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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麟稀 原创不易，不要吝啬给个鼓励~~ 云南会泽县处于乌蒙群山中，是个不为人知的偏远小城，可这里一直流行一个传说，本县藏了一枚古代的大铜钱，铜钱之大超出所有人想象，据说，有一米多宽，真的有这枚大钱吗？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会铸造它？ 没人亲眼见过，也没人说得清楚，但传说一代代流传，越发神乎其神，时间没淡化人们对传说的好奇，反而越发关注 1950年3月，真的有人见到这枚大钱，云南解放后，军代表王荣接管了会泽县滇北矿务局，王荣第一次听到“钱王”十分好奇，他在县委办公楼的家具仓库里，揭开墙角的一块布，竟见到这枚巨大的钱币，直径50多厘米，重40多公斤，两个人才能抱动，后来，这个宝物被珍藏在会泽铅锌矿。 无数次动荡岁月，大铜钱竟神秘消失，直到21世纪一天，人们在会泽县公安局的枪库里，又发现了它，这枚钱币，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体积、面积、重量最大的古钱币，拿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证书。 人们对它更加好奇，“嘉靖通宝”，嘉靖年间为何铸造这么大的钱币，谁造的，用来干吗？总不能当日常货币？嘉靖帝炼丹修道，行为诡异，钱也跟着变的神秘莫测？  据说出炉那天，有人对它顶礼膜拜，逢年过节，把它悬挂在门口祭拜，为发财吗？为何不祭拜财神爷呢？官方铸钱局会铸一种开炉纪念币做纪念，可没这么大的？ 山西平遥古城是古代中国的华尔街，是大清朝廷的钱袋子，那里没“钱王”，也不祭拜钱。为何偏远的会泽县城会出现这枚大钱，并顶礼膜拜？这背后一定有秘密，这个秘密和金融有某种联系 康熙的烦恼从公元前600年开始，中国就使用铜钱，铜币是流行，并使用数千年的货币，铜一开始就不会是工业产品，而是历朝历代重要的战略物资，备受敬重，尤其是清代。 1644年明朝灭亡，清政府统治起庞大的帝国，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满清皇帝处处谨慎，他们吸取前朝失败的教训，包括明代货币混用，导致金融混乱的教训，决定彻底取消纸币，白银和铜钱并行。 老百姓一年赚几两或十几两银子，一两银子换1000枚铜钱，铜钱在民间广泛使用，铸钱所需铜的用量大大增加，顺治18年铸造4亿文铜钱，相当于245万斤铜，乾隆25年铸钱31亿文，需铜量为1159万斤，铜的冶炼、开采、运输，尤其是供应，是维系王朝经济命脉的问题，也是稳定江山社稷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国家行为。 可怎么保证如此巨大的铜钱供应？  当然的开矿，但不能，铜矿会聚集大量非农业人口，引起社会治安混乱，动摇朝廷长治久安的基础，哪天矛盾激化，矿工拿起工具当武器，就反了，历代朝廷禁矿都是这个顾虑，可不开矿，铜从哪儿来？ 清初用了看似愚笨的方法：收购旧钱。清代之前的钱币，民间百姓用的铜器，一律收回铸钱，私藏铜器是犯罪行为，二品以上高官才能使用铜器。很多有历史和艺术收藏价值的文物，都被收来铸钱，那是中国历史上对青铜文物破坏最严重的时期 为了收铜，朝廷专门设立机构和官员，规定考核任务，完不成要受罚，大街小巷遍布铜器收购店，但问题还是出现了。康熙十年一天，收购铜器的官员，小心翼翼报告自己没完成任务，陆续几人也汇报没完成，于是，康熙帝加大惩罚力度。 然而，完不成的非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康熙帝认为是价格太低，大幅增加收购价格，结果，几乎所有收旧铜的官员都完不成任务，这意味着世面上的铜收的差不多了。 其实，早有大臣上奏开矿，可年轻的康熙帝始终没答应，外有蒙古和俄国虎视眈眈，内有台湾郑成功图谋夺取政权，还有历史遗留三藩割据问题，自满清入主中原后，反清复明的呼声从未停过，开矿导致数十万壮劳力聚集，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矿工暴乱，康熙帝不敢冒这个险。 