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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运交华盖欲何求？（鲁迅《自嘲》诗句，见《鲁迅全集》第7集147页。）鲁迅的命运，简略地讲实际上就是贫穷与恐惧。在命运的逼仄下，鲁迅痛苦不安，酒无疑他安慰。但也并不使他完全满意，所以他对酒有一种若即若离的矛盾表现。
如果说魏晋人嗜酒如命是由于虚无的侵袭和环境的逼仄，那么鲁迅的恋杯也可作大致如此的理解，只不过由于鲁迅身体病弱而少了些狂放之气，因而鲁迅自己有时想起来也觉得愧不如古人。
鲁迅爱喝酒是出了名的，研究一番很有必要。陈学昭曾回忆说：“每天晚饭，他喝一点酒，很少，大约至多不过半两，旧式的小酒盅一盅。每天晚饭他要固执地劝我喝酒，使我很窘，并且要用了这类的话来说服我：'虽然你不欢喜喝酒，喝一点实在是很好的，可以帮助血液循环……’于是当我还没有注意到，面前已放了半盅酒了。”
（
马蹄疾《鲁迅生活中的女性》180页。）这话是说给一向反对他喝酒的许广平的也未可知，但不管怎样样，一个肯拼命向女学生劝酒的人一定是把酒当作很好的东西的，也一定是常喝酒且喜欢喝酒以至于无法脱离的。也正是因为鲁迅爱喝酒曾引得许广平以“平林”为笔名发表《同行者》，内中解释鲁迅喝酒原因，“说是由于遗传得来的刘伶癖，无宁说是由愤世嫉俗的一种反抗的驱迫，使她不时的沉湎于杯中物。”（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129页。）这是一种善意的理解。叶灵凤则不客气得多，他以此为因由，在《戈壁》第二期（1928年5月）上发表一幅鲁迅醉酒图并加了如此一段说明词：“阴阳脸的老人，挂着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周作人《关于鲁迅》35页。）冯乃超则在《文化批判》第四号（1928年4月）上发表《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说鲁迅“缩在绍兴酒瓮中，'依旧讲趣味’。”
其实，鲁迅以前是不喝酒的，甚至是憎恶喝酒的，这与他父亲的不良酒风有关。萧红曾回忆鲁迅一次醉酒，当人们说鲁迅喝多了时，鲁迅却极力辩解，“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起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鲁迅的父亲醉酒的样子确实十分可怕，鲁迅的二弟、三弟周作人、周建人都曾有这方面的回忆：“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但是酒喝多了，脸色渐变青白，话也少下去了，小孩便渐渐走散，因为他醉了就不大高兴。”（周作人《关于鲁迅》35页。）“忽然，听得瓷器摔在石板上发出的清脆的声音，我赶去一看，我父亲把饭碗掷出北窗外去了，把菜碗（里面还有菜）也掷出北窗外去了，接着，酒杯也落在石板上了。最后，桌上的碗筷一点也不剩了。他在掷这些东西的时候，脸色是这样的阴沉、忧郁、压抑、悲伤，使得我不敢问一他一句：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109页。）
鲁迅的父亲的醉酒肯定是强烈的刺激过鲁迅，尤其是鲁迅的父亲还吸烟。“为什么关于小床特别有些记忆的呢？这理由一半是因为伯宜公久病，总躺在这床上，一半是常看见他在那里吃鸦片烟。”（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的故家》34页）伯宜公的吃鸦片烟是在衍太太家吃开头的。起初伯宜公常到衍太太家去吃烟。大概是出于教子的目的，鲁迅的母亲“就牵了他的手，到那家窗外去暗中察看，看到伯宜公确实在那里，母亲仍然牵了他的手，擦着泪回到自己家中。”因为这样，鲁迅对他的父亲一定充满反感、厌恶之情，当然也有可怜之情。（参见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42页）
由于有这样的经历，鲁迅早年是不喝酒的，甚至是憎恶喝酒的。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鲁迅在东京时已开始抽烟（当然不是鸦片而是纸烟），1908年回国后已常常饮酒。在绍兴，范爱农常找他喝酒，有一次“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集312页）到北京后鲁迅曾有一段时间暴饮过度，甚至喝伤了胃。此后虽李饮，但到死没断过饮酒。鲁迅为什么耽于饮酒呢？人们曾做出不同的解释。许广平说：“是由愤世嫉俗的一种反抗的驱迫，使她不时的沉湎于杯中物。”李欧梵基本上采用许广平的说法。吴俊则采用精神分析的观点，“鲁迅一度时期的纵酒，其实质就是他的自虐的表现。”（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116页）叶灵凤、冯乃超甚至陈学昭笔下的鲁迅则是个酒依赖者。
