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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1949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79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程千帆教授专攻中国古代文学，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国内首位文学博士获得者。 现为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兼任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江苏古代文学学会会长、江苏省社科名家、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1979年秋，我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在程千帆教授的指导下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那时我国的学位制度尚未正式建立，研究生与学位没有关系，所以没有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的名称，统称研究生。但是就在开学典礼上，匡亚明校长讲话时透露了一个消息：国家正在制订学位条例，不久就会颁布实行，并鼓励我们成为首批硕士和博士。果然，为期两年的学习尚未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就颁布了。等到1981年底我们进行论文答辩时，已被称作“硕士研究生”，并在答辩后获得了硕士学位。 1982年初，南京大学开始招收首届博士研究生。当时南大共有二十多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资格的博士生导师，学校考虑到我国的博士生培养刚刚起步，不宜把步子迈得太大，所以在全校遴选了10位德高望重的博导，每人只招收一位博士研究生，来为今后较大规模的博士生培养积累经验。程千帆教授也在学校遴选的10位博导之列。那次招生具有试点的性质，所以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考，而是在本校已经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中选拔，先由导师提名，再由院系和学校审核批准。很幸运，我被程先生选中了，接着又被中文系和学校批准了。于是，我就成了南大中文系的第一名博士研究生。
作者与导师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南大中文系只有程先生一人具有博士生导师的资格。由于学位制度刚刚施行，如何培养合格的博士，大家心中都没数。程先生也不例外，他日夜思索这个问题：一个合格的文学博士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呢？为了有一个参照标准，程先生从图书馆借来了外国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已经公开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仔细阅读，比较揣摩。十来本博士学位论文读完后，程先生说：“这下我心中有数了！”于是他邀请本系的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当时还没有实行副导师的制度），组成了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并制订了严格的培养计划。在我毕业以前，系里没有招收第二名博士生，在将近三年的时期内，整个博士点只有我一名博士生，却有四位老师在负责指导，于是我接受了非常全面、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说实话，我在攻博期间真是“吃尽苦头”，但是那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受益匪浅。我没有在中文系读过本科，学习古代文学完全是半路出家，而且当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已过而立之年。我能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学业，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完全归功于程先生和指导小组的其他老师，换句话说，应该归功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博士点。 那时的博士生培养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许多规章制度还没有确立。比如说，全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所以并未制定学位课程体系，更没有实行学分制。程先生与几位副导师商量后，决定让我以专书研读的方式来进行课程学习。具体地说，就是让我研读几部经典。 我攻博时的研究方向很明确，就是唐宋文学。有些学校的博士生刚入学就确定了论文题目，其后的学习和研究都围着学位论文转。但是程先生认为，一名合格的博士生，绝对不能一入学就写学位论文，然后就以这篇论文获取博士学位。他认为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该在学业上打好坚实的基础，既要掌握宽广坚实的基本知识，又要学会各种研究方法，撰写学位论文仅仅是学习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程先生还认为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的学术本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古代文学绝对不能与史学、哲学分离开来。还有，古代的作家都是在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学术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人生观、文艺观都离不开孔孟老庄的影响。为了真正理解古代作家及其作品，就必须对他们所接受的思想源头有所理解。所以不管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哪一个时代的文学，也不管他们的学位论文会选择什么题目，都必须对古代典籍进行一定数量的研读。 于是程先生为我开列了一份必读书目，规定我在学位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研读以下经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细察这份书目就可发现，它们全是先唐的典籍，也就是说，它们与我将要撰写的学位论文并无直接的关系。这可能是针对我没有读过中文系的本科、学业基础比较薄弱，程先生必须让我“恶补”一番。于是，我就根据上述书单埋头苦读起来。我选择了较重要的版本，逐字逐句地细读文本。例如《诗经》，我既读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又读了朱熹的《诗集传》，并撰写了一篇读书心得，这篇文章后来以《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的题目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论丛》上。又如《楚辞》，我阅读了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三种注本，也撰写了一篇读书心得，后来以《朱熹楚辞学略说》的题目发表在《求索》上。 