康熙帝找不到铜源正犯难，吴三桂却在昆明北郊鸣凤山用纯铜打造一座道观，取名金殿，耗费了250万斤纯铜，这是一年铸币用铜量总和，吴三桂竟铸成一所房子，太奢侈了，康熙帝大怒，两年后削藩，吴三桂起兵反抗，七年后病死于长沙，蔡毓荣因平定吴三桂有功，被任命为云贵总督。  金殿事件表明，尽管朝廷严禁开矿，但根本禁不住，暗采，不如合法化。蔡毓荣上任的第一件事是请求开矿，就地取材铸钱，解决军饷不足，康熙帝恩准了，但开矿只解决云南军饷，京城的铸钱局依然为铜焦头烂额。 铜源问题一直困扰着康熙帝，在康熙18年的殿试中，他给读书人出的题目竟是：铜源，可见铜源就是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但读书人以四书五经为教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很有限，所有答案都令康熙帝失望，但这让所有官员发挥起奇思妙想。 很快，一名官员提出一个大胆想法：把废旧铜炮回炉铸钱。因技术问题铜炮损耗率很高，坏了会拿去翻新再装备军队。官员们都觉得很荒唐，但户部、工部已被折磨的走投无路，就把方案报给康熙帝。 一边是关乎经济发展的货币，一边是关乎国防安全的武器，康熙帝犯了难，确实，当时相对安全，铜炮闲置无用，但铜炮对清军意义深远，八旗军队横扫中原正是凭借大炮的威力，回炉铸钱会影响军备，直接损耗清军战斗力，拆东墙补西墙能行吗？ 方案批准了，康熙帝意识到铜源枯竭引发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比国防安全更严重，那才是头等大事，可惜他下了这么大决心，效果并不理想，旧铜炮不过几十万斤，只能维持铸币局三个月运转，大清的货币体系摇摇欲坠，濒临崩溃。 康熙23年，福建海边的走私船被查获，船上不少日本工艺品，还有金属矿石，为防台湾郑氏跨海进攻，清朝多年禁海，偷运铜料、私自出海都是重罪，但这位船主献出整船铜料后，不仅免除杀身之祸，还令走私变成公开贸易，只因供出一个消息：日本铜料充足，可从日本进口。  20多年的禁海令从此废止，中国商人把生丝、瓷器、茶叶带到日本长崎，带回整船的铜，这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崎贸易，清政府收购商人贩回的洋铜铸造钱币，朝廷总算舒了一口气。 云南的铜矿没想到，三十多年过去，看似已解决的铜源问题再次爆发，辅佐执政的新井白石，意识到不出百年日本铜将开掘尽，更不满，日本处于严重的贸易逆差，于是，日本政府出台法令，出口大清的铜每年不得超过100万斤，而清朝的铜需求量最少是400万斤，许多铸币炉不得不熄火。 铜料紧缺的问题从康熙传到雍正手中，雍正还是亲王时，为争取父皇的好感，各亲王拼命拉拢近臣，精明的大臣不会拒绝，但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却拒绝了雍亲王，并说皇子不能结交外臣，这种刚正不阿的气节给雍正留下深刻印象。 雍正登基后，非但没生气，反而重用鄂尔泰，在赴任广西巡抚途中，雍正临时调任他为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兼管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成为一品封疆大吏，可谓一步登天。 荣耀背后是艰难曲折，在雍正支持下，鄂尔泰废除世袭的土司，把职位让给朝廷官员，对大小土司部落重新划分，建立中央政府统一行政区，分道、府、州、县进行管理，完成“改土归流”，为稳定边境，把四川东川府纳入云南管辖。 鄂尔泰深知朝廷命脉所在，中国并不缺乏铜源，陕西、甘肃、安徽、江西等地很丰富，但那些地方反清复明很活跃，听说会泽一带有铜矿，他亲自骑马实地调查。大山深处铜矿丰富，有的地方能露天开采，从汉代就开始了，这让雍正帝陷入沉思。 之前，无数官员上奏要求开矿，雍正帝通通驳回，同意的口子一开，那些官员还会上奏，怎么办？雍正帝打破传统，允许东川府开矿，不久，两广总督就要求开矿，雍正拒绝：广东少数民族众多，不利于管理，广东产量不足，经济不发达，大量开矿没足够粮食支持。  