鲁迅自己实际有过各种解释：“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集第221页）这是酒生豪气的一类；“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鲁迅《这是这么一个意思》，《鲁迅全集》7集263页）“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也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鲁迅《淡淡的血痕中》，《鲁迅全集》2集221页）这是借酒浇愁的一类。其实，对于鲁迅来说，感受最多，体验最深的恐怕还是后者。巴什拉在《火的精神分析》中评论埃德加·波时曾说：“波的酒精是淹没、带来遗忘和死亡的酒精；它是以水的数量标记、水的雌性标志为特征的。……埃德加·波是一个真正的'无家可归者’，一个流浪喜剧演员的孩子，一个惊恐万分的孩子，他看到年轻的母亲微笑着，直挺挺地躺着死去，酒精并没有使他得到温暖，得到安慰和快活。”（巴什拉《火的精神分析》108-109页）这似乎也是在讲述鲁迅。鲁迅从酒精中汲取的也似乎并没有多少安慰、温暖，而只不过是淹没，在淹没中遗忘贫苦与耻辱。“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在这种如醒如醉、非醒非醉中延续生命。
酒，对于鲁迅来说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他由憎酒到嗜酒如命到终生常饮不辍是无可避免的，因为酒为他的心灵提供了必需的资养。
鲁迅是一个心灵过早被外物压得干瘪的人，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穷，一是死，如果说魏晋人所受的压迫主要来自于环境险恶，死之恐怖造成常年挥之不去的性命忧虑，那么鲁迅所受的压迫除此之外，还有贫穷。穷得受人百般耻笑，悲苦难忍甚至想到以死求得解脱，是鲁迅终生萦绕心间的情感体验。
鲁迅是一个过早地临视死亡的人。鲁迅十三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被皇帝钦定为死刑犯，多方打点，才由斩立决减为监斩候。周介孚案发，周氏一族所有成员全都感觉到死神的迫近，但最受惊扰的首推鲁迅，因为他是周介孚的长孙，如周介孚死罪难免，鲁迅则极有可能受株连而被判死刑。从那时起，鲁迅就被死亡缠绕住，时时感受到死神在身后追赶的恐惧。“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定回家。”（鲁迅《自传》，《鲁迅全集》7集83页）这种过敏应当说是受恐惧煎迫所自然发生的。这个时候死亡的影子如闪动绿光的狼眼一样，不远不近地跟在鲁迅后面，快意地享受玩弄被俘者于股掌的恶毒。正因为过早地感知了世界潜伏的危险性，鲁迅才会对周围的敌意十分敏感，才会过分在意他人的脸色，才会无法容忍被称为求乞者。“'死’从她本身的阴影中出现，由背后来袭她，将她缠住，反剪了，剩下弱小的孩子，一转眼间，对面就是两界。'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鲁迅全集》6集477页）这样一段近四十年后的“死”的解说词，虽是鲁迅用来表达他对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的理解，实际上可以看作是鲁迅由别人的版画所勾起的自己少年不幸的回忆。
