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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我们这批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回首当年的知青岁月，令人感慨万分！1969年3月，我下乡时才16周岁， 1976年12月离开农场时是24周岁，整整8个年头，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是在农场度过的，不管青春是有悔还是无悔，这一段难忘的青春年华，总是自己值得纪念的一段历史。那就留一些真实的文字记载下来，让后人去评说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吧。 艰苦生活 我们刚到连队时，条件十分艰苦，住茅草屋，没有电，点小煤油灯。在煤油灯下看书，时间长了，鼻孔里全是黑的。没有床，睡在用柳条编的篱芭上，下面打4根木桩。四周河里的水是咸的，我们吃的井水，是用牛车从几里路外另一个连队水井拉来。冬天很冷，零下18度，我们住的房屋内水结冰，我们2个人挤在一个被窝里睡觉，靠双方体温，互相取暖。洗澡、看电影要到农场场部，来回要步行20多华里，泥土路，高高低低，不好走。夏天经常发大水，连续下几天大雨后，到处一片汪洋。我们农场地势低洼，解放前，这里叫龙王荡，一片芦苇，无人居住。解放后，人民政府兴修水利，开挖多条河道，建立排水系统，这里才成为农场。但是如果连降大雨，来不及排水，还是会汪洋一片。庄稼全部被淹没，我们去食堂打饭都很困难，道路被水淹没了，只好慢慢摸索前行。我们每月工资15元，9元是伙食费，6元发给个人使用。18岁上下的年轻人，正是发育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平时劳动强度又大，9元钱的伙食标准，35斤粮食还是吃不饱。夏天蚊虫肆虐，疟疾病流行，俗称打摆子，许多知青都患过此病，我也患过，发起病来，高烧几天不退，全身发抖、怕冷，要盖几条被子，没有胃口，不想吃东西，一周时间才能恢复，终身难忘的经历。 连队种菜 刚到一连时，我在二排五班，吴伟铭是班长，我曾任副班长。连队领导安排我们班去菜园种菜。当时连队留场的场员（刑满的劳改犯）还没有走，我们就跟他们学种菜。记得第一次干活就是施肥，要用手抓着肥料给西瓜秧苗施肥。其实这些肥料就是晒干的人粪，开始很不习惯，在场员的示范下，不习惯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习惯。后来场员调走了，我们知青就自己种植、管理蔬菜园。菜园有80亩地，种植各种瓜果蔬菜，光西瓜就种有几十亩地。为了保护这些瓜果蔬菜，我们在田头搭了一个滚地龙棚子，晚上，我和吴伟铭就睡在棚内值班。晚上必须起来巡逻，也确实会有附近农村的老百姓来偷菜偷瓜，有时被我们赶走了，有时也被偷走一些，防不胜防。晚上睡在简易的滚地龙棚内，蚊虫叮、跳蚤咬，还有刮风下雨，好在白天干活累了，晚上倒头就睡。当时我水土不服，浑身起水泡，又痒又痛，涂紫药水、吃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平复。 我们班在菜园劳动，翻地、除草、播种、灌溉、施肥、打农药、摘瓜果等活儿忙得不可开交。班长吴伟铭处处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他也特别能团结全班战士，同心协力干好农活。由于我班表现突出，曾被评为全团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不久五班就被调到了大田排。 血洒秧田 有一年春季插秧大忙季节，我负责运送秧苗。在挑秧途中，自己不小心把脚趾踢在一块石头上，小脚趾上脚趾盖连肉掀掉一小块，顿时血流不止，半只球鞋都是鲜血。赶紧到连队卫生所包扎，卫生员赵红平很仔细地给我清洗伤口，消毒、上药并包扎好。当时我完全可以趁机休息几天，但自己已是大田排排长，大忙季节，人手特别紧，你少干活了，别人就要多干活。轻伤不下火线，我就在伤口上再包一层塑料薄膜又下水田运送秧苗了。好在当时年轻，身体好，抵抗力强，尽管浸泡在泥水之中，但我的伤口也没有发炎感染，过几天就自然愈合了。要感谢赵红平同学清创非常及时、干净，令我至今难忘。 沂河抢收 记得是1971年6月麦收季节，天气连续阴雨。沂河塘数万亩麦田，大型联合收割机（康拜因）无法下田收割麦子，而上游沂蒙山的洪水又将提前下来，团部紧急动员全团知青奔赴沂河塘人工抢收麦子。我们也被派去六营靠近入海口的沂河塘抢收麦子。当时我们来回都是步行，单程就有近40华里。