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坚持以“八路军”名号抗战的大智慧（上）

新用户49686918 2022-06-15 发布于黑龙江

展开全文

文/ 魏然鹿兮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由此开始。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共产党领导的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编入政府军序列。八路军浴血抗战，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发展壮大，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政治智慧。

共同抗日，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为了全民族的抗日大业，郑重作出政治承诺：“取消和不再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号；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归入改编为国民政府军队系列，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共同抗日。”而蒋介石也被迫作出承诺：“对编入政府军的共产党军队不能歧视，应与其他部队一样标准发放官兵军饷和供应粮秣武器装备及弹药。”起初，周恩来在代表共产党谈判中力争红军编列4个军，蒋介石的代表则一口咬定最多编为2个师。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红军编成3个师，即列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编制为4.5万人。第115师1.5万人，第120师1.4万人，第129师1.3万人，八路军机关及直属队0.3万余人。

八路军的编制给了红军不久，国民政府又搞了一次全国所有陆军部队的“战时新编制”，把全国分为若干个战区。其中，山西、察哈尔两省区域为第二战区，山西军阀阎锡山为司令长官。八路军被划归到阎锡山的麾下，重新核改名号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蒋介石的小算盘是：共产党既然主张积极抗日，那就把你们推上华北抗日最前线，让日军削弱你们的军队实力。最好两败俱伤；最不济，也让阎锡山绊着你后腿。

日军逼近山西后，自己的地盘受到威胁，阎锡山迫切希望有人与日军直接对抗，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借机保存晋军实力。他向南京的蒋介石、何应钦积极推荐共产党人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蒋、何顺水送了人情，照准下了任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经长征浴火重生的革命武装，以“八路军”为番号，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浴血奋战，很快成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为八路军催饷催到“你们好自为之”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迅速摘掉八角帽，换上新军装，三个主力师渡过黄河，奔赴华北抗日最前线。

八路军的粮饷，国民政府答应按月分发，但经常受到刁难。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是按照三个师4.5万人计算的，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当时法币1元合全国抗战前1块银圆），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

国民政府各部门官员对非蒋嫡系的部队军饷总是以各种借口拖欠，更不用说八路军了。他们在八路军领用装备、军饷时格外刻薄。他们通知今天在南京军事委员会后勤部兵站部领取，明天又支到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西安兵站部领取，两头推诿，始终不能及时发放。八路军南京办事处（随着战局发展，相继搬到武汉、长沙、桂林，最后落到陪都重庆）、西安办事处最头疼的就是向各级兵站催要粮饷。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一提起此事就一肚子气，有时免不了在毛泽东、朱德面前发一顿牢骚。朱德说：“告诉叶剑英，让他去催一催。”

时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时负责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一直跟随国民政府军委会一路辗转从南京到武汉、长沙、重庆等地进行有关协调联络等工作。叶剑英立即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得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对全国军队是这样分类和区别对待的：

第一类，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其部队装备精良且军饷优厚，而且这些部队大都经过调整，人员也充实，每师官兵约1.2万人。这些部队每师每月的军饷一般为25万元左右，并且都能保证按时发饷，不拖欠。

第二类，一直依附中央军、听从蒋命令的部队。如原朱培德部、孙连仲部、原谭延闿系。他们每师每月军饷是16万～18万元，但有时还要拖欠一些。

第三类，与国民党政府关系一般，但有地盘有影响的半独立军阀部队。这些军阀一方面有其独立性，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蒋介石。蒋介石因他们都有一定的实力，也不得不以补助部分军饷的方式来维持双方的关系，如阎锡山部、宋哲元部、韩复榘部、何键部等。大体上是每师每月军饷补助2万～10万元。不同部队，不同时期相差很大。如山东的韩复榘部，由于南京政府拖欠其军饷，一怒之下，他命令军队接管山东全省的国税机关，自行扣款。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没办法，只好找人说和，以后再也不敢无故拖欠其军饷。

第四类，半独立的军阀，而且与国民政府关系较差。这些人，如川军的刘湘，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蒋介石对他们的军饷基本不过问，只在用得着的时候给几个钱拉拢一下。

第五类，一些比较“另类”的部队。这些部队既没有地盘，又不服从指挥，蒋介石政府就用卡其财政的办法逼其就范，以达到消灭的目标，如吉鸿昌部、高桂滋部等。这些部队到最后基本上都被“饿垮”了。

第六类，“异党”部队。如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国民政府常采取空头支票方式对待，尽量不给发。