此后每每撞上脊背的死亡不断加深着鲁迅的惊恐、烦扰。在死亡面前，鲁迅始终是一个失败者。据增田涉回忆，“他曾经向我说过，他在晚清搞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地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因为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罢。”吴俊以此佐证鲁迅是爱母亲的。（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156页）我更倾向于王晓明的推测：“鲁迅是很爱母亲的，他对她的将来的生活的顾虑，自然是真实的。但我想，他所以又回去问，却恐怕不只是出于这一份顾虑。要做徐锡麟那样的刺客，需要具备特别的心理素质，其中关键一条，就是能信赖集体，将自己完全交出去。”（王晓明《鲁迅传——无法直面的人生》33页）这种推测，依我看还是太含蓄，依我看，鲁迅之所以临阵旁顾，前面列举的可能都是其中的原因，但有一条大家都不愿提及，实际却无法回避的，那就是，鲁迅在此与紧追其后的死亡又一次胸背相接，鲁迅也试图反身与此相对，但他还是失败了。他没有积聚起足够的勇气，他只得强忍死亡的嘲笑拚力奔逃，为母亲生计考虑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而以长辈为借口来拒绝别人在鲁迅并非第一次。在那次周氏家庭会议上，鲁迅就曾用周介孚的名义表示过一次拒绝。当然，我这种推测还有其它的根据。这次接受刺杀任务当在1907-1908年左右，而此前，鲁迅曾是慷慨激昂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翻译的《斯巴达克之魂》。里面有充满血气的对话：“'卿等知将战死乎？’少年甲：'然，陛下。’王：'何以死？’甲：'不待言：战死！战死！’”更有意思的是其中还有一逃兵，他的妻子以死谏劝他改变自己可耻的选择。文中还因此感叹：“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这篇翻译也是鲁迅当时明心迹表态度的形式吧。而且这个时期鲁迅还断发留影，题词，有名的除赠许寿裳的一首《自题小像》外，还有寄赠二弟周作人照片时在背面所附的话：“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鲁迅《题照赠仲弟》，《鲁迅全集》8集479页）其字里行间是多么的勇敢和豪迈。但是，事到临头，却畏葸不前，借故脱逃。鲁迅的心中肯定是非常难堪的。1934年，鲁迅把此文选入《集外集》时说：“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我想这种挫折一定是沉重打击了鲁迅的自信心，所以鲁迅此后很长时间沉默不语（实在是不知从何谈起）。为此他内心是不安的，说到流血牺牲总显得缺乏底气，“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就不大赞成。”（鲁迅《鲁迅景宋通信集·十二》37页）“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是革命以前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11集32页）“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集第193页）这些话字里行间透露出败于死之手下的痛苦。吴曙天则记录下一个饶有兴味的场景：“席上闹得很厉害，大约有四五个人都灌醉了，鲁迅先生也醉了，眼睛睁得多大，举着拳头喊着说'还有谁要决斗！’”（吴曙天《日记》，1927年12月31日）吴曙天记下这则日记时大概以为鲁迅说醉话好玩，其实并非这样简单。人在酒精的作用下，平时被压抑的潜意识会浮现出来，鲁迅的醉话正可以这样看待，这是鲁迅的本我借着酒力对死亡进行的决绝反抗，是鲁迅清醒状态下无力示人的豪迈。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除醉酒时候终生挣逃而挣逃不开的魔魇般的悲苦。
压迫鲁迅的另一重物是穷。鲁迅家族本是世家，到祖父一代因祖父周介孚考中举人而又声势一振。但到父亲手里，家业已大大衰败。鲁迅曾说：“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穷是鲁迅最清晰的少年记忆。同时，穷也画定了鲁迅的人生发展方向，“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水师学堂。”（鲁迅《自传》，《鲁迅全集》7集84页）鲁迅对穷念念不忘，并曾作诗记之：“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鲁迅甚至佩服地说陶渊明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常。”（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3集515页）言外之意自愧不如。一个人把穷看得很重，常常念穷而不能释怀，当然也就被穷时时迫压而痛苦不已了。鲁迅就是这样，穷如一个丑陋的巫婆张着得爪要捕拿他，而他只有惊慌奔逃。
