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方君翊 来源 | 思想潮 最近，一则新闻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阙岳教授病逝。讣告上称，阙岳教授“长期扎根西北，奉献兰大，教书育人。一心扑在工作岗位上，为学院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阙岳教授 一位优秀青年学者的骤然离世，让人不禁感叹生命无常。但更让笔者揪心的是，这位年轻的教授，去世时年仅48岁。 近年来，年轻学者骤然逝世的消息时有传来，且似乎比过去频繁了许多。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邵强进病逝，年仅49岁；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司佳，因病医治无效，年仅42岁；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素华，因病医治无效，年仅42岁；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社会学院教授柯卉兵病逝，年仅41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青年教授牟阳灵因病去世，年仅45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青年教师赵艳云，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35岁； 中山大学教授、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原副院长张小英，因突发疾病逝世，年仅46岁；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教授肖育众，晕倒后送医抢救无效去世，年仅31岁；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系副主任、副教授谢铮兵病逝，年仅41岁； 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教师李晓峰，急性心肌梗死抢救无效逝世，年仅41岁；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何智，因腹壁转移腺癌医治无效病逝，年仅35岁； 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殷小玮因病抢救无效逝世，年仅47岁； 河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原院长王渊旭，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年仅46岁； 信阳师范学院物理电子工程学院教授许军旗，因劳累过度突发脑干出血，年仅41岁； 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李涛教授，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年仅42岁。 这些高校教授们的因病去世的具体死因，并未被官方完全公布。但根据可查资料显示，已公布死因的教授们几乎都是“过劳死”：心肌梗塞、脑干出血、心脏骤停…… 而这些溘然长逝的精英们，仅仅是大量过劳学者的部分缩影。 这段时间，拼多多员工猝死事件，将互联网大厂的过度内卷问题，再度推上了风口浪尖。但鲜有人注意到的是，如今“过劳”的学术圈也悄然开始的内卷化。 有知乎网友这样形容广大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之路：“当你读本科时，本校硕士就能留校任教当讲师，优秀硕士可能还有编制，发几篇SCI就能冲击副教授； 当你满怀学术理想拿到硕士学位后，发现需要博士学位才能给讲师了； 于是你不死心开始攻博，当你头秃地看完博士论文，发现招聘要求上赫然写着要求海外或博士后经历；已经覆水难收的你决定出国再做几年博后，计划着能在而立之年实现'最初的理想’。 三年后，理想终于实现，但是你并没有成功后的喜悦。 你环顾四周，你可能会发现你领导的领导竟然是本科时高几届的学长，本科毕业就去工业界的室友已经在一线城市买了房，而你，终于在31岁这年找到了一份看上去还算稳定的工作——非升即走的青年教师。” 
虽然残酷，但这就是当下国内学术圈的真实写照——非升即走的高校环境，使得大量青年学者卯足劲、拼了命也要做项目、发期刊。可尽管如此，疯狂奔跑的学者们，也还是赶不上内卷的速度。 中国科协公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科研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时长为每周49.7小时，比法定劳动时间多24.3%，最长工作时间达到每天16小时。高学历者每日工作时间更长，博士学历的科研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为9.29小时，睡眠缺乏情况严重。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40%科研工作者患有某种类型的常见疾病，患颈椎和椎间盘疾病的比例最高，为22.4%，其次是高血压为7.8%、关节炎为7.5%；超30%的科研工作者存在长期身体疲劳或腰背酸痛等亚健康症状；近30%的科研工作者表示从不参加体育锻炼，博士和硕士学历的科研工作者，每周花在运动上的时间都不足5小时，显著少于其他学历群体。 比起身体上的压力，科研人员要面对的精神压力更是超乎常人。 201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发现，受访的博士生中，有 47% 的人达到了抑郁的临界值。 2018年，《自然生物技术》研究的结果表示，硕士和博士生遭受中度至重度的焦虑（或抑郁）的概率是大众的六倍；今年，《自然》杂志的一项双年调查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博士生受访者，表示曾经因为焦虑或抑郁而寻求过帮助。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国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科研人员目前的一个生存现状是面临着多重压力。” 
我国的科研人员薪资构成，目前使用的是三元工资制。在这样的薪酬体系下，岗位津贴和绩效工资须从课题经费中支出——也就是说，没有课题，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不仅养活不了团队，甚至连自己的工资都成问题。这就使得科研人员必须像追赶胡萝卜的驴一样，一刻不停地寻找、开展新的课题。 同时，由于学术圈的高度内卷化，一批抓住历史时机、在内卷前就“占好坑”的中青年学者占据了学术界的大部分重要位置，形成了后来者完全“无从下手”的畸形学术格局。 除非自身实力超强，否则根本无从突破提升天花板。两种原因相加，变成了如今学术圈内“上位者疲，候位者倦”的情形。 全国政协委员尹卓曾说：“让潜心研究的人能生存下去。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这些潜心科研、一辈子为科研奉献的人有一个生存条件。” 精英学者们的逝世，应给学术圈敲响警钟：过度的内卷化，消耗的将是象征未来和希望的年轻力量！毕竟，科学的世界是无止尽的，而被学术内卷吞噬的，恰恰是本应探索这个世界的优秀人才们。 资料来源： Editage意得辑科学网博客，2020年2月13日，面向科研人员心理健康的全球调查——快乐与压力的诱因 掌桥科研，2020年12月8日，科研工作者健康不容忽视：近一个月已至少5名优秀学者英年早逝 青塔人才，2020年8月11日，学术圈内卷: 宁愿累死自己，也要饿死同行 募格学术，2020年6月27日，科研人员压力山大？今年以来多位中青年专家教授“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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