两广总督很快反驳，并把矛头指向云南，云南的少数民族比广东多，粮食产量和经济水平比广东低，交通比广东差，云南能开矿，广东为何不行？雍正帝驳回奏折，不再解释，将以后的此类奏折逐一驳回。 鄂尔泰迈出重要一步，也是危险的一步，这是东川铜矿走向大清舞台的开始，东川铜矿的露面从发军饷开始，就地炼铜发军饷，方便快捷，可鄂尔泰的开矿工作开展不久，就调到京城做高官，他推举张允随接管开采任务。 张允随27岁被任命为云南楚雄知府，凭着能力一步步升为云南督抚，滇铜产量从两三百万斤上升为一千多万斤，他对滇铜来说功不可没，但各省铜料采购官依然叫苦连天，云南有用不完的铜，为何仍铜料紧缺？ 乾隆初年，铜料采购由户部和工部采办改为各省采办，朝廷只管向各省摊派任务，不管海外购铜或收购旧铜，必须完成规定数额，否则受罚。尽管云南铜矿丰富，但专属云南控制，各省不得介入，滇铜是个巨大宝藏，但被层层包裹，不为外界熟知。 1738年，直隶总督李卫上书皇帝，建议将江浙两省的采购额由云南直接购买入京，乾隆帝很吃惊，云南一个省能有足够的铜料吗？李卫是雍正和乾隆两朝的名臣，曾在云南负责过铜政，不会乱提建议，收到张允随的奏折后，乾隆帝打消顾虑。 可云南山高谷深，运输怎么办？经过一年调查研究，张允随写出著名的《云南运铜条例》，对铜运全过程做出系统规划和分配，赢得乾隆帝认可，京城铸币局所需原料以滇铜为主，轰轰烈烈的铜业历史拉开序幕  乾隆五年后，各地的铸币局再不用发愁，铜业政策放宽，采铜、炼铜基本由商人去做，官府只出钱购铜，矿产资源归国有，私人允许开采，但投入上国家垄断了，有钱想买座矿山，不行，必须政府贷款给你，除了还贷款利息，开采的铜必须上交，可，这桩生意依然不错，很多商人翻山越岭，拖家带口来到会泽县。 不足万人的会泽县城，随着矿主、矿工、铜匠的到来，一下子增加到10万人，城里喧嚣吵闹，几十座外省会馆拔地而起，谁也想不到，云南深山的不毛之地，一座小城因铜而兴盛起来。 会泽县城有八大会馆，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是江西会馆，功德碑上是捐款人的姓名，上至官员、富商，下至矿工、生意人、贫苦百姓，人数众多难免混杂，由此制定很多规矩，一块石碑刻着江西同乡行为准则，依稀可见昔日的繁华有序。 张允随却为繁华担忧，会泽的铜被埋没，交通是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大量开采，交通问题依然存在，并且越发严重，该怎么解决？ 疏浚金沙江会泽是东川府的中心城市，东川出来的铜源源不断运到这儿，集中后再向外运出，和外界连通的是一条条狭窄的山间马道，靠牛、马、人力沿着小路，运抵四川泸州。小道异常繁忙，深夜马铃声不断，深山峡谷艰险无比，经常会，连人带马带货物一起翻下万丈悬崖。 从会泽到泸州，短短几百里路要走上一个月，沿途每20华里就有一个大驿站，那是一个马队一天的路程，休息一晚赶往下一个驿站，10万人日夜不停地走，陆路运输不堪重负，开采出的铜料堆积如山。 陆运费时费力，运量有限，费用非常高，并且这条线还运黔铅，滇铜和黔铅加在一起，每年1200万斤的运量，这么下去，道路迟早瘫痪，那大清的铸币体系也跟着瘫痪，后果不堪设想，大山峡谷能否有别的途径？  金沙江流到四川泸州与长江相接，河道曲曲折折，礁石丛生，如果能修浚，就可以从会泽直达泸州，水运发挥起作用，运输难题将迎刃而解 看上去美好的想法，操作起来很难，水运是最廉价的方式，但当时的技术做不到，并且耗资庞大，结果无法预料，很多官员不敢想，但运输难题把张允随逼到冒险一试，而这么浩大的工程要得到皇帝批准。 这个大胆设想并非张允随的首创，鄂尔泰早就想到，并上书皇帝请求拨款，以节俭出名的雍正帝拒绝了，张允随决定再试一次，乾隆帝召集大臣讨论，一派支持，另一派反对，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官员得知此事连夜挥毫表示反对，这人是川陕总督尹继善 四川和云南以金沙江为界，如果工程得不到四川的支持，难度将大大增加，但最终决定权在皇帝手中。乾隆接手的江山很富足，他扩大了圆明园后，更想做件名垂千古的大事，历代当权者不敢想的大事是修浚金沙江，张允随的请求被批准了。 张允随邀请尹继善一起考察，尹继善表示支持，却不肯出一分钱，资金问题成最先要解决的事，乾隆的批示中说：修建的银两可从加大铸币量后从中抽取的利润为经费，这事有眉目了。 