在死亡和穷的疾追不舍之下，鲁迅精疲力竭。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酒无疑让鲁迅感到魅力无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理解了鲁迅小说《孔乙己》《在酒楼上》所营造的酒意象的深层意义。
孔乙己是一个为穷所围堵的读书人，标志他身份的无论如何也脱不去的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这长衫实际上又是趴在孔乙己身上的索债巫婆，时时追其左右叨絮他的穷落。孔乙己则与像与债主锁死在同一只手铐上无法潜逃，心也无时不被穷所呵责。在咸亨酒店，他郑重其事地缓缓排出九文大钱。那并非是故意张扬，他其实是在挣扎，他是在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排钱上，他不惜用尽一切力气来压下浮在铜钱上的恶意的笑，可是恶意的笑跳身到酒客的口上更肆意地喧嚎，“你一定又偷了有家的东西！”孔乙己更惨痛地被击中了，他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此时的穷则已变成纠缠过拉奥孔的毒蛇，把孔乙己勒迫得五脏俱裂，而剧毒也随之被注入体内，孔乙己遭受了最酷烈的伤痛。孔乙己本能地端起酒碗，酒浆如通神的彩笔为孔乙己建造起柔软、舒适的眠床，让孔乙己得一瞬间的灵魂舒展。而孔乙己的脸色也渐渐复原了。酒无异于孔乙己忍受贫穷不至于跌倒的拐杖。
孔乙己遭受的第二种袭击是死亡。孔乙己昏了头，偷到举人老爷家里去了。举人老爷把他往死里打，孔乙己因此更迫近、更清晰地看见了死亡。死亡以他难以比拟、难以描绘的漆黑的脸膛，惊吓了孔乙己，孔乙己久久没有醒过神来，他愣在与死亡照面的地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以至于人们忽然发现咸亨酒店里居然少了孔乙己而一齐关心起他来。当孔乙己终于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已失去了双腿。他无法面对这悲惨的境遇，他要逃到酒里去。他不顾一切地挪向久违的咸亨酒店，那是多么漫长的一条路啊，然而孔乙己只管挪，只管挪……他终于用手走到咸亨酒店里，要了一碗酒慢慢喝下去。那一定是世界上喝得最舒服的一碗酒，这碗酒帮助孔乙己驱走了压在魂魄上的令他恐惧难安的恶魔。
鲁迅通过对孔乙己喝酒的经验叙述，表达了自己对酒的亲近与理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孔乙己》中看出鲁迅对酒的拒斥的努力。这表现在小说中鲁迅设置的另一种强大的声音，这就是小伙计的声音。小伙计从一开始就质询孔乙己：你读了那么多书，为什么不会营生？营生确实是一个十分现实、十分重大的问题。以营生水平为考量标准，小伙计要求孔乙己就他读书所获得的知识价值作出明确回答。在这种十分巨大的质询下，孔乙己张口结舌，也因此引起我们的怀疑。引起我们更大怀疑的是小说结尾那个经典性场景：孔乙己坐在咸亨酒店的柜台下面用沾满污泥的手捧着酒碗喝下去。在小说的开头，孔乙己竭力要保持的是长衫的穿着，梦寐以求的是能够在咸亨酒店里坐喝。而到这里他保持住了长衫的穿着（尽管这长衫又破又脏），且实现了他坐喝的梦想。完成了中国式的大团圆。只不过这“坐喝”只是那“坐喝”的一个拙劣的模仿。以这种无奈的模仿，孔乙己终结了自己作为嗜酒的零余者的表演。同时，鲁迅也以这个终结透露了自己对孔乙己的一种厌弃，进而显示了鲁迅试图与酒保持一点距离的心理欲求和对自身与酒保持一点距离的能力自信。这是鲁迅在写作《孔乙己》时的一点有意努力。心气高傲凌云的鲁迅始终无法春风得意，重振周家凋败的家业，甚至无法按自己的意愿组织个人的小家庭，人性的创伤让他片刻不得安宁。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下，鲁迅要戒掉自己借以暂时逃离衰颓心境的酒精，无疑是一件十分痛苦也难有结果的事情。鲁迅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是在提取生命的最后能量做一种宿命的拼杀努力。
到了写作《在酒楼上》时，鲁迅虽仍有意但已无力再做这种努力了。