叶剑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当即去找国民政府军委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俞飞鹏是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表哥。其侄子俞济时，就是74军（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前身）第一任军长，后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长达10余年，最后随蒋到了台湾。他们系蒋家私密小班底的核心分子。

俞飞鹏立即摆了一大堆困难，意思就是眼下国家打仗“钱紧”。叶剑英早就看穿了俞飞鹏的伎俩，故意将他一军说：“18集团军将士在前方浴血作战，抵御日寇，军委会后勤部却以各种理由克扣军饷。我只有亲自面见蒋委员长，请他主持公道。”俞飞鹏见叶要直接找蒋介石，只得安抚说：这种事情不必打扰委员长。我去把有关情况转告委员长即可。

叶剑英离开俞飞鹏的办公室后，每两天准时给他打一次催问电话。开始几次，俞总是说蒋委员长公务繁忙，一时无法安排接见。10天后，俞说见到委员长了。叶剑英放下电话，就乘汽车赶往俞的办公室了解情况。俞飞鹏向叶剑英简要介绍了面见蒋介石的情况，无非就是军队资金调度紧张，自己这个后勤部长不好当云云。叶剑英说：“我不管别的，只问我们18集团军的军饷问题怎样解决。”俞飞鹏说：“叶老弟，你再等一等，容兄弟我抓紧时间筹措调度，争取早日解决你的困难。”然后强调说：“你告诉周（恩来）部长和朱（德）、彭（德怀）两位司令官，你们先想一想办法，渡过难关。”叶剑英问：“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吗？”俞飞鹏无奈，只得说：“委员长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叶剑英又问：“蒋委员长的原话是怎样说的？”俞飞鹏沉吟片刻，说：“让你们好自为之吧。”

叶剑英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当即发电报给叶季壮，把交涉情况告诉了他，并请他转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叶季壮后来回忆道：“我向中央领导汇报后，毛主席没有一丝恼怒的样子。他微微一笑：'讨债的事情不好做啊！不好做，也要做。有劳你们“两叶”了。’”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的阴谋。既然俞飞鹏转述蒋介石的话，让八路军“好自为之”，便决定在有理有据之中让八路军“好自为之”，发展壮大队伍。毛泽东后来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陕北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就与此有关。延安中共中央还向八路军各有关办事处发出指示，要求继续向各相关兵站洽谈补充给养和经费事宜。

1938年4月，毛泽东（左三）与访问延安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左二）等合影

坚持使用“八路军”的番号，志在打破禁锢以行长远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收到南京政府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书面命令。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为第18集团军。此后，八路军除在对外交往和发布战时命令文书时自称第18集团军，绝大多数场合仍以八路军自称。

为什么共产党要坚持使用“八路军”番号？军史专家普遍的看法是：八路军是中共武装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承认的最初名称。此前，中共武装被蒋介石政府冠以“赤匪”等称呼，没有正式名分。为了教育说服红军将士接受国民政府改编，中共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前期思想政治教育搞得很扎实，八路军名称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前，已被中国共产党上下广泛接受。八路军将士在抗日战场上英勇作战，大放异彩，使“八路军”的番号深入人心。八路军各师刚奔赴抗击日军的战场，就接连取得平型关战斗、夜袭阳明堡机场、雁门关伏击战等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与国民党军的屡战屡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大振奋了广大抗日军民的信心，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因而，共产党很珍惜八路军这个名称。

除以上原因外，当年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一些问题。从国内党内来看，当时在中共及其军队内部，有一些人对于在新的形势下的斗争出现了认识和思想上的偏差，造成了一些混乱。

一些干部受王明错误路线的干扰，认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既然纳入国民党政府军队序列，就应该在思想上、战略上、军事行动上都服从于军委会的指挥和管理。例如，1938年3月2日，第115师师长林彪被阎锡山的第19军士兵枪击误伤，离职去苏联治疗。当天夜里，毛泽东致电罗荣桓：“林之师长职务暂时由你兼代。”此电一并抄发第18集团军司令部。但是一天之后，第18集团军却宣布该师师长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其理由是此决定已报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军委会“获得同意”。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之间，八路军前方总部（第18集团军司令部）个别高级将领，在政治上出现了模糊认识。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为了不把后方与前方分歧公开，只能默认了既成事实。