乾隆五年初冬，金沙江上游的疏浚正式开始，不管张允随怎样彻夜研究方案，周密计划和详细安排，修浚的困难始终远大于他们想象，金沙江中巨石暗礁无数，修建河道要先清除江中巨石，工匠先把石头烧烫，再泼冷水，石头收缩爆烈成碎片，再清理就容易些。  这个工程不是一年两年能结束的，可铜运一天不能耽误，为保证不再出乱子，陆路修缮同时进行，这个工程同样耗资巨大，官府已无力启动，幸好本地铜商刘汉鼎个人出资打通隧道，象鼻山的悬崖峭壁上，很多石匠开山凿石，历时四年，建成两公里的人工隧道，这工程量相当惊人。 乾隆十二年，历时7年的水路终于修完，乾隆帝收到捷报，派户部尚书和湖广总督前来核验，全程没让张允随陪同。其实，水路没全线贯通，只做到分段通航，几处大的险滩没法疏浚，一旦如实禀报给皇帝，张允随将以欺君重罪论处。 幸好，大臣看到金沙江的险峻和工程浩大，敬佩张允随的胆魄，在皇帝面前说了很多好话，鄂尔泰也竭力为张允随辩解，乾隆帝深知那片忠君爱国之心，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免除惩罚，通令嘉奖，但铜运问题怎么办？ 没全部修通，金沙江部分通航，就已大大减轻陆上压力，常走的四条路线，都从东川矿区出发，到四川泸州。为减轻运输成本，所有铜矿就地冶炼，没人能想到荒山深处热闹非凡，几十座炼钢炉，上千个工人，白天烟尘能把太阳遮住，夜晚炉火让山沟一片光明。 铜厂出的是60%含铜量的粗铜，每个铜饼重约30公斤，一匹马驼两块，到泸州精炼，每年几百万斤铜料通过马帮运往北京，上百个马帮不停穿梭运输，导致马匹奇缺，不得已向民间征用耕牛，以至万亩水田找不到一个耕牛，严重影响当地春耕。 山路上，一个马帮队伍绵延几公里长，为确保运输安全，马帮有特殊行头，一路都前后呼应，一旦呼应中断，就有人查看营救，为防止强盗打劫，马帮大多带有刀枪，必要时请镖局护送。  泸州是长江航运第一站，送来的铜料在这里卸货，送到炉场提纯到95%，做成统一规格的圆饼，一个精铜大饼大约60公斤，打包装船，开始9个多月的水运，运达京城。 新问题又出现了，价值连城的滇铜要能力出众的人护送，去哪儿挑这些人？ 滇铜押运官押送滇铜是关乎经济命脉能否畅通的大事，朝廷规定，每支运铜队伍要配备一个知县级押运官，所有押运官都从云南知县中抽调，这个差事风险极大，一旦失败，后半辈子完了。 对十年寒窗，好不容易博取功名的官员来说，承受不起，不愿去做。但朝廷的命令不能不去，派谁去是个难题，云南官场找到的选择方式是抽签 抽签前，州府官员会连续烧香拜佛好几天，没抽中的欢天喜地，抽中的听天由命，朝廷规定从泸州码头出发的运铜船，必须在9个月零25天内到达京城，超时不足1月，降一级留任，超时1个月，降一级调用，超时两个月，降两极调用，超时5个月以上者，革职。 沿途发生的各种意外，轻者时间延长，重则丢官革职，最可怕的是半路丢失铜料，不仅仕途断送，还要照价赔偿。长江航道尽管常有船行，还有很多暗礁，尤其是三峡一带，有八处非常危险的暗礁，被称为鬼门关，有两句诗写运船的艰辛：
 即便准时运达京城，交办验收1个月，返回昆明汇报限时99天，在昆明汇报和报销各种事务要1个月，全部忙完返回原办事地点，最快最顺利，也需要19个月。 云南境内战事时有发生，本就运力不够的交通更加紧张，皇帝通过表彰鼓励顺利抵达的官员，来鼓舞士气。乾隆47年，广通县县令欧阳金，因运铜顺利抵达，升任元江直隶州州府，乾隆48年，昆明县令吴大雅运铜成功后，被皇帝单独接见，七品知县做梦都想不到会踏进紫禁城，这份殊荣足以令本人和子孙都诚惶诚恐。 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幸运儿，比如乾隆49年，云南开化府知县万廷石，他的任务是精铜94万斤，一匹马驼两个铜饼是120斤，需要7834匹马才能驼完，为了备齐，他在码头一等就是3个月 起航前，按习俗举行祭拜仪式，求老天保佑能按时回家，万廷石押送的船队有13只船，每只船载7万斤铜料，也就是35吨，出发那刻，通往天堂和地狱的门同时打开。 船队出发时是枯水季，长江水位较低，江底礁石看的清楚，险滩容易避过，万廷石一路祈祷，到四川境内心情陡然紧张起来，船队越来越接近一个令所有押运官胆寒的鬼门关：长江三峡。 