小说《在酒楼上》中的人物吕纬甫是接着孔乙己的精神旅程继续走下去的。孔乙己徘徊于鲁镇上，终于无法走远。吕纬甫则在孔乙己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像一个苍蝇一样飞出去了，一直从中国飞到外国，回国后又从南方飞到北方。但吕纬甫并没有迫切飞行的欲望，他的飞行是由于外力的恐吓，是一场精神逃亡，为了逃避死亡的恐惧。这让人想起鲁迅少年时在家乡受尽冷眼、欺辱，才决心逃异乡、走异路，把灵魂买给洋鬼子。吕纬甫在飞行时，也曾自以为是一次勇敢的探险，但当他下落时，却发现只不过绕了一个圈子，如今又停在原地点。吕纬甫对苍蝇的认同，彻底否定了自己人生进取的价值意义，陷入虚无的生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走过孔乙己很远以后，又重新回到孔乙己身边，而孔乙己过去所遭遇的问题再一次尖锐地摆在吕纬甫的面前。酒便重新成为他心灵痛苦的临时催呕剂，让他暂时排空满腹的痛苦，获得一瞬的灵魂轻盈。
在小说中，吕纬甫走进一石居来寻求酒精的安慰，正好遇到多年前的老朋友独斟。老朋友邀请他一起进餐，吕缜甫略略踌蹰方才落座。这一踌蹰和当年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的行为差不多。吕纬甫所以迟疑而无法坐下，是因为他的钱并没有余额来延请朋友。意外相逢不但没有获得老友重聚在欣喜，反而引来恶意的穷神，将吕纬甫牢牢枷锁住，使他动弹不得。在老朋友面前，吕纬甫局促不安，恰恰表现了为穷拘押的人共同的症候。吕纬甫是从小兄弟的坟场走到一石居的。在坟场，他既害怕又好奇地趴在小兄弟的坟茔旁，颤动着心弦想看一看死亡多年的小兄弟。他要从小兄弟的坟茔里把捉一些东西，把捉小兄弟的生命被死亡吃剩的残渣，以此获得自己生存下去的理由和勇气。这是为死亡追逼直到死角的人在濒死时刻所做出的本能的把捉，就像沉入河底的溺者本能地把捉淤泥以寻求大地支撑的感觉一样。然而，“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做拚命的把捉之后，绝望如巨兽横截面前，死亡的利爪便直冲吕纬甫，一把撕开他的薄羸的胸膛。肮脏的肠肚挂出体外，吕纬甫沦为一具行尸游荡在尘间。他嗅着酒香向一石居走来。他要喝酒，喝酒，要让酒神帮他将沾满泥垢的肠肚放回腹腔，让他重新找回活着的感觉。
在《在酒楼上》中，酒意如同三月的桃花绚烂夺目。如果说，在《孔乙己》中，鲁迅凭借辛亥革命神话的支持，在详细描述孔乙己的饮酒生涯的同时，以另一种同等强度的声音设置质询孔乙己，显示了他一点力排酒的魅惑、与孔乙己保持距离的自制与自信。那么，到了《在酒楼上》，辛亥革命神话如墙壁上涂刷的新漆斑斑剥落，重现里面的陈旧，鲁迅也失去了精神的支持，所以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尽管在酒意书写之外仍旧有另一种声音的设置，却相对弱了许多，而自信则淡到近乎没有。在一石居里，鲁迅回避掉了那些围堵在孔乙己周围的酒客。一石居是酒楼，怎么会没有酒客呢？可是鲁迅小说中的一石居里就是没有酒客。这其实是一种十分主观的安排，它显示写作《在酒楼上》时期的鲁迅有点讨厌那些人的罗唣。对一种东西讨厌，其实便意味着对这种东西的某种程度的惧怯。鲁迅在小说的叙述中讨厌酒客，其实也是一种惧怯，惧怯在他们的提醒下直面自己人生的失败。从地理征候上说，从咸亨酒店到一石居也是一种从地面向空中的转移。在咸亨酒店里，孔乙己脚踏在土地上，隐喻着现实对他的时刻纠缠。在这种叙写中，则表现出作者鲁迅对现实之维的在意和与之对抗的内在企图。而到了《在酒楼上》，酒桌摆在了楼上，吕纬甫的饮酒事件也便发生在半空中。小说叙述中这种对地面的远离，隐喻着人物对现实态度的疏淡，也暗示了鲁迅情感的转移，在经过太多挫折与失望后，他已不再固执地要踏牢地面，他当然知道不可能总离开地面，但一时间的寄身楼上，也是快意与必要的吧。同时，这种上楼，也说明了鲁迅过去那一点自信的缩小。还有就是酒店小伙计退居一侧，除送菜时偶一露面，整个叙述中基本都是隐没到背景里，与吕纬甫偶遇并对饮的是昔日的同学。这种人物的置换是对刺耳的现实质询的消弥，从而使饮酒的场景涂抹上一层温馨的色彩。这种置换表现出鲁迅对吕纬甫的宽容与不忍，也说明鲁迅已不再刻意强调与酒徒吕纬甫保持一点距离，而显示出一种下意识地靠拢。小说最后，鲁迅似乎从酒意中醒来，发现与吕纬甫的距离太近而试图表示一点拉开距离的姿态，他让吕纬甫与“我”背向而行。但由于前面巨大的酒意渲染，便醒目地昭示了这种姿态的虚弱。
人们不禁会想，他们也许绕着墙角转一圈很快又靠拢在一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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