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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许寿裳、周作人等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创立一份期刊，名为《新生》。 《新生》对鲁迅来说具有别样意义，那时他刚从医学转向文学，人生道路彻底翻新。 他希望这次转型，于自己，于文学，于中国，都是一种“新生”。 只可惜，这《新生》一期没出，就流产了。 那年鲁迅26岁，初出茅庐，满腔热血，浑身充满干劲。《新生》的流产并没有影响他“改造国民性”的激情，与弟弟两人四只手编辑了两期《域外小说集》。 《域外小说集》收录了16篇短篇小说，作者国籍及篇数分别是，英、美、法国作家各一人（每人一篇），俄国作家四人（七篇），波兰作家一人（三篇），波斯尼亚作家一人（两篇），芬兰作家一人（一篇）。 他们尤其关注俄国文学，那些文章充斥着更强烈的压迫与反压迫张力。 选材、翻译、编辑等复杂细碎工作，兄弟两全权负责。尽管他们干劲十足，译文也非常出色，但销量却很是惨淡。 第一期售出21本，第二期售出20本。其中有一本还是许寿裳试买。 付出如此大的心力，倾注那么大的热情，做出了不起的成绩，却没有人愿意买单。 难以想象鲁迅当时的失落与无力。 但他并没有停下“改造国民性”的步伐，继续向国人介绍西方进化思想史和科学思想史，涉及赫胥黎《天演论》、达尔文《物种起源》、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易卜生《人民公敌》以及拜伦等诗人的作品。 他坚信西方思想可以唤醒人的心智，让国人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不是奴隶。 但天真的他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译作采用“文言文”，没有多少人看的懂，能看懂的，一般都是上流人士。 总之，这些先进思想很难抵达奴隶们的意识里。 尽管鲁迅兄弟全身心付出，夜以继日，但现实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不舍昼夜而改变自身的逻辑。 思想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但大而无用。 当时的留学生群体都埋头于法律、政治、警察、军事、理化、工业的学习，关心文艺美术者寥寥无几。即便是鲁迅参与的革命派，也致力于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因此情况并无多大改变。 实业救国，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哪怕救不了国，也可以安身立命。 《新生》的流产，《域外小说集》的惨淡，“改造国民性”尝试的无人问津… 那时的鲁迅，尽管还很年轻，但也正是因为很年轻，才更容易从乐观转向悲观，从希望陷入失望，乃至几年后的绝望。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他认为最大的寂寞，是既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反对，归结起来，就是没人关注。 想改造人，却看不到人，那是怎样的反讽。 不甘寂寞，却偏偏与寂寞相伴数十年，直到1918年5月，37岁的他，才得以在《新青年》中发出最引人注目的一声“呐喊”。 只是这声呐喊，不是来自海外留学、高高在上的说教者，而是深受礼教熏染、神智昏聩的狂人。 抛开一切，化身狂人，才终于锻造出了“鲁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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