总之，经过一年多的经典阅读以后，我对唐宋文学的学术源头有了较好的把握，这不但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基础，而且对我日后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大有益处。比如我研究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时，就基本上做到了胸有成竹。 当然，我在读博期间受到的最大训练还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在这方面，程先生的具体指导让我受用终身。首先，程先生鼓励我选题时要敢于知难而上，要选择学术意义较为重大的题目来从事研究。我最初的选题是《朱熹文学思想研究》，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真是非常前沿的一个课题，因为朱熹其人一向被学术界视为轻视文学甚至反对文学的理学宗师，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几乎无人问津。可惜因当时看不到钱穆先生刚在台湾出版的《朱子新学案》，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放弃了这个选题。直到十年以后，我才有条件从事该课题的研究，撰写了《朱熹文学研究》这本书。放弃第一个选题后，我选择了江西诗派作为论文选题。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但是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种种误解。我经过细致的史实考索和文本分析，对江西诗派做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 1984年10月22日，我以《江西诗派研究》为学位论文参加了论文答辩。由于这是国内首次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中文系把答辩会办得非常隆重。系里组织了堪称豪华阵容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钱仲联先生，委员除了导师程先生以外，还有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管雄、周勋初等先生。此外还邀请林庚、王起、朱东润、萧涤非、孙望、金启华、顾易生等先生为我评阅论文。答辩会场则设在宽敞的校图书馆报告厅，到场旁听的中文系师生及系外人士达三百多人，江苏电视台派人到现场录像。 经过三个小时的答辩，钱仲联先生当场宣布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我的答辩。当天晚上江苏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播出了答辩的场景，第二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予以转播。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于1986年以《江西诗派研究》的书名在齐鲁书社出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还因此而受邀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江西诗派”的词条。书中部分章节则早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学术刊物，例如附录《黄庭坚夺胎换骨辩》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其英译本又刊于该刊英文版次年第3期。到了2008年，《江西诗派研究》又被评为南京大学“改革开放以后文科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 总之，从1979年到1984年在南大接受的五年学术训练，使我从一个业余的古代文学爱好者成长为基本合格的研究者。我永远感谢南大的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学科点，也永远感谢程千帆教授等辛勤教导我的导师。
作者与研究生 岁月不居，任何学术单位迟早会面临新老交接的问题。薪尽火传，研究生培养其实就是学术传承的过程。到20世纪90年代，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点的老一辈导师逐渐退出学科的日常工作，年青的一代逐渐成为导师队伍的中坚力量。昔日的研究生逐渐成长为研究生导师，我也从1988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1989年，我应周勋初先生之邀担任博士生副导师，协助周先生指导了徐兴无、王青等6位博士生。1993年我被增列为博士生导师，继续与周先生合作，指导了俞士玲、殷祝胜等15位博士生。后来我又独立指导博士生50多人。我指导的博士生中现已有30多人成为教授、副教授，其中有8人成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我被江苏省教育厅授予“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由于我是本学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我较早就开始协助程千帆、周勋初先生进行博士点的管理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成为本博士点的负责人。说实话，在本博士点的队伍中，我的学术水准和领导能力都远不是最优秀的，但是我在这个梯队中正好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所以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回顾自己走过的从学、从教的历程，既感到幸运和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我决心努力工作，力求保持本学科点的优良学术传统和良好学术声誉，力求保持我们的研究生培养的高质量。 40年来，我们在研究生的培养上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程千帆先生开创的硕士、博士培养模式后来有所发展，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学位课程体系日益规范化、系统化，诸如开题报告、中期考核等制度也日趋严格。我们的基本教学理念，尤其是重视提高研究生基本功和实际研究能力的理念，一直都坚持下来，成为本博士点的显著特色。本学科培养的博士生数量也许不是最多的，但是其质量却得到学术界普遍的好评。我们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一般都具有基础扎实、外语水平较高、动手能力较强、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点，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的脚踏实地、不尚空言的朴实学风也都深深地打上了本学科的印记。 总而言之，回首我本人走过的成长道路，正好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进展完全同步。值此恢复研究生教育40周年之际，谨撰此文以表纪念。 作者：莫砺锋，刊于杂志9月号 编辑：雅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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