还有一次，第120师一名旅长将职务军衔印成名片，到处发放，还得意洋洋地说：“我已不是'匪’了，是18集团军少将旅长了！”此事传到延安，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对于这名将领如此看重所谓“官家身份”十分生气，顿生警觉之心。毛、张等人经过研究，果断地把这名将领免职后调了回来，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毛泽东派八路军政治部的人对部队思想动态情况进行了解，还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个别干部对于在不在编非常在意。由于改编时，八路军和后方的第18集团军应按照编制员额，造花名册送南京政府备案。陕甘宁的红军干部战士男女老幼加起来大约有8万人。报送名单不能超过4.5万人。有的干部在名单上，就趾高气扬，对不在名单上的战友，在言语上流露出高人一等的不健康情绪。

由于革命分工不同，一些人到八路军办事处（牌子均为第18集团军驻某地办事处，但仍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如林伯渠、谢觉哉分别任八路军驻西安、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董必武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书记、中共代表。这些人不可能都出现在向国民党政府报送的名单上。有些人发牢骚说怪话：“政府发的军饷里，没有他们的数。我们没有按标准领到手，是他们挤占了军饷……”一时之间，名单问题竟成了关注的焦点。

起初，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在部队设置政工干部，八路军没有政治委员，各师、旅、团也都没有政委编制。政委只能以副职或政训处主任一职面目出现。这些表面上的现象，实质上反映出的是深层次的思想问题。

种种不良现象的出现，与王明右倾错误路线有直接的关系。那一阶段，在延安包括基层部队有一种“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潮。人民军队受党直接领导的精髓和好传统受到弱化和挑战，这使得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中坚人物，不得不设法纠偏和谋局。与部队军事行文称谓上相反，共产党在内部文件、材料、领导讲话、报纸宣传上，减少和尽量不再出现第18集团军的叫法，而统统称作八路军。透过其中的细节可以看出，第18集团军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令认定的，而八路军的一些机构则是共产党设立的，两个番号意义和内涵都有区别。

当时在延安，有一个口头传达但未见书面文件的内部通知：除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任委员长的军委会内部行文使用第18集团军名称外，在大多数场合继续使用八路军称号。若国民党政府有关官员问询时，就以老百姓和基层指战员口头习惯为由进行解释。

八路军的名号盖过了第18集团军名号，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有意为之下作出的历史决策。

对于个别思想糊涂的干部，首先在党内，随后又在八路军内部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加上红军改编之后的思想动态，写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小册子，1937年9月印刷发行，供基层干部群众学习。

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为八路军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在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他还指出：“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地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及某些顽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认的。”他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反共反八路军的反动谬论。

1939年2月，《中央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此后，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曾公开致电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等，反对和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诬蔑。这样，尽管从正式行文建立到撤销，仅仅20天时间，但八路军的名号一直使用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

当时这样做，毛泽东有两个考虑：一是八路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人事权丝毫不能动摇。当时蒋介石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时，洋洋得意地说：“共产党的队伍改编，实际上就是向政府投降了。”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曾严重干扰了党的路线方针。中共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批判。原由任弼时任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对外称八路军政治部，一直未随朱、彭司令部行动，由中央军委行使八路军政治部的权力。任弼时受中央委派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领导和斯大林汇报工作，毛泽东亲自代理政治部主任职务（8个月后王稼祥代理主任职务），消除王明路线对部队造成的混乱。中共中央还作出重要决定，将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变称为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为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为前方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改任第129师政治委员。

20世纪80年代，八路军总司令部长期驻扎过的山西武乡县筹建八路军纪念馆。该县主要领导请省委有关同志出面，前往北京请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题写馆名。他们最初拟出了“八路军纪念馆”“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两个馆名供小平同志参考。深谙军史的邓小平经过仔细斟酌，最终题词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可以确认，八路军总部或者称核心是在陕北，在山西一带的第18集团军司令部是八路军前方总部。

当时，毛泽东还有另外一个考虑：鉴于国际形势，以防蒋介石以战时编制、平时编制为名，对共产党军队做手脚。那时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世界和平造成了极大威胁，美英等国施加压力，逼日本从中国撤兵。当时日本的决策者陷入“撤”与“不撤”的两难境地。日本天皇裕仁摇摆难决，政府首相接连更换，军部分成了两派，陆军省、海军省都将旧日矛盾裹带进来。虽然最后是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强硬派上台，结束了“支那留撤”之争，但东条英机又把日本领上了直接偷袭美国珍珠港，使美国直接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的历史战途。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战争前景隐晦不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了党和军队的命运，不得不提前有所准备。庆幸的是，这样的机会没有让蒋介石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