为避开危险，船不能在江心顺流而下，而是在江岸逆流，万廷石已招聘好纤夫拉船，报信人说三峡水流平缓，他依然不敢放松，进了三峡，心提到嗓子眼，因为铜运历史上，沉船都在三峡。 怕什么来什么，第二天暴风突起，暴雨突然倾泻，大雨一连下了10天，每一天万廷石都诚惶诚恐，天终于放了晴，他的脸还阴沉着，万一不能在限期内赶到，也要被严惩，必须加快航行速度。 暴雨后江水暴涨，原本能看见的礁石无法看清，万廷石站在船尾，看着船队即将通过，没想到离开的最后一刻，意外发生，一艘船触礁并迅速沉没，铜料全部落入江底，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但万廷石没时间悲伤，朝廷规定，船只沉没必须立刻向当地官府申报备案，押运官不得耽误，要率领团队继续前进，沉没的铜料由下一只团队安排人手，替他打捞，他前面还有几个月路程，还有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 过三峡后，需要在湖北、湖南换船，进入京杭大运河要换成平底槽船，大运河冬季会结冰，一等又是两三个月，万廷石必须在结冰前进入北京，而船队到达天津已是初冬，河道已有薄冰，进入京城，在北海码头靠岸，移交给接应官员，再运往铸币局，然后装入国库。 整个过程万廷石花了9个月15天，他如期到达，但沉没的铜怎么办？按朝廷规定，铜运官把剩余的铜送到京城后，必须马上回到出事地点接着打捞，铜料全捞回，不会受罚，如果捞不起来，所差铜饼全要押运官赔偿。 万廷石在打捞地一干就是4年，打捞铜料逐一过秤，只有5万多斤，丢失铜料近2万斤，铜料由他赔偿，打捞工钱也是他来付，而此次押运他领到银两18000两，扣除沿途各项成本，剩余一半是自己的工钱，可连付打捞费都不够，他请求豁免赔偿，被云南巡抚拒绝，理由是：他家有房产，可以变卖了支付。  当万廷石回到家，他家已破败不堪，一去6年没消息，妻子不得已变卖老宅，盖草房和三个孩子过活，后来，云南府报请朝廷核准，免去他的全部赔偿，但他的仕途就此断送，可他不是滇铜京运历史上最倒霉的 1752年运铜船在汉口失火，35艘船全部沉入江底，酿出特大事故，押运官走投无路，当场拔出长刀，自刎谢罪解脱 结局最好的是禄劝县县令檀萃，他喜欢写诗作画，50岁当上铜运使，6万多斤纯铜沉没江底，只打捞起5万斤，他回到云南被就地革职，但他想的开，在云南游历，到书院讲学，帮当地编纂县志，先后写出6本府县志，写出《滇海虞衡志》，成为了解云南的必读教材。 百年铜运史当时，云南相当于知县的官吏只有80多人，除了年纪大，身体差，能力弱的，全省知县级官吏仅剩40人，除去常年在外运铜未归的20人，只有20人可选派，再除去一个县负有重要责任的正职官员，只有10人可派，以至于科举考试，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主考官，朝廷不得不紧急从外省调人。 滇铜京运每年集中运输4次，每次2只船队，来回十几个押运官在路上，那是云南地方官的得力人选，大多数运铜出问题的官员，结局都很凄惨，而那9个多月的大悲大喜，无人知晓。 从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开始，到咸丰三年（1853年）暂停，是114年，加上光绪初年到宣统三年结束的20年，滇铜京运的历史共有134年，云南数以千计的地方官，无论升迁或贬官，每个人的仕途无不和铜运紧密相连。 再辉煌的历史也有谢幕的时候，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内乱长达20余年，交通中断，鸦片战争后，大量白银外流，银和铜的比值上升，铜币迅速贬值，流通受阻，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铜运也销声匿迹。 结束后的一百多年，深山异常寂静荒凉，谁也想不到这里曾人声鼎沸，没人知道大山为何苍劲，也没人知道悬崖古道为何如此艰险，更没人知道会泽县城，怎样以单薄的身躯支撑起大清帝国的经济命脉，只有一枚巨大的古铜钱，提醒世人，这里有段非同凡响的过往 麟稀：通过阅读，换个角度看世界和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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