一登上沂河大堤，只见河塘里都是人，割的割，运的运，收下来的麦子都堆放在沂河大堤上，天还下着小雨，一望无际的麦田，哪里来得及抢收啊！两天以后，听说上面的洪水马上要下来了，让我们撤退，我们排着队，唱着歌，踏上返程。回到连队天已近半夜，大家摊开铺盖，倒头就睡。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连长张友和又来喊我们出发，说团部又来命令，继续赴沂河塘抢收麦子。可能考虑到知青们赶了半夜的路，当天还要下河塘割麦，团部派来了带拖车的拖拉机送我们去沂河塘。等我们再度来到沂河塘，天空依然下着雨，河中水位已开始上涨，上级要求只要收割麦穗，收多少，算多少。这一年由于老天爷作祟，农场损失惨重，很多麦子没来得及收上来，抢收上来的麦子被雨淋后，也发黑发霉，当年我们知青吃的面粉都是这种劣质面粉，一星期只吃一次米饭，每顿都是霉面馒头和面皮汤，吃得我都倒胃口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想再吃面食。
夏收脱粒 尽管农场有大型收割机下麦田收割，但由于天气或其他一些原因，每年还有很多麦子是人工收割的，堆放在大场上另行脱粒。一台大型脱粒机需一个排的劳力为它服务，有人运送麦捆，送至机器口，人工送进脱粒口，出来的麦粒和麦草再由专人负责装麻袋和运送到大场边堆成草垛。这种大型脱粒机我们称之为“饿狼”，一旦开动起来，就需要我们用手源源不断地往脱粒口输送未脱粒的麦捆。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最脏最辛苦的是在脱粒口往里喂麦子的人，噪音大，灰尘浓，带着口罩、帽子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当时我们是分两班连续工作，6个小时一班，机器不停，人员轮换。但由于劳动强度大，每天休息时间少，所有人都感觉吃不消。机器稍有故障停下检修，干活的知青全都就地躺倒下在草堆上打瞌睡。每次换班，我们当排长、班长要把大家叫醒，实在有点不忍心，但也没有办法。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场景一辈子难以忘怀。 沂河筑堤 每年我们男知青最艰苦的劳动就是10月份赴沂河塘筑海堤，一般需两周左右时间，我也去过几次。我营的任务是打19号口子，这个口子最深最难打，有一年连续封堵三次才完全合拢缺口。打海堤开头几天最辛苦，那时口子还没合拢，每天海潮涨潮漫进来，大家早上趟水去工地上工，有时候天还下雨，身上衣裤全湿了。用麻袋抬土，道路泥泞，又烂又滑，只能光脚抬土走路。到处都是芦苇根，几乎每人的脚都被扎伤过，为赶在农历八月十八大潮前将口子合拢，常常是天未亮就出工，天黑了才摸黑返回。我记得还曾睡在工地的滚地龙棚子里。潮水上涨时，为确保大堤口子不塌方，知青们曾手拉手跳入海水中用身体筑成一道挡潮的堤坝，反正20世纪90年代抗洪救灾的那些场面，我们早就在70年代就经历过了。 肩膀起血泡，脚上开口子，每天高强度劳动，一身水一身泥，工地上没有开水喝，没有厕所，吃饭是从几里路外的连队运送到工地，往往吃的饭菜都是冷的。很多知青生病了，我也患过急性肠胃炎，但大家都带伤、带病坚持在工地上，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当逃兵。就这样，千百位知青用自己的青春热血，铸就了当年的沂河塘海堤，确保海水不倒灌进来，几万亩粮田能及时播种、生长出产。这一段经历，对每一位知青都是刻骨铭心的。 战胜饥饿 刚到农场的几年，由于劳动强度大，伙食又差，我们正处于长身体时期，所以总感觉饿，吃不饱，想尽办法搞点东西充饥。家里给我们寄来一些食品，每次回家探亲又带回许多食品，星期天，我们还到周边集市上去购买排骨、猪肝（当地农民不爱吃），回来自己加工食用。下乡前，除了猪肉，其他动物的肉我是不吃的，但到了五图河后，几乎什么肉都吃过，如：狗、驴、水牛、野鸡、野兔、大雁、老鹰等等。 当时，大家的食量还特别大，一顿吃一斤多米饭，一斤猪肉，或者一大盆粥加几个包子、馒头，都不在话下。我们把自己称为“饿虫”，为了与饥饿作斗争，几乎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冬天晚上实在饿了，烧几棵自己种的大白菜吃吃，晚上去食堂拿冷馒头，去小卖部敲门买油京果、丰收饼。后来连队食堂实行饭菜票制度，菜肴的品种也增多了。另外，知青们有了小煤油炉子，方便自己加工烧煮食品，大家的饥饿状况才逐步改善。无锡知青顾振坤是制作煤油炉的高手，他利用一些用过的麦乳精罐头，白铁皮为大家制作过一大批煤油炉。同时，知青们当时都是互相关心，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是共同分享，艰苦环境下凝聚起的这种真诚友谊也令人终生难忘。 