为，《金瓶梅》中的李瓶儿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对欲望的追求表现得非常强烈的成功的艺术形象。他的创作意图是要告诉人们： 人有追求'情欲’的天性，而且这种追求'情欲’的渴望表现得十分强烈。只有当它感到满足时，人才会感到畅快和幸福。否则，心灵感到甚为压抑和痛苦。 这一切，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物质的人的正常欲望，与即将衰亡的那个腐朽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0] 且不说这里所说的作者塑造这个形象的意图是否合乎实际，单就李瓶儿这个人物所作所为，也似乎与那个腐朽的社会形不成什么“鲜明的对照”。 李瓶儿一生凡四次嫁人。初为梁中书妾，作品只是淡淡几笔带过；次为花子虚妻，但此时她实际是一方面受花太监控制，一方面又与太监结成一气，共同对付花子虚，正如她对西门庆所说，常把花子虚“骂的狗血喷头，好不好对老公公说了，要打白棍儿也不算人”，“等闲也不和他(指花子虚)沾身”(第十七回)，可见其性格歹毒了。 后来她和西门庆勾搭成奸，把他比做“医奴的药一般”，显然是西门庆在生理方面满足了她长期被压抑的性的渴望。 如果说李瓶儿在梁中书家由于“夫人性甚嫉妒”，嫁给花子虚又为太监控制不能满足正常的生理需求尚有值得同情之处的话，那么她在丈夫吃官司时落井下石，蒋竹山在她被西门庆遗弃而又心寂难耐、病榻缠绵时而为其医治奔忙、有着活命之恩，她主动提出嫁给蒋竹山的情况下，仅因蒋竹山不能满足其性欲而对蒋恩将仇报的行径，则是不可饶恕的。 李瓶儿是以自己的淫欲与西门庆的物欲相交换，最后终于在西门庆的性摧残和播金莲明枪暗箭的攻击下命丧黄泉。 她的悲剧，以淫始，又因淫终。作品塑造这个形象，暴露出当时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及女性的不幸地位，但就李瓶儿本人的作为来说，绝对没有上升到反封建的高度。 众所周知，《金瓶梅》诞生的时代是一个人欲横流的时代。上自宫廷禁苑，下至市井闾里，物欲与色欲泛滥，世风糜烂堕落。 皇帝的昏庸为史所罕见。“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 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借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11] 神宗万厉皇帝更是被臣下批评为“酒色财气”四病俱全，非药石所能医治。诸侯王的荒淫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正史中就有关于他们“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12]的丑迹的记载。 甚至连张居正这样颇有建树的政治改革家也有为色欲而丧命之嫌[13]。封建才子们更是“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14]。 延至市井社会，则是相率成习，上行下效。这种龌龊的风气，显然是一股封建末世的浊流，也正是封建统治者醉生梦死的没落生活方式毒化的结果。 《金瓶梅》中所描写的主人公们对财欲、色欲的单纯的永无止境的贪婪追逐，正表现着市民阶层庸俗的生活情趣同腐朽封建社会的同流合污。 人应该是自我的主宰者，幸福生活的崇拜者。人人都有追求财富充裕、获取生理享乐的权利，这本勿庸置疑。但问题的症结在于采用何种追求方式和获取手段。 在《金瓶晦》中，一个人对财富的攫取，伴随着的往往是其他人的血泪和生命；而其对“色欲”的追逐与满足，更是呈现出诸如乱伦性交，主仆媾欢，以色求宠，嗜淫成癖，服春药使淫器等有违人性与人道的病态，大多流于与正常性爱格格不入的龌龊行径。 往往在这个时候，人物的正常人性迷失了，真情泯灭了，两性间没有丝毫心理情绪的契合，更高层次的心灵体验，由肉到灵的感情升华，只有动物般的肉的吸引，粗俗的感官满足。 这些描写也自然没有上升到具有审美层次的艺术境界，却成了性器官、性姿协、性工具、性过程的粗鄙展览。 这种追逐“财欲”“色欲”行为的本身就是对人自我的否定，对人类幸福的亵渎。 它不仅与以人格自立为基础的个性解放的命题背道而驰，而且意味着人向动物的沉沦，人的社会价值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的丧失。 那么，《金瓶梅》人欲描写本身的意义何在呢？我们说，这种描写出现于16世纪中叶理学残酷禁锢人的正常欲望的黑暗时代，人的一切欲望甚至人的生存权利都受到遏制， 而《金瓶梅》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渲染人世对财欲、色欲的贪求，尽管在铺写中没有将人生的这种追去纳入健康的、正常的轨道，没有上升到诗的境界，而是走向了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渲染的极端， 但这种对人的本能的充分展示，实际上对那个被异化了的世界是一种畸形的抗拒、客观的反动，甚至在客观上也寓含有对“存理灭欲”的哲学批评的意蕴。 同时，我们从作者塑造的群体形象及一系列典型的情节事件中，可以体察到16世纪末的社会风貌和芸芸众生相，尽管这些形象本身是丑的，然而这并不排除其蕴涵的肯定性价值和审美意义。 更为值得重视的是，作品通过对人欲的赤裸裸的渲染，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 封建社会扼杀人的正常欲望，而资本的积累、金钱的肆虐同样异化社会；程朱理学固然摧残人性，但拜金主义的盛行同样在毁灭着人类自身的价值；禁锢人性欲望的理学值得批判，异化人性的金钱同样应该诅咒！ （未完待续）  《张进德<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注释： ①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0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0页 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4页。 ④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三二，《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5页。 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 ⑥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二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⑦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二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3页。 ⑧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四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2页。 ⑨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七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9页。 ⑩张兵《<金瓶梅词话>的“人欲“描写及其价值》，《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 1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12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十六《诸王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575页。 13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张公居正传》，《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清文渊阁本。 1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屠仪部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445页。 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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