采购物品 下过乡的知青，大部分都患有关节炎等疾病，原因是每年早春冒着寒冷下水田劳作。冬季兴修水利、上河工，也往往是光脚，踏着冰碴下水劳作，劳动结束去河边洗脚，双脚已冻得麻木了。后来大家发现有一种长筒农田靴可以穿着下水田劳动，可这种长筒农田靴市场上很难买到。后来打听到盐城市的商店有货供应，我父母正好下放在盐城附近插队，我就多次让家中代购寄来连队，为大家提供劳动防护。我每次回家探亲，也会帮有需要的农友代购当时相当紧缺的橡胶靴。 连队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当时连云港有了电视台，可电视机是紧俏商品，市场上难以购到。连队有意向购一台电视机，后来我托父亲四处想法，终于在盐城购到一台国产的电视机。为确保收看效果，父亲还特地请专人定制了一副室外天线。得知这一好消息，我马上回家取货。出于一路安全的考虑，父母还让我小妹专程一起将电视机和天线护送到连队。 电视机和室外电线到了连队，卫生员陆明伟等人早已竖好天线杆，迫不及待地安装天线，调试电视台。当大家终于收看到清晰的电视节目时，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从此，我们每晚都可以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等重大新闻节目，大家都是第一时间看到的。当时，一连也算是全农场最早拥有电视机的连队之一。
灌云告状 由于我们一连位于农场的最西端，靠近图河公社的一些生产队，当地老百姓普遍很贫穷，经常有人到农场连队来偷庄稼果实，我们知青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不时与一些农民发生冲突。1975年7月5日晚，附近人民大队的老百姓有组织地跑到我们秧田里偷秧，当我们连队知青出面阻拦时，反而遭到他们的殴打，蒋伟新等同志还被打伤送进了医院。当晚一连的男知青基本都起来了，追到老百姓的村庄边，不过大家还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没有冲进村庄，没让事态进一步扩大，而是找到当地的大队干部反映情况。事后，连队知青干部和人民大队干部进行交涉，同时也向我们营、团上级组织汇报。7月11日上午，我和朱毅成（连队指导员）、姚海明一起赴图河公社找党委刘书记反映情况，没有找到。第二天我们就组成一告状团，直接奔赴灌云县城，下午找到县委朱副书记。朱副书记听我们反映情况后，表示要派人调查处理。他的答复还不能使我们满意，当晚我们就在灌云旅社住下，并商量下一步对策。7月13日，我赶回农场向营、团领导汇报情况，当天又赶回灌云县城，大家决定要用大字报的方式反映我们知青的正义诉求。7月14日，我们就把写好的大字报贴在灌云县城繁华之处，7月15日，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留守灌云县城继续大造革命舆论，另一路人马直奔涟水县城，淮阴地委三级干部会场，去找灌云县委一把手沈存珀书记。当天我们赶到涟水并找到沈书记，他热情接待了我们，听取我们的情况汇报后，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此事。他还专门写了一便条，叫我们带回灌云县委面交朱副书记，听了他的表态，我们才放下心来。事后，当地政府也确实对有关当事人进行了严肃处理，我们的灌云告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记得当年一起赴灌云告状的连队知青有姚海明、唐克平、吴锦煌等。 忆周卫东 周卫东是从外连调入一连的一位无锡知青，最初他被分配在养牛班铡草，后来调入我们大田排二排五班，当时周任副班长，顾振坤是班长，我是二排排长，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劳动，朝夕相处数年，结下深厚农友情谊。周卫东很能吃苦，肯干，往往最苦最累的活他都抢着干，从无怨言。我和周卫东、顾振坤、汤可可、沈小军几个平时吃饭就在一个脸盆里，互相谦让，谁都不会多吃一点，最后一个吃完的人负责洗脸盆。有时候食堂里打回来的饭菜吃不饱，我们就用饭菜票再去买一些回来，我们戏称叫做“二次战役”，有时还会“三次战役”。 有一年我排负责管理11号地块的水稻田，该地块最南边的一块稻田长势不好。我和周卫东就把这块田地作为我俩的试验田，利用休息日和其他一些空闲时间，给该地块水稻施肥、拔草、耘稻等。当时是夏季中午，我俩放弃午休，冒着高温，在水稻田劳作，稻田里的水被晒得发烫。傍晚大部队收工后，我们再去试验田劳动一段时间，等我们回到连队，大家都吃过晚饭在外面纳凉了。在我俩的精心护理下，该块试验田的水稻长势有明显改善。周卫东和沈小军后来都当了排长。 当年知青大规模回城，周卫东没有回无锡，而是去了连云港，他的姐姐、姐夫在连云港港务局工作，他后来还当了港务局下属某分公司的工会主席。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回无锡也会来找我们，我们去连云港他也会来与我们见面。有一年我因公出差赴连云港，打他手机，是他夫人接的电话，说他正在医院治病，不方便接电话，我就心中一咯噔，感觉不是好兆头。2017年沈小军重回农场，再次联系他，听说他已因病去世了。听到此消息，我们都很悲痛。一位好兄弟、好战友就这样先我们而去了，愿他在天堂一切安好！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知青干部 在农场当知青干部，没有多一分钱工资，还要多干活，尤其在农忙时，每天都是起早带晚，按排好工作，自己带头苦干，以身作则，带动大家。晚上，劳累了一天，其他人可以休息，干部还要开会，找一些同志谈心，关心生病的同志。平时，重、脏、累、苦活，知青干部都是抢先承担，只有这样，知青干部在群众才享有威信，说话才有人听。除了生产劳动，知青干部还要组织大家政治学习，当时的政治学习特别多，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早上要出操，晚上要点名，有时还会搞紧急集合。班排之间要评比，彼此不甘落后，干部就当得很累。当然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得到锻炼和提高。当一名排长，要管理40人左右，幸好我排几位班长都很优秀，相互之间配合十分默契，我们排一直是先进集体。我和这些知青骨干在患难之中建立的友谊，使我们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要求入党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这些英雄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下放农场后，我一直积极要求上进，渴望能加入党组织。但我在农场8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加入党组织。并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由于我祖父的历史问题。当时入党政审要求很严，我一直是连队党支部发展培养对象，1973年，连队党支部就发展我入党，党支部大会已经通过了，报请上级党委批准，没有通过。上级党委意见，需要长期考验。我当时任排长，我排一位女副排长就被批准入党了，我很羡慕。以后连队多位排长、班长也入党了，我这位连队主力排排长就是入不了党。连队党支部领导多次向上级党委反映，也是无济于事。1975年，连队领导调我任连队技术员，协助连队领导抓全连生产。我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争取加入党组织，当年我还被推选参加全省知青代表大会，觉得很光荣，后来还当上了农场团委委员，我决心要扎根农场，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1976年，入党还是无希望，连队领导和知青们一致推荐我上大学，1976年年底，我离开了农场，当上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农场日记 在农场时，我曾断断续续记过一些日记，现在还珍藏着4本当年的日记本。翻阅这几本日记本，文字之间充满着豪情壮语，记录了当年斗私批修自我思想改造的心路历程。当然也记载了一些当年工作、学习、生活的情况，知青们互相关心帮助的点点滴滴。当时劳动很艰苦，记日记往往是休息天或下雨天不出工时所记，很多日记是事后补记，也有的是一周或半个月一起汇总写一段文字。我的日记内容都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几乎没有什么消极和不健康的内容。日记中涉及到大量的人和事也都是我8年知青生涯中许多难忘的事情，对一些关心和帮助过我的领导、战友，我心里永存感恩之情。 这几本日记本，对我撰写回忆文章很有帮助。我会永远珍藏这4本珍贵的日记本。 2019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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